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兵兴，使在其间。夫使也者，所以通两国之情，释仇而约，易憾而欢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为得已也。使而不失辞，两国之民实赖之，顾亦何恶哉!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盖曲尽人情者莫如《诗》。达乎《诗》而使，则道之以义，开之以理，广譬而约喻，用能曲尽人情，事无有不集者矣。然则古者之使，本乎曲尽人情，纷挐之辩不贵也。
及至列国之际，强弱之相形，众寡之相倾，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摇吻鼓舌，劫之以劳，诱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趋之以其所甚欲，捭阖而钳制之，以苟一时之成事者，此无异于白书而攫者也。盖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于仪秦。当是时也，相帅成风，其习已胶而不可解。世之所谓有道之士，若孟、荀，庄周，其立言论事，犹时有辩士之风，要其归以正，是以无讥焉。
汉兴，郦、陆、侯、随辈皆以辩闻，然嗜利无耻，不问道理之习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贤使，诚为有间;至其辩析利害，切见事情，彼乌可废哉!繇数子以降，士之肆伟辩以济人之事者，不可胜数，厥跡之著，阙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录其可采者，为《辩士传》。又为叙古今使者之所以异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