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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是个地主

时间:2024-03-09    来源:馨文居    作者:张晓钟  阅读:

  我爷爷是1960年6月去世的,当时我才四岁,并没有留下记忆。我对于爷爷的认知都来自于老家宿松县泊湖之滨,凿山染屋堂爷瑞文的口头介绍。那时我和哥哥随在县针织厂当工人的母亲,于县城北门街官驿弄周家租房住,父亲是陈汉区任首任税务所长。

  爷爷,名文彬,字雅风,谱名张显训,生于1897年。因兄弟四人中排行为二,又因民国期间,爷爷在杨福岭小集镇街上开了个肉店,自任屠工,又是老板兼账房,所以方圆几里地的里民,都习惯称他为“二先生”。

  “二先生”经营肉店,生意也算兴隆,赚了一些钱,至1949年春节结账时,赊给里民的猪肉已达万余斤(土改时被充公)。所赚之钱,全家乡置田买地,请长工、短工负责打理。他自己主要经营肉店,对家里的田地庄稼并不用怎么操心,只有农忙店闲时,才回家同长工、短工们一起下田干些农活。这在当时,家有田地才是农民普遍的奢望,毕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同今天暴发户们卖豪车、置洋房一样,一个时代的人们有一种时代追求,一个社会的百姓有一种社会价值观,无关乎思想先进与落后,更谈不上剥削压迫人民,至少爷爷是如此。

  就因地多些,1949年新中国建立,土改时爷爷被划为了地主。

  爷爷虽是个地主,族人说他是位开明的地主。他身材魁梧力气也过人,个性耿直说一不二,是全屋场的一屋之主,也是族人中的重要人物。东家婆媳吵架,西家兄弟纠纷,邻屋与本屋水利灌田上闹矛盾等,都由爷爷上前出面协调处理。有次,村里邻居为了隙基空场的界址,先口角争论,后动起手来,双方都有负伤,涉及到法理和医药费问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后共请到爷爷进行评判调解,期望主持公平。

  爷爷两边多次做思想工作,一时都难说服,后来想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让双方满意。一方治伤花去十块大洋,另一方花了十三块大洋,爷爷对一方说,另一方打算如数陪钱,十块大洋已交给我了,全屋都是一家人,陪钱以后事就算了,不可再生事端。爷爷又对另一方说同样的道理,并把钱付给了两方。爷爷叮嘱,得理要饶人,不准再相提。两家人基本满意了,一场风波被压下,他们却不知道,付给这两家的钱都是爷爷自掏腰包。

  爷爷能当上地主,主要原因是他在杨福岭开了个杀猪卖肉的店铺,经年日久,有了些盈利。爷爷为人诚实、经营公平,从不斤斤计较,四乡八里的里民都信得过,都乐意来店里做生意。肉店也很火红,虽不是日进斗金,但也挣了些钱。挣了钱后就在家里置地买田,但究竟有多少田地?瑞文爷爷说,田地都在附近,围着爷爷的田地走,每坵田地都走一圈,要走一上午。他还说,你爷爷十个铜钱攒起来,雷打不动,攒了钱就去购置田地,一分一亩,一坵一块,慢慢的、爷爷掌握的土地就日渐多起来,家里请了几个长工,短工打理田地,农忙也来打理。例如种芝麻时,怕别人撒播不均匀,他就亲自下田。

  土改运动到来,我爷爷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地主。

  解放后,我们兄妹六人上学、工作上倒没受到爷爷地主身份的多大影响,但父亲兄弟二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文文化大革命”,每次运动到来,都拿他们开刀,被批斗的尤其厉害。伯父1960年下半年,被诬为“反攻倒算”、翻土改案,1964年“四清”运动结案,被开除国家教师公职,戴上了“地主份子的帽子”,开除屋籍,一家七口人被驱赶出屋场,迁到外屋居住,监督劳动,经常挨批斗。其名下土改时分得的房屋,连同我父亲的房屋一同被拆毁,材料运往当地政府盖公房(1979年平反恢复公职)。父亲因是同胞兄弟,政治上也受到牵连,在任陈汉税务所长时,于1961年受到审查,开始将我母亲及我兄弟二人,清理下放农村,由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后来运动升级,有人无中生有,指控我父亲有反攻倒算行为,有阶级立场不稳的表现、还说包庇坏份子王文江进行投机倒把。于1965月8月,父亲被调回县局,就以上问题进行内部审查。结果审查无果,县局在机关干部职工会上虽予以平反和形成文件发到全县各税务所,同时抄送陈汉区政府及各陈汉各乡镇人民政府,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并未按干部管理权限结案。也许是那时的法治不健全,人为的政治因素干扰,最后在1969年9月,父亲含冤被下放到北浴公社担任一般的公社助理员。尽管如此,父亲在谈起爷爷时并没有丝毫怨言,仍是很自豪的样子。爷爷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他重视文化、尊重读书人。省吃俭用把伯父送到省城(在安庆市)东南高中就读,父亲也被送到县城读书,父亲能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当初爷爷送他到城里读书不无关系。

  说爷爷是个开明地主,指他谈不上是剥削阶级,他对长、短工特别好,工钱付的及时,且足额发放,赶上好收成,还有额外奖励,比起今天的老板们,犹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爷爷亲自到田里带头做工,长、短工干啥他干啥,甚至比长、短工还能干,因为他有力气。爷爷对邻里穷人,特别友善,有次九叔跟我说:“你爷爷对穷人很好,有年冬天,他家里揭不开锅,晚上全家很少吃晚饭,大人咬咬牙,勒紧库带,早点上床睡,孩子就不行了,哇哇哭叫着喊饿。九叔便打发婶娘,到吃晚饭时辰拿个碗,到上屋爷爷家去要点饭,说是为“粘隔布”(旧时用饭汤粘布的土语)好做鞋。奶奶便去厨房盛给婶娘,婶娘在歺厅桌边等,待奶奶把盛的碗送出来,婶娘接过碗时,爷爷便叫住,一看碗里有一半红芋一半饭时。便说:太少了!重盛!并指示奶奶:要全部盛米饭,不得盛红芋。待婶娘端着碗离开后,他说堂侄子家肯定没煮晚饭,因借米糆太多,不好开囗了,是以粘隔布做鞋为借口,搞点饭回去,再加点菜和红芋当一歺晚饭,你怎么看不出啊?

  民国五年(1916),县府议会和地方维缮局未雨绸缪,倡导地方机构捐存稻谷以备灾荒。爷爷的父亲张自兴捐谷一百担,存于公仓,爷爷19岁,亲自推花车(木制独轮车)送粮,每车600多斤稻谷送到乡储仓。民国七年(1918)夏、宿松山区山洪暴发,内湖水位上涨,泊湖一带,田地庄稼颗粒无收、市场上米价高涨,里民生活十分困难,很多人家都揭不开锅。爷爷就开仓赈灾,使屋场几百人口,在大灾之年无人外出逃荒要饭。民国二十三年(1934),松兹(宿松古代称为“松兹”)大地五月初至八月底不雨,早情极为严重,庄稼基本无收,不少农民拖儿带女,卷铺盖外出逃荒要饭,老弱病残则靠慈善机构施粥维生。此时,爷爷在父亲张自兴的安排下,兄弟几人齐上阵,于道旁构茅舍,闹市兴草棚,派人广施饭、粥、汤、面,让灾民渡过难关。……很多历史都成了故事,也许现代已少有人记起,也许经历此事的乡邻大都做古,但我坚信爷爷是个好人,是个好地主、开明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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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外地强盗几人邀约,计划劫掠“二先生”家。他们找到一位本地人吴九,想让吴九做向导,约定某月某日晚,埋伏在杨福岭通往染屋路途中的破窑里,待“二先生”晚上从杨福岭屠店回染屋的途中,路过破窑前下手绑票,再由其带领入张宅进行抢劫。想不到吴九也受到过张家恩惠,第二天,吴九反请强盗们喝酒,并说:张家素来孝悌、乐善好施,我们深受张家恩惠,如果抢了张家,里人会失去部分依靠,请各位三思。接着吴九说出张家所积的德善之事,感动了外地强盗,他们说:如你所言,倒显得我们不义了,怎好敢轻举妄动?传言抢了大善之家会有大祸。当即打消了抢劫的念头,离开了。张家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避开了一场弥天大祸!两年后,当年为吴九置办酒席的荞麦岭(乔木小集镇)酒店老板,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家,张家大为感激吴九,还出钱给吴九买地盖房,且馈赠丰厚。吴九也得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就叫: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

  1938年春,共产党员宿松早期革命骨干詹大金,依游医身份为掩护,在湖区建立了宿松第一支抗日武装。他在泊湖一带的金塘、下仓、九城等地,沿湖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成立了一支三十余人参加的自卫队,拥有长枪十余支,活动在太湖、宿松、望江三县沿湖一带。6月,“太、宿湖区军民联合办事处”,在宿松湖区洪家岭成立,詹大金任主任,石墨华(宿松程岭人)任副主任,詹仲文(湖北黄冈人)任政委,吴佩剑任秘书,张大刚任文书,属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张体学部领导。张体学即派曾少怀、桂平带领一连武装来湖区,协助詹大金开展抗日活动。在泊湖一带打游击,做群众基础工作,属新四军独立五营曾少怀领导。九月,新四军七师挺进团八百余人开赴湖区,挺进团团长林维先,将“宿望湖区独立大队”改编为“宿望湖区独立团。”团部举行庆贺,买了几十头猪,准备给部队加餐。当时便把东乡泊湖之滨的几位杀猪能手,全招来杀猪,“二先生”也是被招来杀猪的之一,义务为部队杀猪,并因此得到部队首长的赞扬和战士们的夸奖。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后,挥师南下,挺进大别山,解放了宿松部分地区,华北地方干部参加南下工作队,九月到六安,十一月到岳西天堂镇(当时中共皖西区委住在那里),然后到中共皖西一地委驻地太湖。陈中和等南下工作队,被地委分配到宿松工作,在朱家肉铺(陈汉西源)与先来的左达县长汇合。1947年11月中共宿松县委、县民主政府在黄大口成立。左达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式楷任县委副书记,陈中和在华北就是县委委员,因此仍任原职。宿松县民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开辟山区工作,牢牢掌握这个阵地,尔后逐步深入平原,建立人民政权,发动群众,反霸、扩军、搞好税收,支援皖西分区。根据这个方针和任务,以南下山东建国学院干部和随军办事处人员组成县政府机关,孙华屏为秘书兼税收科长,张建华为助理,负责文书工作,以郝育贤为财粮科长,李洪涛为副科长,县府直接掌握二十团八连,随县府活动兼顾解放区成立的第一区(二郎区)民主政府、第二区(凉亭区)民主政府。1948年元月,调整为四个区:第一区(陈汉区)、第二区(二郎区)、第三区(凉亭区)、第四区(河塌区)。由于四区(河塌)没有合适人选,县委决定由陈中和兼任四区书记,区长是桑志祥,李鸿涛是县财粮科副科长、兼四区财粮员,张修德是区委组织委员,宋玉华是一般干部。元月底或2月初,傅大章来到宿松,2月或3月林燃、梁维玉也到了宿松。傅任县委书记,林、梁分别任宣传、组织部长。

  四区和三区是以太宿公路划界。路北是三区,路南是四区。四区范围很大,东至太宿边界,南抵许岭、九姑沿湖,西达宿松县城郊。由于这个区是丘陵地带,宿松的主要粮产区,又是太宿公路沿线,因此,争夺非常激烈。

  县委、民主县政府为了发动群众,在四区开展打土豪、分浮财运动。通过宣传发动群众,发现积极分子,建立堡垒户、联络点。对工商业实行保护,设卡收税。区政府驻地不固定,在东靠山、王家油铺、周屋、李屋、高岭、韭山、长岭铺、乔木、以及太湖县的太平等地都住过。

  一日,第四区陈中和书记的部下带领人员来程岭地区收税,走到凿山杨福岭“二先生”的肉店,说明来意后,“二先生”慷概解囊,完成税收后,并捐资数百银。

  1949年,建立新中国。土改时爷爷被划为地主,经常挨批斗。那时法律不健全,当年宿松第四区区委书记陈中和、区长是桑志祥,县财粮科副科长、兼四区财粮员李鸿涛,区委组织委员张修德(土改时任当地区长)等领导对爷爷也熟悉,有的干部知道“二先生”慷概解囊,完成税收后,并捐资数百银,也算对革命有点贡献,担心爷爷被地方势力错杀,便把爷爷送到农场进行劳教,实则是保户起来。爷爷在农场生产劳动,主要是为农场放牛,父亲每月从邮局汇一定金额的款项,给爷爷零用。1960年,全国缺粮,农场也缺吃,便将爷爷送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1960年6月去世,享年63岁。

  爷爷,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开明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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