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拙作献给余光中先生的在天之灵，凡我在处，即是中国;斯人已逝，而其文长存。
12月时，正是考研前夕，舍友突然对我说，余先生去世了。我故作镇定：“不奇怪啊，之前就在社交媒体得知余先生住院，上世纪初活到现在，也了无遗憾了。”说实话，对于一向奉老庄之道为圭臬的我来说，生老病死，不过气之聚散尔尔。嵇康说，声无哀乐，而生死又何尝有感情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罢了。
毕业论文写道“余师，鲐背之年仍不忘传道授业”，想起得加上注释“于2017年12月去世，享寿90”，这才回想起老头的音容笑貌，恍然若失。
两年前，我赴台湾交流学习。余先生所任教的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与我所就读的师范大学相距不远，我便常常前往先生处在半山腰的办公室，以期聆听先生的教诲。“中山大学外文系”那块牌匾至今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而令我印象更深的则是离余先生办公室几步之遥的一把面朝大海的座椅，坐在那里便可以眺望整个西子湾，遥望金陵与厦门。作为一个才入新诗大门的晚辈，我总是诚惶诚恐地站在门口等待先生，从不敢多提问题——生怕自己的无知冒犯了先生，并且，周围总有许多围着先生等待发问的学生们，他们博学而又好学，我便相形见绌了。他的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似乎从微弱的话语中便重现了这位川娃子在乡间溪流嬉戏的场景，有时候又微微眯着眼睛，似乎在怀念某人某事，他的眉也随着记忆不断变化，弟子们无一不被他感染。
返乡前夕，想到可能再也无法与先生相见，便大胆地向先生提出一个不情之请：为我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版的诗集题书名。以此构成我与先生永久的、值得怀念的交集。我深知，这确实不是一个合理的请求——先生被称为中国现代诗坛的祭酒，为别人题写书名、写序言是非常慎重的。我并未期待得到先生肯定的答复，没想到几天之后，便看到了余先生托人送来的清瘦的笔迹，着实让我惊喜又惶恐。
四年前先生曾造访我的家乡，以八十余岁之躯登上雁塔。那时曾与先生有一面之缘，但后来我并未告诉先生——先生一生曾在多个地方任教，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有大陆人、港台人、美国人，有黄种人、白种人、非裔美国人。我不愿以此等小事打扰先生，能做一个先生可能不会记得的、无记名的编外弟子便无憾了。
长安子弟来相送，所饮之物却非酒，乃是那多鹧鸪的重庆、金陵的翁仲以及想回、也回不去的江南。
桃溪水流过的地方，就是余的故乡;黄河与长江冲刷的河畔，便是你的故国。
十二支笔
那是去年的夏天。
“嗡，嗡”，夏虫恼人的叫声让我略微有些烦躁。
“中性笔便宜卖啦!”
一个老人站在便利店门口叫卖着，嗓音嘶哑，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几天未曾喝水了。
这时候，我急着去买点冷饮——你知道，太阳简直要命地热!
“你好，要不要支买笔?”
想赶紧走进便利店“避暑”的我摇了摇头，又加快脚步匆匆走到店门口。
推开门，随手从货架上拿了两个面包，又坐在店内的座椅上开始温习功课。
天色渐渐暗了，感到不那么热，我走出了便利店。
他还在那呢!只不过与下午不同的是——他坐在了路沿上，眼神呆滞地望着马路对面闪烁的霓虹灯。
我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冥想，他突然转过身来，机械式地问：“要不要买笔?”
要不要买笔?真是个奇怪的人，谁会在路边买笔呢!
我耸了耸肩，向路旁的公车站牌走去。
“叮咚。”
车终于来了，我赶忙抱着行李，冲上车坐了下来，扭过头——他还坐在那儿呢!一个人坐着，跟五光十色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
看到他黝黑又褶皱的皮肤，我心里一阵酸楚。
我着了魔似的站了起来，走下车。
“让他早点回家吧!”我对自己讲。
我找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向他招了招手，说：“多少钱一支?”
“一支1元，你要几支?”
“10支。”
他狐疑地看了看我，喃喃地说：“你需要那么多吗?你需要再买吧。”
我愣住了，迟疑了片刻，还是坚持说需要十支。
“那我送你两支吧!一天都没卖出去了，你是第一个顾客，一共给你12支。”
还会有第二个顾客么?我瞅了瞅对面早已亮起的霓虹灯，不禁苦笑了一下。
“你多送我一支就好啦，谢谢。”
他再次说了句让我愣神的话：
“你要不要发票?”
我：“啊……不用，没关系。”
他打开了破旧的帆布包。
“喏，十二支，你自己拿喔。”
我笑了笑，不好再说些什么，数够了笔拿出来。
“这种比较好写。”他似乎自顾自地喃喃着，小心翼翼地探出夹着两张零钞的右手。
三只，我愣住了，他的右手只有三只手指。
三年了，已经三年了。
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他。
在那天，他站得比任何健全的人都要直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