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5日，钱塘江畔的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异常热闹，首家“大学生道德银行”启动营业：该院数千学子被吸纳为储户，按其原理，储户参加志愿活动、社会公益等皆可获相应数额的“道德币”，如做义工1次，得1万元存款，义务献血1次，有2万元进账……当储户需某种援助或申请某待遇时，可凭卡向银行支取。为刺激储蓄，该银行还特设不少奖项，如文艺演出和学术报告的门票，优秀团员、奖学金评比的优先权等。后来，为表彰先进，该行还特设了“年度十大道德富翁”评选。
一石惊鸟，坊间忍不住嚷嚷了：图利求报的道德还对得起“道德”这张老脸吗?说实话，若仅维护什么老脸或仅属个案的“义利”之争，确懒得搭话，但这次“银行”潮来势之汹、从众之多，委实让人吃惊，随便在电脑里一搜，即出来一大群“多胞胎”：长春安阳小学的“未成年人道德银行”，江西遂川的“中小学道德银行”，河南郑州的“青少年道德银行”……
一件事儿，值不值得重视?我的尺度是：看落在谁身上?影响体积有多大?冲击的乃当下还是未来?“道德银行”发生在“立人”“树人”的校园，试验对象是孩子，雄心是从娃娃抓起，就不容小觑了。
如果说“道德银行”有何社会启示性，在我看来，至少有二：一方面，它宣告了传统的全民性道德教育已近迟暮，尤其依赖榜样的号召模式之气息奄奄;另一方面，它反映了一种焦虑和挣扎，显现出大家对道德现实之不满和不甘，堪称为冲出道德缚境所作的一种“化蝶”冲刺。
但“道德”和“银行”联姻的后果是什么呢?“道德银行”将造就怎样的道德险境?一旦退出理想主义高地和原始本位，道德将跌落何处?它古老的身躯会摔成什么样子，导致怎样的外损和内伤?
表面上，“道德银行”在为道德寻求一种及时的测评和奖励方式。但该做法又是极鲁莽和笨拙的，因为它连最原始的技术问题都解决不了：谁有资格给道德打分?谁有权力规定道德的分值?道德委员会?道德证监会?谁有这样的道德识别力和公信力?对道德怎么统计和验收?谁来发明“道德秤”和“道德验钞机”?
按“道德银行”原理，不为人知的德行是无法自动进入账户的，即道德储蓄以“道德公开化”为前提。但大街上并无一种叫“道德监视器”或“道德记录仪”的玩意儿啊，除了上帝，谁有那全知全能、体察毫末、全天候蹲守的慧眼啊?这意味着，要想被及时见证和记录，在道德行为之外，必须同时做另一件事：道德示众，或叫道德自首!可这样的行为无异于给道德一记耳光。
退一步讲，即便“道德银行”确保所有的善行不被遗漏，而一旦走出了银行视野呢?比如一个小孩子，他在校园里习惯了做好事总是被记录，但出了校园，进入一个举目不见银行、四下皆无收款机的环境，或遇到了不记名的捐赠箱，他会怎么办呢?依赖见证和奖励的“道德银行”，实质上是为道德设计了一套条件反射的游戏，它的基础即那些“条件”，一旦“条件”不成立，那些被礼物宠坏了的孩子，即会像不见诱饵的鹦鹉那样懒得为你唱歌了。
我的担心还在于：被张榜的“道德贫富”会不会构成新一轮的精神压迫?道德等级会不会制造人群等级?为摆脱道德劣势，人会不会舞弊以弥补道德产量的不足?就像当年“浮夸风”那样，会不会爆发一场“道德大跃进”呢?谁又能担保银行里不会混入“道德假币”“道德伪钞”?记得小时候，为了评“三好”，自己就忍不住在“拾金不昧”上作弊：偷偷丢下一枚硬币，拉着小伙伴去捡，再由见证人把事迹记在“好事簿”上……现在看，这该叫“银行诈骗”罢。
“道德银行”企图为道德创建一种市场模型，维护一种市场公平，但对纯粹的道德而言，或许恰意味着一种不公，因为真正的道德者是不会在银行开户的，更不会去主动刷卡，自然不在银行表彰之列。也就是说，最朴素和本色的道德行为，在银行大屏幕前，反而被遮蔽掉了，真正的道德富翁会沦为银行门前的叫花子。
古人云：义，利也。道德确有利可图，但该利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心的获益。道德的回报形式和道德本身应是对称的、同质的，我想起一位朋友的话：“精神自有精神的答谢。”是啊，道德也自有道德的答谢，即心灵的自足和愉悦。就像一个人仔细收拾好自己的卧室，那清爽与温馨，那洁净与舒适，不是做给外人看的，更非等领导检查，而是一种自我奖励和来自灵魂的犒赏。
在信仰状态下，道德是一种类似草木的自然生长，她从容、无声，甚至寂寞;她安然若素，荣辱不惊……道德运行，遵循的是体内法则。心，既是道德的策源地和栖息地，也是最大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但在收银机面前，德行已从一个精神动作变成了一次机械的商业刷卡，变成了电子账户上的输入金，它不再是纯粹的精神实施，实乃一种意在结算、旨在产出的商业性投入。
道德是金子，但当金子变成资本，即不再是道德。
总之，“道德银行”的最大误区即在于它无视信仰之贫困，把道德窘境归咎于道德主体的寂寞，迁怒于社会回报和奖励机制的不完善。而它最大的荒谬，也是我称之为“精神腐败”的所在，恰恰是它无视国人生命内里的虚脱和无信仰状态，转而从“体外”找借口、寻逃路、租掩体的做法。它把保险柜当做了道德繁殖的孵化器，其实，啥玩意儿搁那儿都是最不安全的。
“道德银行”不景气尚罢，若真红遍了大江南北，倒真是一种悲哀和灾难。因为它损害的不是道德面子上的事，而是堪称道德肌里和质本的东西。这种以外界奖励来刺激和教唆内心、把利益约定作为道德驱动的做法，等于给了道德一个最坏的名声，对道德涵义作了一次最大的篡改，它培养出的道德舞弊者将比忠实者多得多。
“道德币”之于道德，犹如拿香喷喷的烤肉喂骆驼，与其说是一种关照和体恤，不如说是一种辱没和谋杀。
信仰朽腐的时代，似乎一切只能拿利益来下注，靠利益来打补丁。激励，靠利益作诱饵;惩戒，也拿利益作要挟。现世中，我们频频可见以利诱义的悬赏，像什么“提供侦破线索奖励多少元”“医生上交红包按比例返还”;一些弱智的红头文件也荒谬出台，“上班时间不许搓麻将、“公务员必须孝敬父母”“领导干部不许包养情妇”“教师不许奸污女学生”……前者的潜台词是“若能够”，后者的潜台词是“否则就”，无论哪种，这个时代所能搞到的唯一诱饵似乎都只是它：利。连饵料都挖不出别的了，可见土壤贫困到何种程度。
若任由利益机制代替信仰机制，道德沦为“道德币”——那么将注定这是一个漂着肥沃垃圾的时代，一个丧失底限和根基的时代，一个注水肉和假文凭的时代，一个有毒奶粉和劣质大米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