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1。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2，迎日步气，以追寒暑之序3，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4，圣人之作也。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5，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
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径术，相土宜6，无聚大众。季春利堤防，达沟渎，止田猎，备蚕器，合牛马，百工无悖于时。孟夏无起土功，无发大众，劝农勉人。仲夏班马政，聚百药7。季夏行水杀草，粪田畴，美土疆8，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纳材苇。仲秋劝人种麦。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举五谷之要，合秩刍，养牺牲9;趋人收敛，务蓄菜，伐薪为炭。孟冬筑城郭，穿窦窖10，修囷仓，谨盖藏，劳农以休息之，收水泽之赋。仲冬伐木，取竹箭11。季冬讲武，习射御，出五谷种，计耦耕12，具田器;合诸侯，制百县轻重之法、贡职之数。斯固俟时而行之，所谓“敬授人时”者也。其余郊庙百祀，亦古之遗典，不可以废。
诚使古之为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养幼少，省囹圄，赐贫穷，礼贤者;非夏无以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断薄刑，决小罪，节嗜欲，静百官;非秋无以选士厉兵，任有功，诛暴慢，明好恶，修法制，养衰老，申严百刑，斩杀必当;非冬无以赏死事13，恤孤寡，举阿党14，易关市，来商旅，审门闾，正贵戚近习15，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则其阙政亦以繁矣16。斯固不俟时而行之者也。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17?作淫巧以荡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纳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书之可也18。
又曰：“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咳、鼽嚏、疟寒、疥疠之疾19;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并兴之异;女灾、胎夭伤20、水火之讹;寇戎来入相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21、流亡迁徙之变。”若是者，特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然则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1《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古代礼法论着。
2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
3迎日步气，以追寒暑之序：合于天气的变化、四时的交替。
4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使人事与自然相应而根据天道来序人伦。
5合五事，配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
6端径术，相土宜：正典籍，查勘土地的材质。
7班马政，聚百药：
8粪田畴，美土疆：锄去杂草，给田地施肥。
9合秩刍，养牺牲：给用于献祭的牛羊猪喂草料和食粮。
10穿窦窖：修建地窖。
11取竹箭：用竹子制成箭。
12计耦耕：
13赏死事：执行死刑。
14举阿党：捉拿举乱不正之人。
15审门闾，正贵戚近习：将门户关好，使礼正风严。
16其阙政亦以繁矣：治理的不好的，现在也变得井井有条。
17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不是梦春时节，可以作这些事吗?
18勿书之可也：不写也行。
19大疫、风咳、鼽嚏、疟寒、疥疠之疾：
20女灾、胎夭伤：
21四鄙入堡：四鄙，指四夷，少数民族。入，入侵。堡，中原地带，代指都城。
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时令”，其实就是古时候按照季节制定的关于农事等政令。柳宗元的《时令论》主要分成上下两篇，这一篇是《上篇》，主要是针对《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而具体分析了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各种关系，指出哪些生产活动是必须适应自然界的季节变化的，哪些政治活动与季节无关，是不必要也不可能适应季节变化的。作者对《月令》里的农业生产经验予以肯定，是对的。但无论什么好的经验，都不能生搬硬套，要因时因地因人有所不同，至少是有所侧重。何况由秦到汉，社会不断发展，生产工具日新月异，生产经验也必然有所更新和充实，如“季夏……土功、兵事不作”，“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等等，这样一刀截的政令，不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是不够全面的。作者列举《月令》中所规定配合季节施行的政令，一一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哪些农业生产活动，为了适应自然界的季节变化，是可以按季节去实行的;哪些政治活动与季节无关，是绝对不能等待某一季节，必须常年实行的。否则就会扰乱君心，祸国殃民。其实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虽然对很多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时令论》中的文章确实是古人经验的总结，甚至可以说是古人真正智慧的结晶，是经过了几百年、几千年的人类劳动的总结而后得出的，这里柳宗元是以这是由战国和秦以后的人自己做的而将之否定掉了，当然是由于柳宗元自己的一种意见造成的，因为对于其中真正的智慧或许柳宗元在这里并不认同，因为那看起来比较玄妙，说的似乎与平常人的生活常识不能相合，不能令我们一般人满意，那时因为我们太过于粗心大意的缘故，真正细心了就能慢慢体察到这种真理性的智慧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