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不是一位乡土作家。他早期的市井生活决定了底色，也能从日后的创作实践看到其精神内质。但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和乡土有巨大牵连也是毫无质疑的。学人孙郁在《汪曾祺的乡土》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汪曾祺不喜欢把自己看成乡土作家，但说他的作品有乡土气，那不会反对的吧。阅读他的文字时，打动人的有时是南方水乡的画面。在小说、札记里，都那么楚楚动人地呈现着。”
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生活了十九年的时代场景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地理空间上讲，身处高邮北门外东大街的地域是富庶繁华的市井地界，而这里恰恰是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城乡之间通过大淖河这样一个地理位置进行着现实和精神的交流互动;从时代意义上讲，那个被文学经典化的时间节点在城乡差异上还没有今天这样显著，城乡之间还处于复杂甚至含混的关系中。即便是到了今天，城市化向农村延伸，而乡愁又在城市中被一再表达，都只能说明在乡土中国里城乡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厘清这种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和继承汪曾祺的文学世界有重要作用。同时，通过汪曾祺文学视角对城乡关系的梳理和表达，我们也能寻找到对当下城乡发展的一种精神引力——这也正是今天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如此地被一再打开、探索和表达的原因所在——他笔下的乡土世界以及他对城乡之间关系的态度和处理对我们的私人生活、城乡生存以及文化生长有着强烈的启示，这也正是文学经典的魅力之所在。
作为汪曾祺的小乡党，我在地理和区域文化上对汪曾祺笔下的乡土世界的寻找和探索有现实优势和自然责任，所以便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始我们的寻梦之旅。大淖河、上河塘、澄子河、庵赵庄、马棚湾、子婴河、泰山庙等这些被文学经典化的名字背后是一个城市的民生、文脉、底蕴、风度和情怀。我虔诚地希望在寻找和表达过程中寻找到一种现实而有效的精神力量，而不仅仅是同乡后学的感性深情。同时，作为一个底层治理的参与者，这些年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城镇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城乡在文化心理上共同发展的必要性——而我以为，我们能在汪曾祺的文学世界里找到一些实证和方法。
所以，我以为这一次写作是朝圣、解读和梳理，至于能不能抵达和实现所愿，在文学的语境中，我们就不必那么现实和势利，也许诗性、诚挚以及理智的表达会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答案。
大淖河边的民生
城门是民生的接口。养活城市的乡土从此入门，回馈乡土的富庶由此出发。城乡共生是乡土中国在生产资料和精神内质上的一种互相安慰，这种安慰的力量是生动的，巨大的，也是迷人的。
运河小城高邮和很多城池一样，有一种天然的南与北之间的分割。大致上来看，城在南而乡在北，北门地界是乡土抵达城市的重要入口。东北乡的人们要从大淖上岸过东大街向西才能看见进城的北门。乡人以及外地人从北面进城，首先经过的是手工业聚集的东大街，这里有满是烟火味道的市井气息，这里的人靠手上的活计让日子生生不息。城里人又从南门出去，带着的是经商求学的梦想。那里是官绅士人聚居的旧地，那里的人靠口舌上的周旋让生活体面排场。也就是说，北门是劳力的，南门是劳心的。但说到底，是北门和北门外共生的市井与乡土养活了城市。北门，特别是东大街的生生不息，是这座城池的底气所在。每一座城市都是被贫穷与弱势养活的。如果城市里每一户人家都家境殷实的话，那么就会集体失去生活的决心和气力，或者他们只有依赖贫困的乡村为市井供给续命，这是一种很无奈并令人心疼的人间哲学。
大淖是小城东北水上的入口，也是乡土和市井的接口。
北乡人进城的船从大淖河登岸。踩惯泥土的脚板在水上的船头一晃荡，就跳上了铺在巷子里的青石板。东大街依旧在北门之外——虽然这里繁华富庶，但地理上还在北门之外。不过，这似乎是别有用心的合理安排，它让乡土和市井之间的交接显得更加自然，给乡下人心理上更多的舒缓和抚慰。当然，这样也让大淖这种“城乡结合部”的地域生发了更多的可能和诗意，故事由此悄然发生。
大淖河连接的是古横泾河与越塘河，不过是一段河流。说是河，更像是一处异形的水泊，是通往里下河腹地的大河与城内河流的交界。就像是两段水管的接口，交接连通的地方并不规则而自成一体。关于大淖河，汪曾祺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做过自己的考证:
大淖是有那么一个地方的。不过，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去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的家乡，见到一位初中时期教过我国文的张老师，他还问我：“你这个淖字是怎样考证出来的?”我们小时做作文、记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而苦于不知道该怎样写。一般都写作“大脑”，我怀疑之久矣。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这个字原来应该这样写!坝上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坝上蒙古人多，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话。后来到内蒙走过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了我的发现。我的家乡话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之为“淖”。至于“大”，是状语。“大淖”是一半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地要去考证这个字，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呢?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如果写成“大脑”，在感情上是很不舒服的。——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
但直到今天，在高邮人的嘴里，提到这个地方仍然音作“大脑”，又有大脑巷以及大、小脑河边之类的名称，可见一个地方的记忆和习惯是顽固的。特别是像大淖这样已经“出名”的地方，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拟世界里都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泓连接城乡的水泊以及岸边的屋舍街道，它是这座城池记忆、滋味、风气甚至具体到情绪、脾性、心境等林林总总的集散地，某种程度上，它真正是这座下河之城的“大脑”。而这些迷人的存在都寓含在民生之中，这就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提示：一个城市的根源和动能正在于平素的日常和民生，认识和养育这种民生的日常正是道之所在。
一
汪曾祺家在小城竺家巷以东，南至他常提起的臭河边。竺家曾是望族，另有竺家小巷，可见家势之大，但竟不知何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再也不见任何事实和依据，只留下一个不再重要的名字。臭河边的水从上河——也就是大运河——流下来，流经养丰闸，过承志桥向东流，折弯过三元桥，到汪家巷巷头转直角向东流去。到了这里的水面就忽然开阔起来，经螺蛳坝，流向越塘河，向东最终与北澄子河相通，向北又西折而去，通往大淖，并连接古横泾河，通达乡村。
汪曾祺家所在北城门东北以外的东大街，仍然是繁华富庶的好地方，各个阶层鱼龙混杂，烟火人间。东大街在清代叫孝义东铺，解放后叫人民路，年长者仍通称“东街”。汪家院落西至竺家巷，南至臭河边，东至科甲巷，北则到东大街——东大街与竺家巷交汇处是汪曾祺人生和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如今平凡无奇的十字路口向西到北市街进入古城北门，向北则是草巷口，通往大淖，向东是东大街核心区域所在，又有大淖巷通往大淖河。乡人朱延庆在《汪曾祺与东大街》中罗列东大街诸多店铺，就像是一本书繁复的注脚一样，证实着这位汪家“惯宝宝”在东大街生活十九年所记得的点点滴滴。如今，这些地方大多已经只是地名，苟延残喘的旧时光终于敌不过时间的冷漠。但即便是已经成为标签一般的名字，依旧是像有了包浆的旧物件，你一看见就会暗自心悦诚服地说：这是对的。无论时光和现实如何残酷，变化多么日新月异，这些地名已经是一个文学家字里行间深情的意象。哪怕一切不再有现实的依据和作用，你仍然愿意努力记得那些已经模糊的东西，它们以虚拟之力建造了一个庞大而强盛的精神世界：
竺家巷口是“七拳半烧饼店”，进巷是如意楼(坐西)、得意楼(坐东)两家茶馆兼酒楼。向东，吴大和尚烧饼店，他有漂亮的妻子。再向南就是顾家豆腐店，有一个相当美的女儿。斜对面就是汪曾祺小学同学邱麻子家，小学三年级时因为“摸”了女生，被学校开除了。巷尾是严氏阁，至今还有一个阁楼在，老百姓都说成“胭脂阁”。严氏阁是个大的牛集市，有水塘给牛打汪汪。向东是唐家小新娘子家，汪曾祺母亲时常在自家花园里摘上几朵鲜花送给刚结婚的小新娘子。再向东，即今傅公桥路东边，是薛大娘家和她家的大片菜地。竺家巷的斜对面是马家线店，老板是樊川人。马家线店的隔壁是源昌烟店。源昌烟店的斜对面是戴车匠家。戴车匠左邻是侯家银匠店，后来搬到吉升酱园旁。右邻是杨家香店。戴车匠对面是陶家炮仗店，门面还在。《岁寒三友》中陶虎臣的原型即是陶老板。陶家炮仗店西面是蓝建芳儿子开的碗盏店。蓝家碗盏店再向西就是谈家大门楼，这是汪曾祺祖母的父亲谈人格的家，有几十间房，连万顺酱园家的人也住在里面。汪曾祺自己说，他《徙》中的谈甓渔原型就是谈人格。谈人格是清代同光体诗人，编过《高邮竹枝词》。他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不过他的学生有的很有出息。
谈家大门楼斜对面是竺家小巷，巷口坐西朝东的第一家住着汪曾祺小学、初中的国文老师高北溟，临街的两间门面房犹在，几易住户。高家三代都租住在这里，面积不大，还有小花园。高北溟为人正直，对学生要求很严，如今的年长者还记得他的模样。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高红脸”——他遇到不如意的事就涨红了脸。
竺家巷斜对面是王家熏烧店，那条街上的人们都称这家为“南京佬”。竺家巷向东两家是邵家茶炉子，开了六七十年了，隔壁就是保全堂药店，两间铺闼子门，门对子是汪曾祺祖父亲自拟的：保我黎民， 全登寿域。汪曾祺常到保全堂来玩，店里的管事、刀上、同事、相公都亲切地称他为“黑少”，汪曾祺很高兴，他小名叫“小黑子”，“黑少”即“小黑少爷”。
保全堂对面是连万顺酱园，《桥边小说三篇》中的《茶干》就是写的连万顺酱园的事。连万顺酱园向东，隔大淖巷，再几家就是吉升酱园。吉升酱园产一种陈瓜酒，近似于黄酒，其性温和，其味醇厚，尤其盛销于东台、大丰一带，妇女分娩时都以陈瓜酒代替姜艾汤。吉升酱园在东台刘七巷内设立分店，老板的一个儿子就客寓在东台。吉升酱园正对面是科甲巷，巷内住着王姓、陈姓、夏姓人家，他们的上代有人做过官。由吉升酱园出来走一二十米就是螺蛳坝旧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路时挖出大量的木桩。
螺蛳坝是通向下河的重要坝口，它连接着臭河边和越塘河，向东便分别流往澄子河与大淖河。
这些地名和店铺不需要任何现实逻辑去罗列，甚至不需用任何文学的手法和逻辑去组织，它们跃然纸上后，立刻诗意丛生;它们历久弥新而熠熠生辉，是因为那一代代已经逐一离开的人们。即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甚至可以预言再过一百年时间，当我们看看汪曾祺文学世界里的那些普通或者异秉的人们，他们似乎从来不会离去。他们的骨血、情绪、智慧，哪怕是愚昧都还流淌在老城人的血管里。他们的喜怒哀乐也从来没有离开，这一点你可以在每一个角落以及每一个时间抵达时就立刻得到验证——而汪曾祺的文字，可能正是东大街，或者说这座小城人间百态的一本说明书。
乡人陈其昌是有心人，他专门寻访过大淖的众多人物，让纸上的那些唯美的形象一个个回到现实里来。原来，他们一个个就是东大街上的“大小伙”“二丫头”，都是普通生活里的普通存在，但正是这种普通，成就了经久不衰的顽强魅力。如果谈伟大和热烈，可能反而更加容易速朽——这是显而易见而不被人重视的道理。
这也正是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世界中朴素而强大的精神力度。
平凡日常的高妙之处，正在于它并不依靠某种正式或者繁复的道理。它们甚至从来不要思考什么理论，它们就是脚踏实地去卖力地生活和生长，甚至能将烦恼也作为生长的能力，这就动人甚而迷人了。曾经的很多人们就是靠脚力、手力或者肩膀去谋生。如今，许多这样的人们和手艺都在消失，锡匠、银匠、车匠、木匠都随着技艺的革新慢慢消失。并不是人们不愿意吃苦了，而是生活不再需要那些缓慢、优雅的技艺，而这些技艺原本是用来糊口，而不是用来娱乐的。
如我们这样后来进城的乡下人，已经很难懂得那些手艺人和手艺活的秘境与细节。这是时光对现实的一种阻拒，也是汪曾祺以及他的那个时代的秘境。它们一旦归隐在文字里，就又能长久地开始新的生长。但是，你似乎只能是喜悦，不能做到真正的抵达或者懂得。说到底，这对于所有后来者和外人而言，是一种和蔼的拒绝——也只有这样，这个秘境才珍贵无比，才能够被我们一再地记得和提起。
这一点，我从箍桶匠老张的表情上可以读得。老张箍桶的铺子在东大街的尾声，大概是他自己的屋子，房子里一切都随意舒适。这条路如今叫人民路——它当然一直都是属于人民的路。人民路的末尾是人民桥，人民桥下便是通往大淖的河水。这里已经能隐隐看见大淖河，大淖河也能听见这烟火人家的嘈杂。老张的门面朝阳，但是因为逼仄狭小的缘故，总是有些阴冷。大概也是老张脸上的表情感染了屋舍——房子也是有感觉和情绪的。地上堆满了半成品和工具，墙上挂着展示的木作，有些已经落满灰尘，可以想象老张的生计并不可喜，但他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所谓的生计，只是每天默默地进行着重复的劳作——这就好比一个人每天都默默地读书，你能说他一定是为了什么呢?
我几乎每次走过人民路都要看看老张的铺子以及他默不作声的神情。他对我没有芥蒂，也谈不上有任何的亲切，他没有指望我买他那些古旧的木盆：那些洗脚的木盆，那些旧式的马桶，那些不合时宜的澡盆……那些已经完全落后的工具和他的皮肤一样枯燥。但是他依旧执着地做着他的活计。他的店里还有几只精致的鸟笼，里面有几只也很沉默的鸟儿。也许他过去还有个调皮但是被当作宝贝的儿子，这些鸟是讨他欢心的。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在哪里，但是他的鸟儿和他的心情依旧如故。
这些是文学，也是现实，或者说，现实就是迷人的文学。
我有时候会在老张的铺子里坐坐，很多年前——他大概也和汪曾祺的年龄相仿，也许他还认识那个当年东大街上的“黑少”，如今竟然只是个不再见面的传说。东大街很多人都记得那个十九岁离家的孩子，但是他们的记忆也局限于那十九年，此后很多年再见，说的只能是过去的事情。以后的东大街和人民路似乎和这位当年的“少爷”已经没有关系了。不过人们还是照样去生活，东大街有没有这样一位读书人似乎也并不那么重要。即便这条街上的每一个人都被记在了故事里，他们还是要一个一个地离开，就像是大淖河水曾经那般繁华与清澈，但依然在地理空间上消失了原形一样。
有一次，我问他一个木盆的价格。他说七十块钱，然后又疑惑地问我：“你要吗?”他这是疑问，更是确定地提醒我，我是用不到这样的物件的。老张非常清醒和自持，否则也许不能活这么多年。他的房子看起来都比他苍老，但他手上还满是力气，每天都在不停地刨出细腻的木花来，也许这已经是他的一种生活了。后来再去，偶尔见他关了门，下次刻意再次经过，门又开了——但终于有一天，他的门彻底关上了，直到后来，那逼仄的房子被装修成一间时髦的服装店，我就再也没有在那里停留过。
我也没有如丧考妣地去伤心，我知道，这条街上还有很多手艺人，他们有些被人记得过，有些从来不被人记得，他们在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准备离去。就像《大淖记事》中的锡匠们，也已经无影无踪，老家兴化也不再有那种炉火纯青的技艺。这些技艺已经百无一用，化成最细致贴切的诗句：
锡匠在人家门道里或是街边空地上，支起担子，拉动风箱，在锅里把旧锡化成锡水——锡的熔点很低，不大一会就化了;然后把两块方砖对合着(裱纸的一面朝里)，在两砖之间压一条绳子，绳子按照要打的锡器圈成近似的形状，绳头留在砖外，把锡水由绳口倾倒过去，两砖一压，就成了锡片;然后，用一个大剪子剪剪，焊好接口，用一个木棰在铁砧上敲敲打打，大约一两顿饭工夫就成型了。锡是软的，打锡器不像打铜器那样费劲，也不那样吵人。粗使的锡器，就这样就能交活。若是细巧的，就还要用刮刀刮一遍，用砂纸打一打，用竹节草(这种草中药店有卖的)磨得锃亮。
手艺和人都在消失，这引得人们的伤情和关注。汪曾祺仙逝之后，竺家巷里的几间房子突然比过去热闹起来。过去这几间小屋不过是汪家的柴房，大概从大淖河买来的乡下柴草就是通过草巷口运到这里。现在，汪家院落只剩下这点似是而非的证据。汪曾祺的弟弟汪海珊坐在巷子里看南来北往的过客，他的面容和神情与兄长仿佛“一个模子刻下来的”，经常让人恍惚间觉得是汪曾祺坐在这个已经苍老的巷子里。乡人曾经画了一张图，将汪曾祺笔下小城的足迹一一注明，汪海珊也曾经手绘出汪家大院的图纸——他也曾经和他的曾祺大哥一样，继承了父亲汪淡菊绘画的本事。可是世上新人换旧人，留在纸上的稳定和倔强到底有些冷清，令人心里好生的凉意。
汪曾祺在《徙》中深情地说了一句：很多歌消失了——其实是很多人消失了，有些人是写歌的，有些人是唱歌的，还有些人就是那些歌声。
二
蒙童入学识字，先学“人口手”三个字。这三个字有朴素的哲学意味：人是我们自己，口中的温暖靠手上的劳动喂养，这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条街巷以及所有现实的根本。我想，大概过去那些私塾先生也这样教给北大街的孩子，因为大淖边生生不息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大淖河边的人夸人总是这样说：这个人，口一张，手一双。
《大淖记事》等一众作品里讲到了许多手艺人，诸多的行当和手艺都在消失，但越来越多关于食物的记忆却被重新召唤回现实。其实，它们没有消失，也谈不上像有些人耸人听闻地说要去拯救。一个城市、一个街巷以及一个人家厨房的味道是非常顽固的，轻易改变不了的，它只是暂时被雪藏在时光的角落。味道也是文化和生命遗传的密码之一，光阴或者技术是无法轻易改变它的。
乡下人进城，倒不是见识少，但尤其承认城里的味道：吃个插酥的烧饼，下碗荤油的面，带块蜂糖糕，哪怕是买块没有馅心的黄烧饼——这个东西被叫做“黄呆子”，这种笨拙简单的食物总是比乡下好的。城里的日子自然比乡下富余一点，但最关键的是城里舍得花时间和心思去琢磨味道，而且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情绪维护这种味道的存在。这就让人顺口就会吐出那句俗话：就是那个味。同样的一个烧饼，味道不同的店铺也是各有千秋的，这是每一间铺子和每一个手艺人手上的秘境，但又似乎像是写文章的审美，一个地方或者一条街道上遵循了某种约定俗成的方法和味水，这也是让从大淖进城的乡下人信任和佩服的地方。
作家铁凝多年前曾来小城访汪曾祺故居。走到竺家巷口的时候，闻到一阵香味，寻味望去是一家烧饼店。同行的人随即给她买了一个汪曾祺笔下“七拳半”的烧饼，她吃了半边，一时竟然哽咽起来。这烧饼大概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它的味道，而外乡人一定是从《吴大和尚与七拳半》中先知道它的：
我们那里的烧饼分两种。一种叫做“草炉烧饼”，是在砌得高高的炉里用稻草烘熟的。面粗，层少，价廉，是乡下人进城时买了充饥当饭的。一种叫做“桶炉烧饼”，用一只大木桶，里面糊了一层泥，炉底燃煤炭，烧饼贴在炉壁上烤熟。“桶炉烧饼”有碗口大，较薄而多层，饼面芝麻多，带椒盐味。如加钱，还可“插酥”，即在擀烧饼时加较多的“油面”，烤出，极酥软。如果自己家里拿了猪油渣和霉干菜去，做成霉干菜油渣烧饼，风味独绝。
烧饼并不是稀罕的食物，也未必就是这里最好的，但是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当然是家门口的最好。你不信细细琢磨，平素里人要问你哪里的东西最好吃，家门口的那爿小店一定是当然的“天下第一”。保全堂东家的日子在高邮城算是阔绰的，但对这点小食汪曾祺情有独钟。据说，他在东大街吃烧饼是可以记账的，烧饼店的老板知道他是保全堂家的少爷，所以总是先拿了给他，不怕没有地方要钱。他似乎对烧饼又有特别的情感，在《八千岁》中，这种烧饼还是有声音的：
……这家专做“草炉烧饼”。这种烧饼是一箩到底的粗面做的，做蒂子只涂很少一点油，没有什么层，因为是贴在吊炉里用一把稻草烘熟的，故名草炉烧饼，以别于在桶状的炭炉中烤出的加料插酥的“桶炉烧饼”。这种烧饼便宜，也实在，乡下人进城，爱买了当饭。几个草炉烧饼，一碗宽汤饺面，有吃有喝，就饱了。八千岁坐在店堂里每天听得见左边煎炒烹炸的声音，闻得到鸡鸭鱼肉的香味，也闻得见右边传来的一阵一阵烧饼出炉时的香味，听得见打烧饼的槌子击案的有节奏的声音：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
“草炉烧饼”和“桶炉烧饼”并不是一种味道。同样的，“桶炉烧饼”当然也不会是一种标准的味道，就像人和人总是不一样的。“七拳半”是个子矮夸张的说法，“八千岁”靠八千钱起家，“王二”是因为他排行老二。其实，即便是他们没有这些奇怪的名字，大淖边的生活依旧还是成立的，但一定没有那么有滋有味。比如说，没有了王二的熏烧，大淖河边的生活照样可以过下去，但一定少了很多吸引城乡人的味道，就像王二如果用他的真名王广喜，那就不像个有意思的人物了。
《异秉》中的王二原来是苏州人，他自己说是“十笏堂”的子孙，人们背后都说他吹牛皮。有一年春上，大淖河边卖苗禽的汉子到苏州做生意，果真见到“十笏堂”的祠堂，便冒充王广喜，在苏州被同宗款待了三天。从此，王二家宗属“十笏堂”一说和他这个外来户手艺人一样，在东大街的保全堂门口“站住脚”了。他摊子上的味道也不是吹牛皮的。大淖河上来的东大街，从东往西有四家卖熏烧的：张大狗子、王二、“南京佬”、戴大网子。他们本都是傍店设摊，没有自己单独的门面，惟独王二后来有了半爿店堂，但是依然没有什么像样子的店号，人们记得王二也就足够了。
因为大概汪曾祺只记得摊子在保全堂门口的王二，而保全堂是他自家的生意，所以他也记得很清楚，这个人“大解和小解分开来”的异秉。王二的生意在《异秉》中是这样做的：
他的摊子的全副“生财”——这地方把做买卖的用具叫做“生财”，就寄放在药店店堂的后面过道里，挨墙放着，上面就是悬在二梁上的赵公元帅的神龛，这些“生财”包括两块长板，两条三条腿的高板凳(这种高凳一边两条腿，在两头;一边一条腿在当中)，以及好几个一面装了玻璃的匣子。他把板凳支好，长板放平，玻璃匣子排开。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到了上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
不知道王二生意的由来有多少年，但是王二之后一百年的东大街虽然改名为人民路，但路上熏烧摊的形式、内容、味道以及经营状况与当年如出一辙。大概大淖河边的人们是按照流程将所有的日子记录下来的，不然生活难以这样封闭与顽固，而这样的封闭与顽固又是那样动人心弦。
日常是可以打败过去的，味道也是可以抵消遥远的。
《大淖记事》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
有一回，叔公听见卖饺面的挑着担子，敲着竹梆走来，他又来劲了：“你们敢不敢到淖里洗个澡?——敢，我一个人输你们两碗饺面!”——“真的?”——“真的!”——“好!”几个媳妇脱了衣服跳到淖里扑通扑通洗了一会。爬上岸就大声喊叫：“下面!”
这碗面如今颇有些名气，原来，它的味道早就很诱人，竟然能引得小媳妇解衣服下水。眼下，好像关于东大街和这座运河边小城的记忆都是被这碗“酱油面”拯救的，其实，它是那么简单、朴素，可偏偏就被人们奉若神品——有人驱车专程要下高速来吃上一碗，再继续赶路。在《吴大和尚与七拳半》中，出走四十二年的汪曾祺几乎交出了一份关于高邮面条的“操作指南”，而且这份指南现在还在统领着高邮两百多家面馆的味道：
汤料只有虾子、熟猪油、酱油、葱花，但是很鲜。如不加汤，只将面下在作料里，谓之“干拌”，尤美。我们把馄饨叫做饺子。吴家也卖饺子，但更多的人去，都是吃“饺面”，即一半馄饨，一半面。
这些大淖河边的朴素味道，正是后人呼天抢地呼唤的乡愁。
三
乡下人从大淖河进城，城里人在此与乡下人见面。他们之间并非完全亲切而没有芥蒂，但是因为日子要过下去，所以比如买草的讨价还价，卖草的只认死理，最终还是要妥协在草巷口的交易中，但彼此都会在心里说，城里人(乡下人)“人色”不好。大概乡下人认为城里人刁酸，城里人认为乡下人穷啬——城乡的心理暗战就在大淖河边默默地展开。但这种争执并没有什么破坏力，它甚至还是建设生活的方式和动力，不然日子怎么有意思和有劲头呢?
所以，一个地方的“人色”如何是很难说的事情。在《大淖记事》中，这里的“人色”似乎由来已久地值得琢磨：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城乡过渡的大淖河边，乡土气息更重一点，因为更自由随心大概才是人们的本性。其实说到大淖河的“人色”，或者乡野土村的“人色”，到底又比所谓正经的城里“丑”多少呢?臭河边的“薛大娘”大概可以为大淖河的日子，以及古往今来的所有生活作证，证明汪曾祺所说的“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在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薛大娘，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或者说是一类人。古往今来，他们脚板踏实地走在大淖河边，他们的故事也一直在上演着，并不在乎卫道士们的过度指责：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门口，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了薛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薛大娘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薛大娘和吕三的事渐渐被人察觉，议论纷纷。薛大娘的老姊妹劝她不要再“偷”吕三，说：“你图个什么呢?”
“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
吕三是保全堂的相公，他从乡下来，在城里做“职业经理人”，每年只有一个月在乡下婆娘的怀里。薛大娘的床铺好像就成了吕三把城乡的日子都兼济起来的温暖。这是一种过渡，一件联系，也是一种救赎——这也是汪曾祺《大淖记事》等诸多故事中许多人们的样子，因为这个地方的“人色”就是这个样子的——至少是说不出什么切实的错误的。是大淖河的日子和观念给这个生活于此十九年的“少爷”以生动的教育，乡土的烟熏火燎是市井的来源、补充，也是休戚相关的联系，是芸芸众生自由自在的人性。
大淖成了城内城外以及新旧之间一篇乡土小品文的一个破折号，一段停顿在现实中死水微澜的记忆。即便不再有船来客走的熙熙攘攘，它仍然意蕴丰赡地流淌在已经消失的旧世界里。它那么近，又那么远：
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