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印砚昆仲
中国文人历来有玩砚的雅兴，端砚、歙砚、澄泥和洮砚被称为四大名砚。还有一种说法，道是“一端二歙三贺兰”。据旧时资料记载，宁夏贺兰山东麓的小口子沟沟源，出产一种深紫间浅绿的两色石，所制砚台高雅秀丽，有“贺兰端”之称。但现在市场上的所谓贺兰石砚，不知是否小口子沟沟源所产，而且多是俗流所作。
偶尔在一处文玩店里，看到一方古砚，却是放在角落处，沾满灰尘，久已无人光顾。揩去蒙尘，只见砚边和四侧残痕已多，显然年代久远，保存不善，正面的色泽却粲然可观。砚堂底色深紫，分布着浅色的花纹，略似眉子或云纹，可以看出贺兰石的端倪。砚额的高浮雕，是古朴有趣的“麒麟送子”，麒麟在右，身卧头仰，双睛有神;左侧的孩儿也是俯卧状，臀部凸起，生动可爱。孩儿的双手牵着麒麟的须，下有孔，形成了内外砚池。砚的左右侧面和上侧面，镌有莲瓣图案;下侧面，刻纪年款识曰：“光定元年”。
光定是西夏神宗遵顼的年号，由此便可大致断定，这是一方贺兰石的古砚。据《宋史》记载，西夏自乾顺时开始建立国学，其后仁孝继位，在学弟子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并设立了翰林学士院。遵顼是以宗室策试进士及第而登上王位的，从乾顺的正德元年，到遵顼的光定元年，汉文化在西夏已经有了八十多年的繁育。这一“麒麟送子”古砚，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西夏文化昌兴的一个标志性文物了。
我很惊诧，一件古老之物，怎么会如此落寞?该店主人显然缺乏研究，他并且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文房是冷门，没有人看。”于是他愿意以较低的价钱让与了我。
回到家里查阅历史年表，竟然给了我一个格外的惊喜。我以前收得一枚金代铜印，是泰和四年内少府监造的“提控之印”，金朝泰和四年是公元1204年;这方西夏砚台出生的光定元年，是公元1211年，二者仅相差七岁，岂不就是兄弟俩吗?印兄砚弟先后来到吾家，迎此嘉宾，真让人高兴得要鼓瑟吹笙了。
金代官印存世较多，而这枚宫廷监造的“提控之印”，印体端庄，文字规整，亦属难得。我特意请人制作了一个木盒，将金代印与西夏砚并置其中，相映融洽，名之为“印砚昆仲”。李太白所谓“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的诗意，在这里足可以体味了。
2余甸的朗彻砚
余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清史稿》《福建通志》均有其事迹记述。曾在福建鳌峰书院主讲，后入仕途，官至顺天府丞。为官三十年中屡起屡跌，终被弹劾夺官，回归故里。晚年曾用唐人诗句为他人写楹联，遭不测而牵连下狱，昭雪后卒，年七十有二。其人刚方清简，精于治理，直声震天下，文章书法亦冠一时。善集古今法书，作篆隶行草各体，又喜作砚铭，所铭砚台为文人所珍重。
“朗彻砚”的铭文，在砚池上方，行书流畅浑脱，文曰：
外似拙，中朗彻。若悬河，不可竭。而初无藉乎唇舌。余甸记。
砚堂左边，镌“朗徹”二字，丰腴略似东坡。砚堂右边，镌联语曰：“千树梨花百壶酒，一庄水竹数房书。”书拟汉隶，朴茂有致。此联上句出自唐诗，据说是朱彝尊集为对联。余甸借用这一名联铭砚，也寄托了他对前辈文宗的仰慕之情。
此砚为随形端石，宽过手掌，砚池砚堂外留出宽边，便于镌字。虽然三边有铭，而字体各异，安排宜称，自是一种雅格。除铭文之外，别无雕琢，拙朴自然，非大家之手莫出。
清中期福建书画家林在峨，著有《砚史》一书，余甸的“朗彻砚铭”在书中即有著录。两百年来此砚经过了怎样的颠沛流离，犹能来到我们面前，可谓幸甚。虽然边缘处有些小残，那是风尘辗转留下的痕迹，无损于它的淳雅气质。但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古砚尚存于世，愿他们都能安然无恙。他们的存在，总能够为这人世间散发几许古文化的幽芬。
3石鼓文砚
时在2009年初冬，我往福建龙岩参加海峡两岸诗词笔会，归途过厦门，买了一个旧砚台携回。此砚石质坚致，是老端砚无疑，制为鼓形，圆面直径12厘米，高6厘米，周侧上下各镌一圈鼓钉纹。两圈鼓钉之间，铭文齐整，共篆四十六字，都是临摹古石鼓文。砚的正面，下半部为半圆形砚堂，上半部正中有小小砚池，右方有蝙蝠纹，砚池周边的铭文仍是石鼓文。刚健而秀逸的铭文，为这个小鼓砚增添了浓浓的书卷气，加之它历经多年氧化和摩挲，包浆光润，手感细腻，令人悦爱。
石鼓文是现存的我国最早刻石文字，出自东周初年的秦国。原来是在十块鼓形石上，分刻有十首记载秦国国君游猎情况的韵文，现有九鼓存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唐宋以来，“石鼓”之赞屡见于诗文，苏东坡诗云：“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康有为说：“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对于书法家和篆刻家来说，临摹石鼓文向来是一种学习的自觉和偏好，而将那些古籀文字镌刻到一个精致的鼓砚上，尤其可见文人情趣之笃至。
如此一位文情笃雅的制砚人，他是谁呢?原来此砚竟是出自清代艺术家吴熙载之手。何以知之?砚池外的铭文末端，有椭圆小圈内刻了一个“攘”字，吴熙载字让之，又作攘之，这个“攘”字便是他的落款。
有文史资料记述，吴熙载是江苏仪征人，在清道光、咸丰年间，称为一代书法篆刻大家，近世影响深远。他善作各体书法，又精于金石考证，能以碑刻摹印，其篆刻遒劲而舒展，远出当时印人之上。晚年寄居泰州僧舍，以书画自给，作写意花卉亦风韵绝俗。
如果砚台的具款为“吴熙载”三字，或者是“让之”二字，必定早已被人拿去，不是拍卖赢利，便是藏之秘阁，我们也就无缘一见了。一个“攘”字却可以使人忽略，大概会有许多的过手者想不到那个字是名款，更不知其为何人。如同陈师曾有的作品具款只一个“朽”字，齐白石有的篆刻下款是一个“璜”字，对后人来说具有了隐蔽性，这也是作者始料不及的。艺术品收藏中往往随缘而遇，尤其是遇上这种半隐的款，唯有识者可得。谚语说，“有缘千里来相见，无缘对面不相逢”，人际交友如此，与物交友也是如此。
4赵南星砚
赵南星是河北高邑人，明朝万历进士。他天性方严嫉恶，宦海三起三落，在大明历史上，这是一个不可遗忘的人物，颇有可敬可爱之处。
早年在朝中，南星不过是一名小官，却竟然敢批评当局吏治，上疏指出：从中央到地方，上下有“四大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这样严厉的上疏，当然会触犯时忌，有朝臣出来驳斥他，他只好称病辞职了。再起时，职务为考功郎中，参与考察京官，他配合吏部尚书秉公汰澄，将那些投靠门路的不良京官贬斥殆尽，结果又遭人嫉恨，朝廷听信谗疏，下旨将他削职为民。南星回乡，闲居长达二十余年，他的清流名声却愈来愈高。七十岁时又三起出山，任左都御史，旋升吏部尚书，史称他“慨然以整齐天下为己任”，受到东林党人的拥戴。然而，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哪能容他锐意澄清?东林党在与魏忠贤激斗中失败，南星被削职，遣戍代州，两年后死于戍所。到崇祯初年，为他恢复了名誉，谥号忠毅，后世便称他为赵忠毅公。
纪晓岚著《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写道：
沈椒园先生为鳌峰书院山长时，见示高邑赵忠毅公旧砚，额有“东方未明之砚”六字，背有铭曰：“残月荧荧，太白睒睒;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阉;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贬。”盖劾魏忠贤时，用此砚草疏也。末有小字一行，题“门人王铎书”，此行遗未镌，而黑痕深入石骨，干则不见，取水灌之则五字炳然。相传，初令铎书此铭，未及镌而难作，后在戍所乃镌之，语工勿镌此一行，然阅一百馀年，涤之不去，其事颇奇。
这里说到赵南星的一方砚台，名为“东方未明砚”，是为弹劾魏忠贤、起草上疏时所用砚。当时写了砚上的铭文，还没有来得及刻就遭事了，他带到山西代州戍所后，才叫石工刻的。后面原来写有“门人王铎书”，这一行小字没有让石工刻，字痕却留下来，湿水就能看见。纪晓岚分析原因说：王铎后来“人品日下，书品亦日下”，南星当时就有预见了。其实，纪晓岚的臆测是很偏颇的。王铎当年还只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南星被遣戍代州时，魏忠贤在朝气焰正炽，如果说南星出于对门生的保护，而将其名字隐去不刻，倒是合乎情理的。
清道光年间，梁绍壬著《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三》，也曾说到此砚，文曰：
赵南星砚：余幼时曾见。有人持一砚来，上镌赵忠毅公款识，有铭云：“东方未明，太白睒睒。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揭大阉。事成铭汝功，不成同汝贬。”当时草劾珰疏，盖用此砚也。
“劾珰”的“珰”，也就是“大阉”，都是指宦官，指魏忠贤。此砚为“草劾珰疏”所用，与纪晓岚的说法是一致的。梁绍壬著书在后，纪晓岚的书在前已经刻印，但那时的发行极其有限，梁不曾看到。梁所记砚铭，与纪晓岚所述略有出入，这是他幼年所见，记忆不确的原因。
高邑县南星故里，有赵氏宗祠。当地传说，“东方未明砚”是南星为杨涟起草“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疏文时所用，曾在宗祠内保存。杨涟上疏是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中的一个大事件，此事必有南星支持无疑，南星被削职外戍后，杨涟惨遭迫害，死于酷刑下，草疏用砚如存于世，应是一件重要文物。但据纪晓岚和梁绍壬所记，此砚至少是乾隆年间已经流转在外了，保存于宗祠的说法似无根据。
沈椒园先生，即是沈廷芳，乾隆时曾官河南按察使，纪晓岚是在沈氏手上见到赵砚的。梁绍壬见此砚于谁手，文中没有述及。其后又传与何人，今日更在何处，再也没有别的文字记载，恐怕已经毁灭在灾患战祸频仍的历史沧桑中了。
一次我在市场闲逛，不经意间淘得一方明代的歙砚。此砚长度仅十几厘米，置于手边，常常摩玩，它的简洁、质朴、古秀的风格，使我相信它必出自明人之手。砚的正面，以简练的刀法、流畅的线条，勾画出一个宝瓶图案。砚的背面，有铭文曰：
年盼五十，欲期寡过，研朱点易，小窗闲坐。南星。
赵南星擅长书法，昔时称赏其书“沉浑鸿博，秀色可餐”。这方砚台所铭十八字，仿古籀文，确有秀色，笔致自然、恬静、冲和，无一生硬之笔。
从铭文内容看：作者年龄接近五十岁了，这个时候的唯一心愿，便是不要再出任何过错;或是研磨朱墨、阅读点评周易，或是倚着小窗悠闲静坐，以使后半生时光能在读书生活中平安度过。联系到南星的身世，万历二十一年大计京官后，他被贬斥为民，年龄恰是四十余岁，此后读书、写作，赋闲多年，上述砚铭的内心表白，多么符合他当年的心境!
如果南星一直坚守“小窗闲坐”，便可在家乡安度晚年，然而，读书人的家国担当胸怀也是根深蒂固的，他七十岁后复起，既要为整顿朝纲而竭忠尽智，便把“欲期寡过”的铭言丢到一边了。南星出任吏部尚书那三四年时间，是他政治历程中最灿烂的一段，纵然最后遭遇了厄运，若与“寡过”的平安相比，还是遭遇厄运更有意义，那种人生的灿烂是不灭的。
写“东方未明砚”的铭文时，南星身居要职，正值与魏忠贤搏战之时，而且已是年过七十的老者，因而，命他的门生代书是为适当;制作这方“年盼五十砚”时，则是在他闲居家乡、精力健旺之时，亲自书写砚铭正在情理之中。可以推想：他晚年入朝，这方小砚留在家中，数年后远戍，死于代州，遭此不幸，致其生母、嫡母同时哀恸而卒，七岁的幼子在惊怖中夭亡，家产亦抵尽，谁还会理睬一方砚台呢?于是，带着南星铭文的小砚，便遗落在人们不加留意之处，无声无息地隐存下来，以后流散民间，大概也不曾有人去探究它的来历。幸好歙砚坚老耐久，竟然无恙而遗存至今，也是“人不留天留”，物运如此吧!市场上冒充名人铭砚的赝品虽然很多，但并非没有真品;只要有诸多因素构成了它无可怀疑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它便是真品。
南星在乡闲居、“研朱点易”的那些年，撰写了许多著作，他的散曲和小品文，成为后人喜爱的文学作品。清初作家尤侗读了赵南星的散曲，不禁感慨道：“一代正人也!”
我有时边读他的散曲，边抚摩小砚，四百年前“一代正人”小窗闲坐的情景，便会悠然现于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