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1，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
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2?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3，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4，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5，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6，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7，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8。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1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订正错误的地方，而对于那些不能考证的就给以说明。
2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要后世的君主做到不能做到的事。
3能勿苟而已矣：能够不随俗丛中罢了。
4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论说谋诈的好处却不指出它最终的失败。
5为世之大祸明矣：给世人带来的大灾难已经很明确了。
6宜放而绝之：应该流放而灭绝。
7明其说于天下：将其学说标示天下。
8着而非之：记录并指出其谬误处。
曾巩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战国策》，我们知道是我国重要的一部史书。我们来具体看看这部书：《战国策》，人们又称它为《国策》，这本书据说是西汉末年刘向根据战国史书编辑的，所以这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它的内容主要是记载一些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高谈阔论和当时的一些情况。这部书主要是按照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这样的一个顺序在分国编写的，所以主要就分成了十二策，一共是有三十三卷之多，包括四百九十七篇文章。这部书中所记载的历史，它的上限是公元前四百九十年智伯灭范氏，而它的结束时间是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这部书总共大概是十二万字。书中记录的时代可以说是风云变幻，那些谋士们游说各国，国家之间合纵连横，这就使得战争绵延，导致政权更迭的结果，而这些都与谋士献策有着紧密的关系，所以这部书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而曾巩这篇文章总共是五个自然段：第一段，简言全部校勘经过。第二段，言刘向持论之误。刘向认为，战国策士们是考虑在当时的形势下，国君所能够做的，也就是所能选择的，不能不是用谋诈，这样，刘向的“不得不然”说，事实上，就为谋诈之用做了一种开脱。第三段，言谋诈之害。这一段，作者列举大量谋诈“亡其身”、“灭其国”的历史事实，使人信服地看到谋诈的危害。第四段，驳毁书论者。曾巩对于禁书、毁书，持一种进步的开明态度。他主张首先应从思想上明辨是非，即“明其说于天下”，这样就使《战国策》成了反面教材，让当代和后代的人，都知道谋诈之行“不可从”、“不可为”，认为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好了。这些事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