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美国电影，每逢警察对嫌疑人宣布拘捕时，皆可听到这样的段子：“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时到场。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派一位。”
开始以为是蹩脚的台词，唠唠叨叨个没完，更瞧不上那些编剧，就不能让警察大叔来句别的?后来，陆续读一些美国司法故事，不禁羞愧，方知是自己浅薄，冤枉了人家。这段繁琐的格式化语录并非警察的即兴表演，而是“米兰达法则”使然。作为美国司法用语，它早就被日常化、纪律化、制式化了。你不这样说，反会被亮红牌，美国观众也会觉得你违背常识。
“有权保持沉默”，乃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早就明确的。为保护嫌疑人权利，该案规定，任何审讯都不得要求嫌疑人自证其罪。但上述警察语录的诞生，却是1963年之后的事。
1963年，22岁的无业青年恩纳斯托·米兰达因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审讯前，警官没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等常识，米兰达文化程度低，也没听说过“宪法第五修正案”这玩艺儿。两小时审讯后，他老老实实在供词上签字画押。开庭时，控方向陪审团出示了米兰达的供词，但律师认为，根据宪法修正案，此供认是在缺少必要提示的前提下发生的，应视为无效，不足以成为庭审依据。最后，陪审团认定米兰达有罪，判刑20年。米兰达和他的律师不服，一直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终审裁决出来了：地方法院审判无效!因为审讯前嫌疑人未被告知应享有的宪法权利，即沉默的权利。同时，最高法院重申了嫌疑人应被告知的详细内容：一、你有沉默的权利;二、你的供词将可能被用来起诉你;三、你有权请律师;四、如果请不起，法庭将免费为你请一位。
著名的“米兰达法则”由此诞生。随之而来的，即那段不厌其烦、咬文嚼字的语录了。米兰达案的后来我不得知，或许他真的有罪，那就有赖警方另取证据了。“米兰达法则”的出台，自然给警方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影响到办案效率，但它充分体现了宪政的内涵和逻辑，尤其在“目标正义”面前，“程序正义”享有优先地位。遵循宪法、保护人权不是抽象的空谈，若不依法维护嫌疑人的权利，那保障正常人的权利即沦为妄想，因为每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都有被诬陷和冤枉之可能。
《读书》曾刊登陈伟先生一篇文章，在谈及美国巩固嫌疑人权利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时，他说：“在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深藏着对官府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警察和法官滥用权力的极度恐惧。”而宪法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即以公民权利来限制和制衡政府的权力”。众所周知，美国司法史上有过一桩著名案例：辛普森案。由于警方取证时在技术细节上违规，尽管嫌疑人犯罪可能性极大，但法庭还是判其无罪。虽然很多人眼中的“实体正义”落空了，一个杀人犯很可能就此漏网，但它却是不折不扣的司法意义的胜利。通过对程序正义的捍卫，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法的尊严——进而从这个意义上，保护了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对此，陈伟先生感慨道：“律师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并不可怕，因为其前提是承认法律，是在司法程序的框架中挑战法律。真正可怕的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以权代法和无法无天。法律法规的漏洞可通过正常的发展予以修补，而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的口子一开，想堵都难以堵上，最终会冲垮民主法制的大坝……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有句名言：‘罪犯逃脱与官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民主法制和保障人权也不是人类通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它只是防止人类社会跌入专制腐败这种人间地狱的防护大坝。”
回想最初对警察语录的误解，颇给人醒策。
在我们的经验中，常飘荡着一些义愤填膺的声音：“对害群之马谈何道理!”“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以恶惩恶!”“朝死里整，看他下次还敢……”可以说，这类话已比比皆是、深入人心(甚至大快人心)了。而“目标大于手段”“实体正义高于程序正义”的本能逻辑和“痛打落水狗”的文化冲动，也多少渗入了现实的司法行为中，诸如逼供、诱供、违规和非法取证等。日前有媒体报道，多年前某省一青年涉案被捕，法庭竟将“测谎仪”的结果作为“有力证据”判其有罪，直到前不久真正的罪犯意外落网，才知“测谎仪”说了谎。
或许，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司法定义，都未必和“米兰达法则”重叠，但普及同质的司法理念和执法信仰，则完全必要，迫在眉睫。作为一个警察或法官，不管打击犯罪的欲望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理何等强烈，若不能忠实地保护嫌疑人的权利，就背离了正义立场和法律本位。打击犯罪，首先保证路径的正确和工具的清洁。
当年国共相争时，曾流行一个口号：“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其实，这种不惜成本和歇斯底里的狂暴，除却恶性政治因素外，也公然体现了封建王统中蔑视个体和习惯株连的统治基因，算有成熟的受众基础了，所以，在圈子里贯彻起来，便顺顺当当、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