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永安后，发现家里多了两个新成员，祖父和小叔，他们是从帽儿山来的。
祖父五十多岁，国字脸，剑眉，鼻梁挺直，眼睛黑亮，目光犀利，满头乌发，腰板溜直，声若洪钟，大踏步走路，一派硬朗之气。小叔十七八岁，圆头圆脑，整日舞枪弄棒，打遍邻里。他们住在生产队前面的草房，有两片大菜园。
祖父衣着洁净，爱吐痰和皱眉，好像总是气不顺。因为父亲在哈尔滨擅自报名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断了祖父的城市梦，所以他对父亲有一股说不出的恨!据说我没回来时，祖父有回扛着斧子雄赳赳地来到我家门口，吆喝着：“老大，你给我出来!”要把父亲给劈了。
父亲是长子，叫“迟泽凤”。他有两个弟弟，二叔“迟泽鸣”，小叔“迟泽岐”。祖父祖母想再添个男孩，圆了“凤鸣岐山”的美梦，可惜小叔三岁时，祖母去世了。“迟泽山”没指望了，祖父便把小叔“泽岐”的名字改成“泽福”，只留下“凤鸣”。祖母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她的死与日本鬼子有关。祖父家在帽儿山的时候，有天祖母坐在院子洗衣，日本飞机突袭，一颗炸弹在附近落下，爆炸声吓破了她的胆儿，从此后一病不起，没多少日子，丢下还在吃奶的小叔走了。所以祖父一提起日本人，目中喷火，咬牙切齿，说是中国跟哪国友好都可以，就是不能跟小日本!他见我扛着红缨枪上学，最爱说的是：“杀鬼子!”红缨枪的枪头是木头的，为了使它看上去像金属的，刷了一层银粉。这样的枪头，连稻草人都扎不透，别说是血肉之躯了。
永安的房子不像漠河乡，没有独门独院的。一幢房子，少则两家，多则四家。我家住的那幢房子，就有四户人家。一般来说，把两头的人家，屋子和菜园都大，而中间的住户就窄巴了。虽然父亲做校长，但我们家住在中间，只有两间屋子，一个小灶房。弟弟和父母住大屋，我和姐姐住巴掌大的小屋，差不多是进屋就上炕。
祖父一旦不痛快了，就会找父亲撒气。他来我家闹时，小叔会提前通风报信。说：“快，你爷找你爸算账来了，快插大门!”我们赶紧把大门拴上，将怒气冲天的祖父挡在门外。
祖父一来闹，我除了害怕，还觉得羞耻。因为一左一右的邻居，听到骂声，会跑来看热闹，听他历数父亲的不是，那简直就是一台戏。在祖父心中，父亲最大的不是，就是不该来这个冰雪之地，逼得他们也得跟过来，大家伙一起下火坑。
祖父嫌我们这里冬天长，两眼一望白茫茫，拉泡屎还得分两起，不然屁股就冻麻了，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他还嫌这里没电，没自来水，没饭馆和澡堂子，人不活泛，死气沉沉。祖父进不了门，不耽误他骂。骂够了，他总要将一口痰吐在我家大门口，最后骂一句：“犟眼子!”悻悻离去。大门外的人散去了，可我们久久不敢打开家门。怕开门的一瞬，会飞来祖父的痰和斧头。
祖父无休止地与父亲作对，弄得父亲很没面子，所以一开始我讨厌祖父，觉得他就是从天而降的妖魔，专为人不痛快儿来的。在路上碰见他，我很少叫他“爷爷”，他也不正眼瞧我。有时候，我远远看见祖父的身影，赶紧开溜，不想撞他的冷脸子。
祖父很会种菜，他的两片菜园，精耕细作，勤于施肥，成为我们小镇农人最羡慕的园田。园里没有杂草，菠菜和大葱翠绿翠绿的，豆角豌豆爬满架，土豆圆滚滚，黄瓜脆生生，西红柿和茄子红红紫紫地压弯了秧。祖父除了种菜，还在边边角角种了花儿，向日葵，大烟花，扫帚梅，爬山虎等，然而这些还算不上绚丽。祖父的菜园最诱人的是什么呢?别家的园子顶多有青蛙和蝈蝈的叫声，而他的园子，鸟声阵阵。祖父喜欢捕鸟，将它们关进笼子，挂在菜园的豆角架下。笼子少则两只，多则四五只。最特别的笼子，是“叫油子”呆的“滚笼”。什么是“叫油子”呢，就是喜欢叫，而且叫声最动听的鸟儿。它独居的“滚笼”，一左一右有两个翻转的小门，上面别着谷穗。叫油子热烈叫着的时候，会引来半空中飞翔的鸟。它们看到滚笼上的谷穗，不顾一切冲下来。当它们脚踏着翻转的门时，至多啄上一口谷子，就会落入陷阱。所以叫油子在我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其他笼中的鸟儿，看着阳光好，或是看着花儿好，也会动情叫上一刻。但它们看见笼外的鸟儿被叫油子叫来，想起自己的不幸了吧，会停止歌唱，极少帮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