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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类文化结构中的核心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比如人类生存和竞争中一些重要的符号：权力、财产、等级、门第、事业、荣誉……哪个背后不摇曳着性的神秘裙裾和胴影?哪个背后不藏匿着性的注视和怂恿?包括史上的战乱与动荡、王朝的鼎盛与衰落，也和“性分配”有着深刻的渊薮关系，多少都能从性能量的酝酿、错位、抑制与爆发中找到谜底。在弗洛伊德那里，性甚至成了生命资源中最大的一支股份，它像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那样披覆着分娩历史的光辉(在古罗马和埃及，克丽奥佩特拉个人的性能量发挥了创造历史的作用，她不仅征服了恺撒大帝，连新任罗马执政官安东尼也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为表示对女王的尊敬和感激，在她怀毒蛇自杀后，埃及人按风俗中的最高礼遇，将公牛的阳物放入其体内)。
所以，性之遭际让关心人之命运的知识分子感到焦灼，也就不奇怪了。近读一篇谈性的文章：《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作者敬文东。他勇敢地将性膨胀到了顶天立地的境界：“钱钟书在一篇精短的随笔中写道：‘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说得直白些，引诱我们对创造、向上、向前，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快感罢了。快感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和肉体有关。对快感的追求，坦率地说，最终引诱我们创造了一整部关于人的历史……原子弹、氢弹只是性快感的轰然爆炸，飞机、宇宙飞船则是性快感的飞翔形式，贪污、腐败恰恰是性快感的丑陋表达，音乐、美术、诗歌仅仅是性快感的艺术载体罢了。”
一句“直白些”，将钱先生端坐的身子震歪了，让其“快乐”一下子掉进了形而下的肉缝里(我甚至看见了先生勃然大怒的样子)。对作者的胆识，我表示钦佩，至少它给躲藏在人类价值深窖中的“性”放下一道绳梯，提拔至“主席台前排”就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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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自然法。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人生来即自感欠缺，故要从异性身上获得完整。人之本性绝对是渴望“他者”，这决定了人的所有欲望都在于向“异”性事物靠拢和挺进，男女、阴阳、正负、凸凹……最后的完成与到位无不呈一种拥合模式，所谓的“满足”无不是一种互补、嵌合状态——形似“太极”交尾图。(在人类发明的几何图中，没有比“太极”意象更大快朵颐、欢悦人心，更能揭示阴阳之秘的了)
历史的暗河之一即性的流通史。看不到这点，要么撒谎，要么无知。
无论古印度、古埃及，还是古希腊罗马和古华夏的文明，性都在生命文化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辐射，于宗教、美术、文学、建筑等方面也演绎得淋漓尽致。比如印度的湿婆神和埃及的生殖崇拜，希腊罗马的狂欢日和酒神节，中国的伏羲女娲交嬉图，春秋时代男女群欢的“仲春之会”，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
古希腊被誉为人类最明媚的“儿童期”，大概也和该时代的“性沸腾”有关，而它蓬勃的人性解放和欢乐意识、自由精神和狂野的艺术激情，与其“性坦荡”亦不无瓜葛。华夏史上的“儿童期”，大概当数《诗经》对应的那个年代了。《诗经》之《风雨》《野有蔓草》《桑中》《东门之杨》等，都露骨地刻画了当时的“会男女”风俗。
有自由，即有枷套。在华夏，从“男女授受不亲”乃至“革人欲复天理”的理学纪纲，而欧洲，则在基督教的呵斥下坠入了清淡寡欲的中世纪。
颇具讽刺的是，愈是理论上轻视肉体、对色口诛笔伐者，愈是只争朝夕偷食禁果：宋朝朱熹，这位以二级圣人的身份落座孔祠的理学大师，曾落下“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冢妇不夫而自孕”等丑闻。圣奥古斯丁，这位欧洲神学之父、禁欲理论的首席掌门，虽将鬓衰体弱的后半生留给了忏悔，却把年富力强的前半生投入热烈的纵欲：“上帝啊，给我贞节吧——但现在不!”李书崇在《东西方性文化漫笔》中道：“被圣奥古斯丁用理论武装起来的禁欲主义，使西方男女的脸上长达10个世纪没有挂上过笑容。”
圣人们的身不由己言说着一个事实：“性”牢不可摧!“快感”不战自胜!道学表面上再威武，骨腔里也是虚的。连伟大的圣雄甘地，也羞涩地承认：当他和天姿少女肌肤相近时，竟有“冲动”袭来……
文化伦理对性的牵制毕竟有其历史契约性，而最黑暗、最不人道的对“快感”的围剿却来自权力意识形态。
性，与民主、人权在境遇上竟有着惊人相似。现代专制政体虽旗号上反礼教、反封建，但对性的态度却和禁欲主义、中世纪神学如出一辙，这在昆德拉、克里玛、奥威尔、王小波等人的笔下皆有描述。比如奥威尔的《1984》，为了取消一切和党争夺群众的东西，确保对党魁“老大哥”一人的忠诚，党推行“性严格主义”和“新女性政策”，不仅在价值观上贬低性，甚至尝试从技术上废除性高潮，用主人公温斯顿的话说，他妻子的身体“已被党的力量永远催眠了”……在这样的禁欲统治下，人的反抗也倾向于性方式，比如温斯顿和少女朱丽叶的偷情以及朱丽叶故意和党员们淫乱。性成了一种隐性的政治反抗，且是一种最易操作、成本最低和最惊心动魄的反抗。和受苦受难的斗争方式不同，它是一种愉悦的发泄，是身心并赴的狂欢，其本身无甚风险，因为性能量每个人都天然具备，随身携带，可随时随地爆发，过程简单而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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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无非是承认性史在社会史中的地位，亦是对轻薄肉体之虚伪表达厌恶，但并不意味着在“性”与“人”之间画上绝对等号。
物极必反乃自然之道，性也不例外。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本质上一样反常，愈淫乱的社会愈易生禁欲，愈禁欲的时代愈易致纵欲，即说明了这点。
应该说，性在人的所有天性中，最难以意志来控制、用律令来约束，犹如大自然无处不在的水，水无形，又最恣肆，可蓄养成池，可泛滥成兽……无论何时，对性的态度都应像对水一样：激励与调控。前者意在澎湃，后者旨在有序。无水之壤是干涸的，必致生命的皴裂，性泛滥同样有害，它使人性陷入不堪的积涝和泥潭。
犹如治水，重要的是给性一个规则和路径。什么样的规则和路径呢?靠人自身的文化属性和邻近的精神手段来疏导，还是凭道德威权和政治闸门来围堵?是借大坝强行截止洪水猛兽，还是靠天然湖塘以分涝泄洪，乃至灌溉利津、滋润田亩?是意识形态的牢笼更管用，还是大自然的“保险柜”更保险?
对生息在岸边的农人来说，这已是常识。
迄今，人类虽发明了许多“治水”办法，诸如伦理、法律、婚姻、一夫一妻制……但遗憾的是，这似乎并不能让生命完全满意和知足，尤其这些举措更强调社会契约的抑制性，更倾向于对水的瓶装和催眠——对性的安置与安抚。有那种完美无缺的终极方法吗?或许没有。性之隐深和永恒也就在这儿。
对“性”起决定性平衡与调谐的，恐怕仍在于它内部的力量。
性本身就充满天然的矛盾。做个借比，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辩证法，也是上帝创造的“双刃”原理。否则，一件事做起来对当事人百利而无一弊，那就可怕了。性也一样，它本身混含着温柔和粗暴、紧实和空洞、兴奋和沮丧、高潮和疲惫、销魂和落魄、狂妄和自卑等诸多背反，而且，疾病、死亡、犯罪、折磨、颓废、堕落等阴影始终不离左右。它猩红、妖娆、灼热，又灰色、沉闷、压抑。这些矛盾并非后天的道德和政治设定，而源于先天的生物定律和自然法。这也印证了希腊神话中性爱神爱洛斯的形象：总是手持一盏灯步入黑暗的卧室——信心和恐惧、诱惑与陷阱、生命召唤和死亡气息，一并散发着……也就是说，“性自由”包含天然的“不自由”，“快感”潜伏着本能的“不快”。正是这种无法克服、欲罢不能的内在背反和原始设置，给了性以最大的天然保护，使其不致因单极而崩溃，不致因溃疡而腐烂。
即使没有伦理这层后天的审视关系，在人的主体内部，性与羞耻感从来就是孪生的。即使圣奥古斯丁是个伪君子，但他有句话没错：“无论性欲在何处起作用，它本身就感到羞耻。”羞耻心，正是造物主在亚当夏娃体内种下的最有力的精神疫苗，或称理性牛痘。即使再目中无物之人，也没荒唐到在大街上随便淫乱的地步——这就有救了。另外，还有真正的上帝——大自然的生物秩序在发威，那些天然的威慑力和性杀手，比如性病、艾滋病等，不都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逢时地一次次亮刃吗?20世纪60年代风靡美国的“性解放”没撑多久即偃旗息鼓，不就是骇于这种自然威力吗?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然界有能量守恒定律，或许人类的性能量运动也有这样一道制衡程序，“纵”亦是对生命力的一种破坏，其后果是意志的沮丧、机能的枯萎和文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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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问：不是有过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坦荡的“性沸腾”期吗?它们为何不成为榜样呢?
别忘了，那早已是童年旧事。那时候，人的情感和精神归属，都没有指向自己的同类，而是像祭品一样献给了主宰万物的宇宙、自然神和它们在世间的代理者(比如图腾或寺院住持们。古巴比伦、印度和罗马都有让少女把贞操献给神的“圣妓”风俗)，对神的膜拜与超级专注，导致了对同类的懈怠和漠然，导致尘世价值被忽略，也导致了性行为的自由与随意——也就是说，肉体尚未被文明所真正器重，精神尚未对它提出郑重而深刻的要求。而随着文明的递进、人本位的苏醒，人越来越强烈地要为生命选择尘世归属，要从异性处获得意义，生活的幸福感也愈发寄托在与异性的关系质量和丰富内容上……人类性史和生物史一样，随着童年结束，也完成了从野生到家饲、从旷野到室内的转场。历史和时间是单向、一维的，人类没有理由重返蒙昧，正如一个长大了的人无法再学婴儿不穿裤子。
文明皆“后天”，价值、道义、伦理、法律……皆后天所为。其实，这种后天的合理性一点也不比先天逊色，你尽可怀疑它的内容和细节，并试图重新编撰和修订，但这无损“后天”的价值和业绩。只要这世上有第二个人存在，只要有“他”，秩序和规则就有必要，契约和文明即显可贵。
另外，性欲之上，还有更饱满的东西：情欲。一种基于爱意而生得更诱人、更容易被放行和认同的东西。性欲的本质是“占领”，其快感也主要是由“深入地占领”来获得，它可以毫不顾及对方的利益和感受，某种程度上说，它更物理。而情欲不同，它是由一缕叫爱慕的虚线来牵引的，即由情而欲，“占领”仅是它的冲动之一，它还有别的愿望，比如让对方快乐，使之因被占领而获幸福和满足，或者说，它更追求一种交换价值，其欲望中包含爱惜和体恤，它不会做对方厌恶的事，一旦对方反对，会立即终止并道歉。对比物理之性，它有了“化学”的浪漫意味。
而爱情，则纯粹是一种精神感受了。它的诱因当然也是性，但其内涵和表现皆超越了单纯的性，它甚至可完全放弃“占领”——并不是说它反对“占领”，而是说它可以接受“不占领”，在“不占领”情势下，亦可以保全和生长爱。罗曼·罗兰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埋葬爱人的坟墓。”也就是说，即使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实体和精神，也没有离之远去。较之前面的“物理”和“化学”，它更趋向于“艺术”和“审美”。
事实上，性欲、情欲和爱情，正是这三位一体，组成了人类对异性所有的态度。称之为生命最基本的能量库和基因图谱，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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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有一个词叫“剪水为衣”，很诗意，也很哲理，用在性上也很传神。性和水一样，都需要审美的支持和拥有一副精神形体，唯此，它才获得真正的从容和自由，才符合愉悦生命的本质。
墨西哥诗人帕斯，80岁时推出了一部著作：《双重火焰：情爱与性爱》。他把性爱比作炽热的红火焰，将情爱喻为炉火纯青的蓝火焰。虽承认二者都根植于原始的生命野火——性，但他认为性爱不同于原始之欲，性爱基本上是一种想象活动，就像诗歌把日常语言变成韵律和隐喻一样。在他眼里，性爱是“肉体之诗”，是一个人为克服疏离感和匮乏感而与他者融合的欲望。
重要的是，帕斯认为，只有当性爱被提升到情爱时，只有欲望被注入了爱的能量，只有男女在彼此肉体中找到灵魂时，生命的短暂才能得到永恒的呵护，才能抵御对死的恐惧，人才可进入自由之境。他打了一个比方：爱是一株花木，“性”即根系，“性爱”即枝茎，“情爱”即花朵……花木是否开花，灵魂是否如愿绽放，取决于生长的耐性和心力充沛与否。
帕斯还指出，现代人的危机在于采取了情感上节省、性欲上放纵的态度，杂乱的性最终导致了灵魂的普遍失落——这并非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缺乏爱能力的症状——对灵魂的无视使人丧失了对爱的基本了解和运用能力，而丧失了爱能力，即丧失了自我。
为此，帕斯崇尚欧洲“骑士文学”中的那种高贵之爱：求爱的骑士把美丽的贵妇仰慕成女神，不惜以百般坚忍和万千衷肠来表达坚定，无论相爱之路多么漫长，多么荆棘凶险，也无怨无悔……
应该说，帕斯这种“花——木”式的诉说，反映了人类基本的性现实和性理想，不失为一条理性和诗意的正途。
我本人拥戴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