我爷爷是1960年6月去世的，当时我才四岁，并没有留下记忆。我对于爷爷的认知都来自于老家宿松县泊湖之滨，凿山染屋堂爷瑞文的口头介绍。那时我和哥哥随在县针织厂当工人的母亲，于县城北门街官驿弄周家租房住，父亲是陈汉区任首任税务所长。
爷爷，名文彬，字雅风，谱名张显训，生于1897年。因兄弟四人中排行为二，又因民国期间，爷爷在杨福岭小集镇街上开了个肉店，自任屠工，又是老板兼账房，所以方圆几里地的里民，都习惯称他为“二先生”。
“二先生”经营肉店，生意也算兴隆，赚了一些钱，至1949年春节结账时，赊给里民的猪肉已达万余斤(土改时被充公)。所赚之钱，全家乡置田买地，请长工、短工负责打理。他自己主要经营肉店，对家里的田地庄稼并不用怎么操心，只有农忙店闲时，才回家同长工、短工们一起下田干些农活。这在当时，家有田地才是农民普遍的奢望，毕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同今天暴发户们卖豪车、置洋房一样，一个时代的人们有一种时代追求，一个社会的百姓有一种社会价值观，无关乎思想先进与落后，更谈不上剥削压迫人民，至少爷爷是如此。
就因地多些，1949年新中国建立，土改时爷爷被划为了地主。
爷爷虽是个地主，族人说他是位开明的地主。他身材魁梧力气也过人，个性耿直说一不二，是全屋场的一屋之主，也是族人中的重要人物。东家婆媳吵架，西家兄弟纠纷，邻屋与本屋水利灌田上闹矛盾等，都由爷爷上前出面协调处理。有次，村里邻居为了隙基空场的界址，先口角争论，后动起手来，双方都有负伤，涉及到法理和医药费问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后共请到爷爷进行评判调解，期望主持公平。
爷爷两边多次做思想工作，一时都难说服，后来想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让双方满意。一方治伤花去十块大洋，另一方花了十三块大洋，爷爷对一方说，另一方打算如数陪钱，十块大洋已交给我了，全屋都是一家人，陪钱以后事就算了，不可再生事端。爷爷又对另一方说同样的道理，并把钱付给了两方。爷爷叮嘱，得理要饶人，不准再相提。两家人基本满意了，一场风波被压下，他们却不知道，付给这两家的钱都是爷爷自掏腰包。
爷爷能当上地主，主要原因是他在杨福岭开了个杀猪卖肉的店铺，经年日久，有了些盈利。爷爷为人诚实、经营公平，从不斤斤计较，四乡八里的里民都信得过，都乐意来店里做生意。肉店也很火红，虽不是日进斗金，但也挣了些钱。挣了钱后就在家里置地买田，但究竟有多少田地?瑞文爷爷说，田地都在附近，围着爷爷的田地走，每坵田地都走一圈，要走一上午。他还说，你爷爷十个铜钱攒起来，雷打不动，攒了钱就去购置田地，一分一亩，一坵一块，慢慢的、爷爷掌握的土地就日渐多起来，家里请了几个长工，短工打理田地，农忙也来打理。例如种芝麻时，怕别人撒播不均匀，他就亲自下田。
土改运动到来，我爷爷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地主。
解放后，我们兄妹六人上学、工作上倒没受到爷爷地主身份的多大影响，但父亲兄弟二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文文化大革命”，每次运动到来，都拿他们开刀，被批斗的尤其厉害。伯父1960年下半年，被诬为“反攻倒算”、翻土改案，1964年“四清”运动结案，被开除国家教师公职，戴上了“地主份子的帽子”，开除屋籍，一家七口人被驱赶出屋场，迁到外屋居住，监督劳动，经常挨批斗。其名下土改时分得的房屋，连同我父亲的房屋一同被拆毁，材料运往当地政府盖公房(1979年平反恢复公职)。父亲因是同胞兄弟，政治上也受到牵连，在任陈汉税务所长时，于1961年受到审查，开始将我母亲及我兄弟二人，清理下放农村，由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后来运动升级，有人无中生有，指控我父亲有反攻倒算行为，有阶级立场不稳的表现、还说包庇坏份子王文江进行投机倒把。于1965月8月，父亲被调回县局，就以上问题进行内部审查。结果审查无果，县局在机关干部职工会上虽予以平反和形成文件发到全县各税务所，同时抄送陈汉区政府及各陈汉各乡镇人民政府，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并未按干部管理权限结案。也许是那时的法治不健全，人为的政治因素干扰，最后在1969年9月，父亲含冤被下放到北浴公社担任一般的公社助理员。尽管如此，父亲在谈起爷爷时并没有丝毫怨言，仍是很自豪的样子。爷爷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他重视文化、尊重读书人。省吃俭用把伯父送到省城(在安庆市)东南高中就读，父亲也被送到县城读书，父亲能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当初爷爷送他到城里读书不无关系。
说爷爷是个开明地主，指他谈不上是剥削阶级，他对长、短工特别好，工钱付的及时，且足额发放，赶上好收成，还有额外奖励，比起今天的老板们，犹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爷爷亲自到田里带头做工，长、短工干啥他干啥，甚至比长、短工还能干，因为他有力气。爷爷对邻里穷人，特别友善，有次九叔跟我说：“你爷爷对穷人很好，有年冬天，他家里揭不开锅，晚上全家很少吃晚饭，大人咬咬牙，勒紧库带，早点上床睡，孩子就不行了，哇哇哭叫着喊饿。九叔便打发婶娘，到吃晚饭时辰拿个碗，到上屋爷爷家去要点饭，说是为“粘隔布”(旧时用饭汤粘布的土语)好做鞋。奶奶便去厨房盛给婶娘，婶娘在歺厅桌边等，待奶奶把盛的碗送出来，婶娘接过碗时，爷爷便叫住，一看碗里有一半红芋一半饭时。便说：太少了!重盛!并指示奶奶：要全部盛米饭，不得盛红芋。待婶娘端着碗离开后，他说堂侄子家肯定没煮晚饭，因借米糆太多，不好开囗了，是以粘隔布做鞋为借口，搞点饭回去，再加点菜和红芋当一歺晚饭，你怎么看不出啊?
民国五年(1916)，县府议会和地方维缮局未雨绸缪，倡导地方机构捐存稻谷以备灾荒。爷爷的父亲张自兴捐谷一百担，存于公仓，爷爷19岁，亲自推花车(木制独轮车)送粮，每车600多斤稻谷送到乡储仓。民国七年(1918)夏、宿松山区山洪暴发，内湖水位上涨，泊湖一带，田地庄稼颗粒无收、市场上米价高涨，里民生活十分困难，很多人家都揭不开锅。爷爷就开仓赈灾，使屋场几百人口，在大灾之年无人外出逃荒要饭。民国二十三年(1934)，松兹(宿松古代称为“松兹”)大地五月初至八月底不雨，早情极为严重，庄稼基本无收，不少农民拖儿带女，卷铺盖外出逃荒要饭，老弱病残则靠慈善机构施粥维生。此时，爷爷在父亲张自兴的安排下，兄弟几人齐上阵，于道旁构茅舍，闹市兴草棚，派人广施饭、粥、汤、面，让灾民渡过难关。……很多历史都成了故事，也许现代已少有人记起，也许经历此事的乡邻大都做古，但我坚信爷爷是个好人，是个好地主、开明的地主。
有一年，外地强盗几人邀约，计划劫掠“二先生”家。他们找到一位本地人吴九，想让吴九做向导，约定某月某日晚，埋伏在杨福岭通往染屋路途中的破窑里，待“二先生”晚上从杨福岭屠店回染屋的途中，路过破窑前下手绑票，再由其带领入张宅进行抢劫。想不到吴九也受到过张家恩惠，第二天，吴九反请强盗们喝酒，并说：张家素来孝悌、乐善好施，我们深受张家恩惠，如果抢了张家，里人会失去部分依靠，请各位三思。接着吴九说出张家所积的德善之事，感动了外地强盗，他们说：如你所言，倒显得我们不义了，怎好敢轻举妄动?传言抢了大善之家会有大祸。当即打消了抢劫的念头，离开了。张家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避开了一场弥天大祸!两年后，当年为吴九置办酒席的荞麦岭(乔木小集镇)酒店老板，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家，张家大为感激吴九，还出钱给吴九买地盖房，且馈赠丰厚。吴九也得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就叫：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
1938年春，共产党员宿松早期革命骨干詹大金，依游医身份为掩护，在湖区建立了宿松第一支抗日武装。他在泊湖一带的金塘、下仓、九城等地，沿湖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成立了一支三十余人参加的自卫队，拥有长枪十余支，活动在太湖、宿松、望江三县沿湖一带。6月，“太、宿湖区军民联合办事处”，在宿松湖区洪家岭成立，詹大金任主任，石墨华(宿松程岭人)任副主任，詹仲文(湖北黄冈人)任政委，吴佩剑任秘书，张大刚任文书，属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张体学部领导。张体学即派曾少怀、桂平带领一连武装来湖区，协助詹大金开展抗日活动。在泊湖一带打游击，做群众基础工作，属新四军独立五营曾少怀领导。九月，新四军七师挺进团八百余人开赴湖区，挺进团团长林维先，将“宿望湖区独立大队”改编为“宿望湖区独立团。”团部举行庆贺，买了几十头猪，准备给部队加餐。当时便把东乡泊湖之滨的几位杀猪能手，全招来杀猪，“二先生”也是被招来杀猪的之一，义务为部队杀猪，并因此得到部队首长的赞扬和战士们的夸奖。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后，挥师南下，挺进大别山，解放了宿松部分地区，华北地方干部参加南下工作队，九月到六安，十一月到岳西天堂镇(当时中共皖西区委住在那里)，然后到中共皖西一地委驻地太湖。陈中和等南下工作队，被地委分配到宿松工作，在朱家肉铺(陈汉西源)与先来的左达县长汇合。1947年11月中共宿松县委、县民主政府在黄大口成立。左达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式楷任县委副书记，陈中和在华北就是县委委员，因此仍任原职。宿松县民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开辟山区工作，牢牢掌握这个阵地，尔后逐步深入平原，建立人民政权，发动群众，反霸、扩军、搞好税收，支援皖西分区。根据这个方针和任务，以南下山东建国学院干部和随军办事处人员组成县政府机关，孙华屏为秘书兼税收科长，张建华为助理，负责文书工作，以郝育贤为财粮科长，李洪涛为副科长，县府直接掌握二十团八连，随县府活动兼顾解放区成立的第一区(二郎区)民主政府、第二区(凉亭区)民主政府。1948年元月，调整为四个区：第一区(陈汉区)、第二区(二郎区)、第三区(凉亭区)、第四区(河塌区)。由于四区(河塌)没有合适人选，县委决定由陈中和兼任四区书记，区长是桑志祥，李鸿涛是县财粮科副科长、兼四区财粮员，张修德是区委组织委员，宋玉华是一般干部。元月底或2月初，傅大章来到宿松，2月或3月林燃、梁维玉也到了宿松。傅任县委书记，林、梁分别任宣传、组织部长。
四区和三区是以太宿公路划界。路北是三区，路南是四区。四区范围很大，东至太宿边界，南抵许岭、九姑沿湖，西达宿松县城郊。由于这个区是丘陵地带，宿松的主要粮产区，又是太宿公路沿线，因此，争夺非常激烈。
县委、民主县政府为了发动群众，在四区开展打土豪、分浮财运动。通过宣传发动群众，发现积极分子，建立堡垒户、联络点。对工商业实行保护，设卡收税。区政府驻地不固定，在东靠山、王家油铺、周屋、李屋、高岭、韭山、长岭铺、乔木、以及太湖县的太平等地都住过。
一日，第四区陈中和书记的部下带领人员来程岭地区收税，走到凿山杨福岭“二先生”的肉店，说明来意后，“二先生”慷概解囊，完成税收后，并捐资数百银。
1949年，建立新中国。土改时爷爷被划为地主，经常挨批斗。那时法律不健全，当年宿松第四区区委书记陈中和、区长是桑志祥，县财粮科副科长、兼四区财粮员李鸿涛，区委组织委员张修德(土改时任当地区长)等领导对爷爷也熟悉，有的干部知道“二先生”慷概解囊，完成税收后，并捐资数百银，也算对革命有点贡献，担心爷爷被地方势力错杀，便把爷爷送到农场进行劳教，实则是保户起来。爷爷在农场生产劳动，主要是为农场放牛，父亲每月从邮局汇一定金额的款项，给爷爷零用。1960年，全国缺粮，农场也缺吃，便将爷爷送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1960年6月去世，享年63岁。
爷爷，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开明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