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蓝被救活后毙了。枪毙他的地点在采石场那一带，是最爱长蘑菇的地方。从那以后，采山的人们，都不爱去那儿了。说老蓝是横死的，鬼大。
这桩凶杀案，改变了我们小镇邻里的格局。生产队纷纷召集会，提醒社员，最好不要两家用一个院子。于是那一年，竖板障子和加高围栏的人家，非常之多。邻里之间，从此隔山隔海似的，疏于往来。不过，动物们是不管这一套的，它们出了自家小院，到了大门外的公共领地，又亲密无间地聚合在一起了。
生产队的牲畜，属于集体生产资料，是不能随意宰杀和转卖的。有一年，队长见一头牛老得干不动活儿了，白搭草料，而那一段供销社好久没供应肉了，便与生产队的几个骨干合计，六人合股出资，悄悄把牛宰了分吃。知内情的除了他们，还有喂牲口的老哑巴。哑巴知道的事儿，在大家眼里跟不知道一样，所以也没介意。为了避开其他社员，杀牛是在深夜。一头牛分六份，每家连肉带骨头，挑回了半担。
第二天一早，母亲关起大门煮肉。老牛费柴火，牛骨头和牛肉在大铁锅里被慢火煎熬了三四个钟头才烂。我急嘴子，肉半生不熟时，就掀开锅，取了一块牛骨，蹲在灶台前啃，累得腮帮子酸疼。牛肉熟透了，我又是一通吃，弄得满手满嘴都是油。母亲嫌我吃相不雅，说是像我这样的女孩，将来不好找婆家。我一赌气，掀开锅盖继续吃，撑得倒仰。
宰牛的事情最终还是在小镇传开了。泄密的可能是老哑巴，也可能是狗。老哑巴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他会比画。他喜欢那头老牛，不舍得它死。据说杀完牛，老哑巴哭了，队长给他牛肉，他坚辞不要。狗又为什么会成为嫌疑犯呢?因为这六户人家虽然是关起门来悄悄吃肉，可是吃剩的骨头，会扔给它们。狗牙和牛骨硬碰硬，一块骨头，狗得啃好几天。它们不仅在家啃，有时还叼到大门外，过路人一看它们嘴下的骨头棒，就明白了八九分。有人写了匿名信，把队长告到塔河镇。镇上派人下来调查，确认牛虽然被杀了，但它确实太老了，不能再为生产队效力了。而六个私分牛肉的人，事先都交了钱，可以从轻处罚。最后镇里给队长警告，并让她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检讨，母亲与其他几人，则被扣了工分。老蓝杀人事件之后，这个被社员称为“六大股”的杀牛事件，成为小镇人茶余饭后的又一个谈资。
在我的少年记忆中，秋天是属于生产队的季节，也是属于母亲的季节。秋收的学问很大，先收什么后收什么，完全取决于庄稼的耐寒程度。萝卜和土豆要早收，傲霜的白菜和大头菜可以后收。收好的菜，通常分三等，分堆放着。母亲是一队的秋菜调拨员，哪片菜好，该进哪个等级，她说了算。而最终留给队里的好菜，要做个伪装。也就是将好的埋藏在里面，次的覆盖在外面，这样塔河镇来拉秋菜的人，就不会打它的主意了。
深秋的早晨，一挂挂从塔河驶来的马车，碾着落叶和白霜，嘚嘚来到我们小镇的庄稼地，采购越冬蔬菜了。四个生产队的菜地相距不远，但马车停在一队的时候多。往往一队的秋菜售罄，二队三队的还堆积如山呢!母亲忙完队上的活儿，会歇上一两天，然后请瓦匠来打家里的烟道和火炕，把挂了一年的灰清除，再用石灰将墙刷得雪白，用蓝油漆将炕涂得锃亮。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幸福时光，就是秋日的午后，懒洋洋地躺在新刷了油的热炕上，一边翻小人书，一边啃青萝卜。看累了，撇下小人书的一刻，看着雪白雪白的墙壁，感觉是在云端，满心晴朗。
生产队的财富，是社员们用血汗换来的。母亲做领工员时，我不止一次听社员私下抱怨，说她领着干活太狠了!而母亲干活之所以拼命，不过是为了让大家多挣点。母亲在生产队卖力了二十多年的结果是，肩膀仄着，那是冬天在雪窝子里扛小杆、长时间受重压的缘故;而她的脊椎，骨刺丛生，常常疼得直不起腰来。
如今年届七十的母亲，一提起生产队，就一肚子火气。说是在生产队干了半辈子，没少给国家做贡献，可老了生活无保障，没有补贴，不享受医疗，只能靠子女来奉养，实在不公平!她说没有生产队，七十年代的人们，就得挨饿。我一听她发牢骚，就会拿“六大股”的事挤对她。她每回都撇着嘴辩驳，不过内容不同而已。她有时说：“要不叫我，你能吃上那么香的牛肉么，体格能这么好么，哼。”有时则说：“杀了头老牛，塔河镇就派人下来调查了，说明那年代的人不腐败!现在别说杀牛了，当官的把单位吃空了，也没人管!”每次说完，她都要念叨“六大股”的结局，谁谁病死了，谁谁得了老年痴呆症不认人了，谁谁穷得现在还得卖菜换油盐，总之，晚景凄凉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