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实先生寄来一部书稿，嘱我作点感想，放在他将出的书里。
不料，这竟是本让我心惊肉跳的书，想推辞已晚矣。
硬着头皮看下去。
纸面上铺开的，是汉字笔画般凌乱、泛着血沫和焦腥的残肢断臂，是一门叫“刀俎”的中国功夫密籍——
公孙鞅之“车裂”，卞和之“刖”，孙膑之“膑”，蒋钦之“杖杀”，李斯之“腰斩”，郦生之“汤镬”，司马迁之“宫刑”，蓝玉之“剥皮”，朱高熙之“炮烙”，袁崇焕之“寸磔”，左光斗之“拶夹”……更有“绞”“缳”“黥”“人猪”“枷号”“定杀”“弃市”“枭首”“射杀”“囊扑”“诛族”(从商朝“诛一族”至明成祖的“诛十族”)等等。
五千年文明竟暗藏此妖术?在摧残生理、折磨肉身、研习痛苦上，国人真深邃啊!那么多技巧，那么恶毒的设计，确乎惊天地骇鬼神。
这部描述非正常死亡的书，从人文角度看，堪称一部烈士悲风史;就工具理性而言，却是一部刑术大全。作为一部还原历史现场的书，《刀俎之间》颇具侵略性，虽然我在精神上充满激动，但我的肉体分明在敌视它，生理在排斥它。阅读之始，尚有一种与历史分享悲壮的快感，但慢慢发现，自己中套了，这是一场惨烈的遭遇，逃已不及……就像打开了一页病毒网页，呼啸而来的，是恐惧，是晕眩，是沉重的肉墟，你不是在亲近烈士的精神，而是在围观生物意义的死刑。至此，阅读快感已蒸发，你须以极硬的心性来对抗它。阅读即反抗。
我注意到了作者同样的反抗，叙述中，他用了很美的笔法，调动尽可能的文学手段来装扮死亡现场(我想，其意是要对血腥进行稀释和消解，以减轻生理的不适罢)，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但最终还是要失败，因为顶着读者后背的那把叫“恐惧”的刀丝毫没松懈。
“十匹烈马如出笼的猛兽一齐朝五个方向奔出……他立即被撕成六大块……鲜血喷泉般直喷天空又绸子一样飘落下来……一大群苍蝇疾扑过去，但落了空，血已被黄土地嗤的一声，吸干了。”(《辕》)
尽管艺术手法和灵动的文饰给刑场的气氛涂上了一抹飘逸，尽管作者的精神泼墨试图给烈士镀上一层豪迈表情，但由于死亡现场的高度逼真，由于高清晰度的皮肉细节，巨大的磐重和窒息还是成吨地压下，除了猎猎悲风的吹拂，我感受更多的是咝咝冒烟的肉焦和白骨的狰狞。
这样的阅读，实乃对被屠宰者的生理临摹。你是另一个受戮者。
除了主人公肉体的自我感受，书中对刽子手的招式和心迹也有精微描画，读来更心惊肉跳：“他将两手慢慢插进已剔开的皮肉之间，顺着脊椎撕向两侧。皮肉撕裂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每个汗毛孔的分离，撞在他的耳膜之上，响得就像轰隆的惊雷……他，慢条斯理地细细撕着，两臂之皮摊在案上，两只蝙蝠翅膀似的。”(《剥皮》)
这也叫“工艺”、叫“文化”吗?
我想起了那篇著名的《庖丁解牛》。剥一方牛皮，褪一层人囊，在屠夫眼里，有多大区别呢?什么样的人性模式培育了这般镇定的功夫?如此骇人的刀术出自怎样的权力心术呢?
它并非医生对肉体的洞悉和把握，而源于权力对生命恐惧心理的揣摩和精确测量，其刀尖非直指性命要害，而是意志最脆弱的部位，目的非在夺命，而在最大化地唤醒恐惧感，让你毛骨悚然、战栗不止，刽子手的智商即在于发现这种极点，寻求这种极点。
据史载，仅“枷”一刑，唐朝酷吏索元礼就发明了10个版本：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死猪愁、求破家、实同反、反是实……
这已远远超出了死刑的含义。死被放大了——地狱一样大!死刑成了死的“核反应堆”。死，不再是一瞬间的事，而成了缓慢的“待死”;死不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寸寸缕缕、撕肝裂胆的过程，一个几何级地放大恐惧、痛苦和绝望的“长篇”。在“诛族”中，你甚至先要目睹亲人的死。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肉刑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技术，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肉刑是“以一整套制造痛苦的量化技术为基础的”。
死不是惩罚，真的惩罚是恐惧——淋漓尽致的对细节的恐惧!
甚至，犯人本人的痛苦亦非肉刑之目的。在暴权社会，刑罚的最终指向是谁?仅仅犯人一己吗?若此，那完全用不着游街示众设法场了，在牢房里秘密进行即可。而一旦那样，酷刑即流失了观众，其社会功能即减损了，威慑力即削弱了。
杀人立威，震慑天下，为酷刑之实质。福柯也说：“在公开处决的仪式中，主要角色是民众。他们实际而直接的存在是举行这种仪式的必需品。”
酷刑的真正消费者是民众，是活人。酷刑的最终产品不是骷髅，而是观众的恐怖感，是挥之不散、久久徘徊的害怕——身心的畏惧和持续的记忆。
纯粹的死之事实，往往能唤醒民众对死者的怜悯，激起同志对暴政的愤怒和仇恨。酷刑则不同了，它只生产恐惧，长效的恐惧。这确是最阴险的权力发明，它让巨大的“恐惧”像乌云一样替自己巡视天下。
恐怖是最高效的暴政?权力者做到了吗?
应该说，做到了。至少我这样以为。因为作为观众，我已被恐惧压迫得喘不过气，翻动书稿时，我分明感到了肉体由震惊所带来的颤抖……倘若那临刑者换了我，我想自己或许会瘫软、会昏厥，任何英雄事迹和榜样力量都帮不上忙。虽然在公堂上，我或许能撑起一个勇夫的腰杆和风范，而一旦到了法场，当刀尖一寸寸钻入肌肤，当听见骨头被刮擦的尖锐声，说不定我会魂飞魄散，尿湿裤子。我真是对自己一点把握没有，或者说，我对肉体一点把握没有。即使你的意志准备好了，肉体却未必准备好。在人身上，灵与肉是个背反组合。我不是钢，不是石，更非神仙，我是细胞和神经揉成的血肉——它会毫不留情背叛我的意志，把我推向软弱，推向羞耻和崩溃。我可以指挥大脑，却无法控制内分泌和条件反射。肉体是灵魂的敌人，是和刽子手一伙的，它们联手捣毁我。
那一刹，我突然觉得，做个古代文人多么惊险啊!像司马迁那样的动辄得咎哪是智慧可以防范的呢?要知道，那样恶毒的生理制裁超出了我的人生许可，换言之，我是宁做男人也不做英雄啊。
我不知作者写该书时的感受，阅读中，我的身体常有隐隐的不适感，也许，这是一具肉体对另一具肉体的生理呼应，乃生物性的共振罢。
意志能战胜生理吗?我怀疑。我对自己的肉体毫无信心。
综观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似乎只有屈原的“怀沙”是我能承受的。相比之下，能够自杀的人多幸福啊!我终于理解了为何被赐自缢或饮鸩者要大谢龙恩了。比起“剥皮”“炮烙”们来，确乃大恩大泽啊。
人，确是最残忍的动物。在发明痛苦、以虐取乐上，人的智力用到极致。小时候，我见过孩子的一种玩法：将青蛙的肚皮用麦秆吹大，吹得像皮球，然后用石头砸，目的竟是为了听一声爆响。
阅读此书，恰逢回老家过春节。某日傍晚出去散步，误入一条偏巷，刚进去，就觉有什么不对劲，空气里飘着一股呛鼻的肉腥味，马上，扑面而来的是一长溜的屠宰铺……接下来，我走得心惊胆战，一排排悬空的肉钩，吊着白花花的躯条，无首无颅，不知是哪种动物的身子(你甚至觉得那和人没甚区别)，叼烟撸袖、操刀剥皮的汉子(那神情就像裁缝收拾自己的布匹)，洗肠掏肚、在盆里鼓捣的妇人，毛皮和新血的气味，我被“热气腾腾的屠宰”包围着，差点窒息……
“过节”和“屠杀”，竟如此喜气洋洋地结合一起!我怔住。猛想起《刀俎之间》里的屠宰，那不过把人摁在斩板上罢了，方式和技术有何区别?
对动物来说，濒死的恐惧和宰杀的痛苦，难道比人类小吗?我想起欧美的“动物福利法”，其依据即动物和人一样，有免遭恐惧和痛苦的权利，所以对家畜往往实行电击休克法，以瞬间方式降低痛苦，还要避免其同类在场，以消除其目睹死亡的恐惧。在中国，酷刑虽在现代法律中已被取消，但在屠戮其他生命时，仍不见手软的迹象，比如屠宰前的灌水，比如活吃猴脑、取熊胆汁、生饮鹿血，动物的恐惧和痛苦可想而知。在这些生吞活剥的吃式和戮法中，可明显嗅出传统酷刑的气味。对动物的态度，有时即对人的态度。一个无视动物哀鸣的族群，让其尊重人权和同类的福利，难矣。为了胃和生理，为了政治和权欲，其实能干出同样的事。
中国文化里确有一股施虐的因子。说它来自权力也好，发源民间也好，总之在杀生(人或动物)上，在对肉身的窥视和深度想象上，在研发生理痛苦和技巧设计上，都显现出特殊的能力和大面积的坦然。
西方文化中，人道的含量确实高很多。综观西方史上的刑罚，除了中世纪的火刑，整体上是温和的，近代以后，更是发明了蒙眼罩、绞刑架和断头机等“速死”装置，缩短了受刑时间，削弱了死亡强度和视觉恐惧，并拉大了刽子手和受刑者之间的距离，这于双方都是一种生理关照。19世纪后，由于人权运动的兴起，酷刑在西方基本废除。现代以来，死刑方式更趋于人道，电椅、注射等技术纷纷问世，直至死刑越来越多地被废止。
事有凑巧，就在我被《刀俎之间》折磨得做噩梦时，电视台正播一部戏说大明朝的连续剧《皇后马大脚》，每到晚间，空气里即弥漫着那对龙凤夫妻的嬉笑俏骂……真是讽刺啊，不就是那个朱无赖及其子孙杀光了开国功臣，发明了“剥皮揎草”，并将连诛放大到了“十族”吗?如此的戏说，恐怕只有国人做得出。恐怕也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这般热闹的观众席。
战争、暴政、专制、革命就是屠宰史。明明是屠宰，何以变成了有理的屠宰、正义的屠宰?翻《刀俎之间》，我甚至对那些被文学浪漫化了的“豪迈”与“凛然”感到恐惧：他们真的不害怕?真的坦然自若?被杀也成了快感?事实上，我对一切“坦然”都产生了恐惧。除了烈士的坦然，我还看见了刽子手的坦然，暴君的坦然，围观者的坦然……甚至还有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坦然。
感谢周实的这本书，它让我最大限度地体验了恐惧，证实了怯懦的存在。
我想，这不是弱点，是真实，是做人的惊险和难度。
杀与被杀，都是我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