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哀牢归汉，所有史书中的记载都不及一篇大赋中的文字宏丽、翔实。哀牢臣服，故地置永昌郡，诸侯会同洛京，佳肴千种，美酒万钟，金罍成队，玉杯成行，五声高奏，六律弹尽。明帝欢畅，群臣沉醉，空中降下湿热飘荡的云烟，调和人间元气。
此时，在宫中某个远得听不到钟鼓管弦的角落找到杨终，他的句章还远不足以与这场盛大的宴会伴驾并行，作东都之赋，自有文胆班固。
还是衡器，当另一端特定的外力消失了，杨终也只能乖乖地站在原地，也有人讪笑，边郡小吏的奇迹，可一而不可再。可是，《哀牢传》中的文字到底还是僭越了它的主人，变成不安分的咒语，伏笔着另一个更加奇瑰的盛宴。
在汉明帝之后相隔几十年的地方，汉安帝不会想到，自己会在靡丽的宴会上看到如此血腥的一幕。
那个掸国王敬献的幻人(魔术师)，裸露着身体，双手伸向耳部，将自己的头颅从脖子上举起，他高高的鼻梁上还涂抹着焰光，他深深的眼窝像是注满诡秘之事的银杯。突然，他的双眼睁开，以这种奇怪的姿势与大汉天子发生了对视。
公元二世纪，分处世界东西方的两个最强大帝国的人第一次真正地见面了，幻人和皇帝。
这个擅作幻戏的外邦人来自数万里之外的大秦(罗马帝国)，他们循海而南，横截孟加拉湾，在掸国登岸，沿伊洛瓦底江逆流而上，直抵汉永昌郡。尽管平行的时空在汉朝的宫室中发生了短暂的交叠，但是赛里斯华美的丝绸不在低微的幻人的认知范围之内，就像从大秦到大汉的漫漫长路在天子的认知范围之外。
大汉与罗马，东方与西方，尽管双方开始真正洞察世界的种种真相还远在千年之后，但并不妨碍地中海深处的珊瑚树被栩栩如生地植种在汉宫殿庭的转角处，也不会阻扰帕提亚帝国用东方钢铁制成的箭簇在战场上轻易刺穿了罗马骑兵的盾牌和盔甲。
这一切，必然发生。
杨终在《哀牢传》中写下“哀牢国，其国西通大秦，南通交趾”的时候，就注定了，一切必然发生。
现在，当凡人开始对传说的记忆渐渐模糊，传说却以倾倒的形式迎头而下，就像禁水边那些无处不在的瘴母，凡人站在原地，无处遁逃。
禁水，沿哀牢故地东北而流，见孤高三千余丈的泸峰，晋太康年间，巨山崩塌，震动郡邑，史书有载。而永昌郡，它自晋朝这座中央山体的剥离却悄无声息。
只有蛰伏在《搜神记》中的蛛丝马迹，也许，作者干宝只是随手一记，汉永昌郡不韦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正月至十月不可渡。
禁水，不过是一个蜷曲的畸小的符号，连同禁水一起萎缩、弃置的还有晋朝的疆土。皇权孱弱，无暇四顾，至于僻远的边郡永昌，已在持史为逸、深思熟虑的志怪小说中率先完成了一次舆论性死亡。
东晋咸康八年(342年)，罢永昌郡，哀牢故地身归域外。
这一年，晋宫中的妖异似乎比去岁多一些，五月，有马色赤如血，直入宫殿，旋即无踪，数日后，凉州兵事征马数十匹，竟全无后尾。七月，白鹭飞集殿宇，谶言，野鸟入庭，宫室将空。在东晋怪诞的空间里，一切神鬼之事只会验证世族的攻伐，权力的更替，或者帝崩。疆壤和郡治的干瘪、萎缩、凋亡，不过是山体上掉落的碎小石块，当然，碎石的叛乱和异动只会发生在山泽彻底崩塌之前。
在永昌废止，哀牢消失之后，有一人自蜀中姗姗来迟。
常璩，随成汉政权降归晋朝的官员，在兵连战结的成都，常璩第一次见到了率军伐蜀的名将桓温。或许，是桓温的一句话给心怀功业之望的常璩造成了错觉，在众人前，桓温说，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
可能一顿酒，桓温就会把随口说的场面话忘得一干二净。而常璩，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那是“心上人”赠答的信物啊，他心甘情愿地让它盘绕在自己的臂肘上，时时抚看。
常璩错了，桓温伐蜀，意在军事之外，他的剑锋所指终究是代晋称帝，在蜀地举贤用人不过是一面在风中卷展的虚飘飘的锦帜，常璩们不过是他累积声望的工具人。而更残酷的真相是，在门阀世家的拘囿下，政治形势也决不允许他去重用世家大族所认为的鄙远偏邦的一众降臣。
常璩的命途在与桓温相见的一刻就被彻底决定了，而他却像一个口不能言的病者在候守或早或晚但必将得到的良药，期期艾艾、满目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