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萃与真理》杂志：《A城天使的出现》《谁在打天使牌》《挑战科学的力量》《虚妄的真相和探寻精神》《你要悄悄蒙上谁的眼睛?》……《底层文艺双月刊》：《在A城：谁是天使选中的子民》《可能的拯救和可能的逍遥》《天使的启示》《“天使”的形象塑造与底层文艺的勃兴的关系》《自天而降的狂飙》……《新前阵营季刊》：《天使抑或戈多?》《A城天使现象剖析》……《娱乐致死文娱周刊》：《从天使的衣着看审美》《白雪之白：天使的化妆术》《和天使上床》《找一个天使带回家》……《国学探微》杂志：《天使与国学：中华文化对世界的潜在影响》《“A城天使”：在孔子眼中的龙》《究竟谁在打天使牌》……
我们用上了印有天使像的杯子用它来装矿泉水、龙井、碧螺春或咖啡。按照天使模样设计的芭比娃娃一经上市很快便被抢购一空，某家玩具制造工厂则推出了一批适合男孩心理特点的“战斗天使”，它们手中持有火轮、激光枪、AK47等等武器。我们有了天使坐椅、天使床、天使热水器、天使浴霸、天使照明、天使冲便器……凡是有天使图案的用具很快便风靡整个城市，并且远销海内外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关于天使的争吵仍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有一个社会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向社会发出倡议，建议用天使替代我们的旧有图腾：龙。他引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龙在西方世界里是恶魔和灾难的象征……很快，在杂志、网络中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大阵营，正方认为这有利于改善国际形象，促进世界和平，为进一步增强沟通理解建立了桥梁;反方则认定，这一倡议是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一批人的陈词滥调。它打击民族自信，表现了崇洋媚外的心态。“将这样的学者赶出校园!”“乏走狗仍然在叫!”“他拿了美元还是卢布?”……因为天使像的频频使用，《A城日报》、《柒周刊》、搜熊网等媒体展开讨论：“天使像是否可以如此庸俗化?”它们认为，天使无论是否真的存在，无论飞过A城的天使是否即是天主教、基督教中的天使，不可否认的是，它都是那种纯洁、善良、美好的象征，将这一形象应用到抽水马桶、垃圾箱上的做法是不妥的。A城大学和A城设计院的十几名学者专家联名上书，要求市政府对“天使形象”的使用加强监管，并鉴于当前A城“天使形象”因版本不同而造成混乱的情况，他们还提议由政府组织，由他们负责设计、印制统一的、权威的“天使标准像”。后来，A城新闻发言科的那位发言人(她已升任发言科的第一副科长)证实了这一说法，她说，关于天使标准像的设计审核工作“正在进行中”。有记者问及，使用这一天使标准像是否需要付费时，漂亮的女发言人吞吐了一下，“是会收一点……一点费用。你知道，这些设计者为了标准像的制作付出了……努力。作为讲法制的政府，我们尊重设计者的劳动，尊重知识产权……”“那么，”一个记者穷追不舍，“我们使用这所谓的天使标准像，是否只要向设计者交费就可以了?另外，制定了天使标准像，那其它的相机、其它角度拍摄到的天使画面，是否还可以以天使的形象出现?”……
A城日渐繁荣起来，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将它当成是一座小城看待，彼此称呼为“庄里人”——天使的出现使A城成为了一座让人瞩目的城市，前来观光、考察、求卜、淘金、朝拜或“揭秘”的人络绎不绝，大小旅店宾馆人满为患，后来者只得在洗脚城、网吧、卡拉OK厅或一些昼夜餐厅内过夜。流动人口的增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似乎也刺激了蚊子的生长繁殖，一到傍晚，成群出动的蚊子即形成一团团扑面而来的雾，使能见度大大降低，三环路口的几起车祸均是因为团积的蚊虫阻挡了红绿灯和司机的视线而引起的。蚊子的泛滥引起了A城政府的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副市长为组长的灭蚊领导小组，城管、公安、居委会、环卫局主要领导分别担任副组长和成员，下设协调行动组、宣传组、效果检查组、设备管理组和办公室。灭蚊小组先后三次展开了声势浩大、统一着装、统一指挥的灭蚊行动。并在主要街道制作了巨幅广告牌，粉刷了标语“爱我家园，共同灭蚊”，“彻底消灭蚊虫，树立卫生城市良好形象”，“大家一起行动消灭蚊虫!”“灭蚊行动需要每一个人，大家行动起来!”……灭蚊工作一直持续到初冬，树叶飘零，才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调查，在天使飞过A城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所有商业、企业都大幅盈利，获得了让人惊讶的发展，唯一受损的短衫、短裤、短裙的生产厂家和经销商，蚊子的大量繁殖使它们滞销，早晨和傍晚没有谁敢穿短衫、短裤和短裙出门。那些该诅咒一万遍的蚊子!A城短裙制造商将他供奉了多年的关公像请出了神笼，转而供奉天使像，然而这一变化，并没起到任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