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
来煤矿讨生活的外地人中，四川人最多。我们称他们“四川侉子”，或是“老乡”。这些四川人都住在煤矿周边的小村子里，以下小煤窑为生。
本地人虽然也是以下井为生，可他们在大矿工作。大矿的矿工在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安全保障上都要好一些。小煤窑不行，几张锹，几把镐，几个筐，一群人就可以开工。下小煤窑完全是碰运气。运气好命大活下来，拿了钱欢天喜地回老家修房子盖屋。
每年的春节过后，一群又一群的四川人背着巨大的行李包，讲着呜里哇啦的四川话，来煤矿做发财梦。他们一群一伙地在煤矿肮脏的大街上直来直去，很有一些气势。有点像黑社会的帮派。不要命的那类。
从乡村来煤矿多是煤渣路，一路走来，他们的脚面上布满黑色的煤屑，拖鞋上也是一层煤粉。大约是生活习惯，四川人喜欢穿拖鞋上街逛。不论男人女人孩子，一律光脚趿一双泡沫拖鞋。男人可以穿一双红色的女式鞋，女人有时也会穿灰蓝色的男式鞋。拖鞋底蹭着路面，发出拖沓萎靡的长音。从这些声音一下子会想到他们杂乱困窘的生活。
孩子多，背上背一个，手里牵一个，前面还磕磕绊绊地跑一个。穿着也乱，高吊着一只裤脚，衣缝绽开了线，露出里面酱红的毛衣衬裤。他们成群结队在街上行走时，本地人看他们的眼神里，既有同情又有畏惧。传言这些外地人都是有案底的，来偏僻的煤矿是为了躲案子。可他们从来不会在意我们看他们的复杂眼神，每天高高兴兴地买菜逛街。双肩的背包或竹背篓里塞满大块的肥膘肉，新鲜的菜蔬，高价的大米。他们在吃的方面要比穿讲究得多。
竹背篓漂亮得像是一件工艺品。淡黄色，下窄上宽。背篓可以盛放东西，也做孩子的摇篮。常常在竹篓的上面和碧绿的芹菜叶子一起晃动着一颗毛茸茸的小脑袋。一双有着南方人特点的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孩子没有本地人的娇贵，据说刚出生几天，就能抱到外面来。孕妇也不坐月子，生了孩子就能下地做活。
我是开话吧的人，每天守着几台电话，听那些想家的外乡人和家里人通话，有的人还悄悄地哭。这时，我就递上一块纸巾，出门坐在外面。一个大男人在女人面前掉眼泪，总有些难为情的。在这些外乡人中，四川人最多。我觉得四川人比北方人重感情，隔几天就要给老家的亲人挂个电话。他们不怕花电话费，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块。听得久了也能听懂几句四川话，方言中有很多的文言词，如说“知道不知道”;是“晓得不晓得”;说“玩”是“耍”;他们不说“交”女朋友，说“耍”朋友。一拿起电话，第一句是，“哪个哟”?你听，是不是有点咬文嚼字。
光脚，沾满煤粉的拖鞋。不用抬头，我也知道是一个四川人。那个人在凳子上坐了很久，却没有拨号，不由想起本地人对他们的传言。这些四川侉子都是有案底的。看看天，有些黑下去，而那个四川人一直没有动。越发不安起来，放下书，给爱人打电话让他早点回来。四川人终于说话了，说得快，听不太懂，他一面指着电话，一面指着电话本比划。我后来明白他是让我帮他拨号。电话一通，对方手机的彩铃响起来，是丁香花。我的心也放松下来。
又过了几天，还是那个男人，让我帮他拨号。我很奇怪他的举动，想想大概是故意的，心里有几分厌他。曾有一四川人，公开问我什么地方有做皮肉生意的女人。直至有一次，他让我帮他找一个电话号码和姓名，我才知道他不识字。我不由多看了他几眼，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三十多岁，竟是文盲。我用蹩脚的普通话和他慢慢交谈，教他简单的字，再教他如何使用电话。后来他不用我帮他拨号，自己也会打电话。他高兴地说，要送我点他们老家的茶，自家种，自家炒，很好喝。
一天，要打烊时，他又来了，人蔫蔫的。他又请我帮他拨号。接通电话后，男人和老家人讲话时，开始哭。听不大懂四川话，只能听个大概。他的女儿离家出走了。男人打过电话，心里难受，眼睛红红地和我讲他家里的事。他老婆在孩子一岁时就走了，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辛辛苦苦过了十五六年。现在孩子大点了，却不听他的话。我见过那个在本地上中学的四川小姑娘，很漂亮，能讲一口普通话。我问孩子为啥要出走?他说，他给孩子订了亲。我大吃一惊，订亲!孩子还在上学就给订亲?男人理直气壮地讲，我们山里的孩子都订得早，有的女孩子十四五岁就订婆家。我和他说，孩子从小在我们本地上学，和本地的孩子接触多，肯定不能接受以前山里的生活。说实话，我从心里支持那个勇敢的小姑娘。再后来，他高兴地告诉我，有消息了。孩子打来电话，讲她在北京打工。我惊叹四川人强悍的生存能力，连十五六的孩子也是。
四川人很看不起山西人。他们说，你们山西人最没出息，不会出门挣钱，穷死也守着家门口。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就活个煤炭，过几年没煤了，兔子也不在这拉屎。虽然嘴上回他们说，不拉屎的地儿，你们还来?可心里知道他们说得对。很佩服这些人，他们能吃苦，能受得了别人吃不下的苦。
五月十九日上午，成群的四川人涌进电话厅，四部电话一会儿也不停。他们都急着给家里打平安电话。这时我才知道，几里之外的一个小煤窑发生了透水事故。据他们讲，好几十人让淹了。这些人大都是他们四川老乡。因为相同的命运，很多的大男人边打电话，边哭。我的眼角也是湿湿的，有几个四川人几天前还在我这里打电话，讲，要去那个煤窑下井，那里挣钱多些。
因为这次重大的透水事故，周边所有的小煤窑被查封，被停产整顿。大批的四川人开始离开。公路边，小中巴上，四川人的行李堆得满满的。煤乡的街上少了那群穿拖鞋背竹篓的侉子，一下子静了许多。
我又见到了那个不会拨号的四川人。拖鞋，高吊一只裤脚。一只胳膊受了伤，打着僵硬的石膏。石膏已经变成黑灰色。
我吃惊地问，怎么没有回四川老家?
啥子钱也没有，连路费也冇得。再说，回去做什么?地已经租给别人种。
手怎么了?
狗日的，在工地被搅拌机碰伤了。
那，那你现在怎么生活?
没活路就抢了。狗日的!
我看了四川人一眼，满面凶相。还是在不久前，他说要送我茶喝。
我安慰他说，事故处理完，没问题的小煤窑还是要开工的。
那段时期晚上回家时，我总怕在黑暗处忽然会蹿出一拿刀的四川人。
我开始盼小煤窑开工的日子。三个月后，小煤窑真的开了，可我没有见到那个四川人来打电话。
方便面
我第一次见到红红时，她正在给孩子喂奶。怀里掩着吃奶的孩子，上衣撩到半胸口。两只肥白的奶，兔子样跃在外面。一耸一耸地动。孩子已经懂得护占东西，嘴里叼着一个奶头，小手里还捂着一个。黑黑的眼睛看我一眼，回头吃一口奶。再看，再回头。小脸挤在两只大奶间，唔唔地叫。得意地笑。
红红的样子慵懒，但不会给人邋遢不舒服感。单眼皮，是那种轻巧的薄。像小虫子的翅膀，会忽闪忽闪地动。嘴小，水灵灵的红。艳艳的一点，点缀在脸上，让整张脸精致耐看。
孩子受了生人的惊扰，不好生吃奶，小嘴含含吞吞地玩。奶惊了，雪白的奶汁汩汩地冒出来，一屋子甜腻的奶香。
我把几张扣款单递给红红，告诉她这是半年的水电费。单子上扣款人的名字是我父亲。半年前红红买了我爸的房子，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办理房子的过户手续。红红的一只手护着吃奶的孩子，一只手在衣袋里胡乱地摸。可只掏出几张小毛票。刚才粉粉的脸一下子涂上一层红油彩。嘴角抿起来，更小。又轻又薄的单眼皮眨了几下，带着央求的语调地说，她姨，过几天，行不行?孩子刚生病住完医院，家里没钱。她的样子倒让我不好意思，好像自己是个讨债的黄世仁。忙说，不急!不急!我也不是专门来要钱，只是路过看看以前住过的房子。
我讪讪地坐了一会儿，逗孩子玩。孩子穿了一身手工织的毛衣。毛衣上织了好看的动物图案。我便问她怎样织得这样好。红红取出一张图样子，教我如何拉线出图。很简单的，会纳鞋垫就成。红红说。
没有见到红红的男人。大约是上班去了。
我第二次去时，红红已经把钱准备好了。临出门，红红低低地说，别攒得太多，一个月来结一次吧。买完房，钱紧。我便没有督促她去办过户手续。因为过户是要花钱的。
后来，不知为什么忽然没有了扣款单。爸说，可能是人家和房产科打了招呼，直接从她男人的工资扣了。矿上房改前，水电费管理很混乱，住房的人只要到房产科说一下就能改名字。不过这样也好，不用我跑来跑去的。
秋天的时候给孩子织一件有动物图案的毛衣，不由想起红红。房子都买了快一年啦，她怎么还不过户呢?当然我也没再去找红红，房子过户是个大事，人家都不急，我忙什么!
大概是四五年后，有一次爱人的几个朋友在家喝酒，说到买房子过户的事。我就讲了父亲几年前卖出的那套房。我说了几楼几号，他们大声地问，那原来是你娘家的房?我说，是呀!怎么了?那个买房的男人早死了。说过，男人们低头喝酒。谁吼道，酒是粮食精，不喝葬良心!骑车为快，喝酒为醉!
我在厨房收拾盘碗，老是走神。老是想起那个把钥匙链缠在中指上，一边走一边悠着圏儿玩的大男孩。
那天，他是来看房子的。人精瘦，但干练。和我们砍起房价来，厉害得很。男孩在价钱上咬得紧，看看没什么希望，我打算送人。男孩半只脚都出门了，又折回身来，加了一点钱。哥急等钱用，我们只好又降点。就这样涨点跌点，磨磨叽叽地竟谈成了。价钱谈好也交了定钱，男孩很开心，话就多起来。他说，他是急着结婚，才出这么贵的价钱。原来他搞了个小对象，可女方家人嫌他是个下井工人，不愿意。他鬼精巴，使手段拐了小姑娘在外面租房子住，现在孩子都生下了。他想补个结婚证，给孩子上户口。他低三下四回老丈人家取媳妇的户口本。老丈人趁机拿捏，让他要么买房，要么押两万的买房钱，才肯把姑娘的户口本给他……把钱押在老地主家，那还不是狗窝里寄油糕。我才不当二傻子呢!男孩自顾自地笑，钥匙链在他的手里绕成一个白亮亮的圏儿。
那个人死得惨!
让几十吨重的液压机组拍成了馅饼。
尸体根本没法儿往上运，是用破风袋包上来的。
我的耳边一直响着那些窑汉半醉半醒的话，心里堵得厉害。给我母亲打电话，说，几年前买咱家房子的那个男人死了。母亲淡淡地说，下窑哪有不死人的。那个房子的风水不好了。放下电话，我发觉自己竟然哭了。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忽然没有扣款单。在矿上，工亡家属的水电杂费都免。
2003年，矿上实行房改，要工人们把房子的产权买断。在外地的父亲让我找到红红，把房子的过户手续办一办。
不得已，我第三次见到了红红。
我敲门时，一男人正匆匆出来，手里捏着皮带头胡乱地往腰里掖。一个风骚的女人，倚在门里喜盈盈地笑。割过的双眼皮。文过的眉。绣过的唇。整张脸都是精加工过的。显然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只好自己做个介绍。
屋子里的味儿不好，我偷偷瞟了一眼自己住过三年的房子。几乎什么也没动，墙还是当年我住的时候刷的烟灰色，连床摆的位置也没变。那会儿我喜欢趴在床上写点东西，现在这床却是男人们求欢娱的地方。
我告诉红红房子过户的事，当紧办一办。以后咱们两家都没有麻烦。红红点了支烟，心不在焉地听。漂亮的脸隐在烟雾后，一脸的颓废。
当又一个男人进门时，我赶紧退了出来。我不能误了人家的生意。
出来碰上了以前的一邻居，说起红红，邻居呸了一口。邻居说，红红现在叫“方便面”。
后来，我也离开煤矿，那房子自然没有过户。听人传，红红让吃“方便面”的男人弄死了。那房子现在闹鬼。
叔
我喊他“叔”。老人则叫我“女子”。女子长，女子短。亲得好像是一家人。
老人是矿上的退休工人。在市场的一角摆着个修车摊。车，自然是自行车。
地上铺一块油腻腻的破帆布，上面放几把钣子钳子改锥，换下来的破内胎猪大肠样曲曲弯弯地挂在墙上的一根钉子上。打气筒支在三角架上，谁的车子没气了，跳下来，扑哧扑哧地打几下，也不给钱，和老人笑笑，算是打过招呼。
和杨叔认识是从赊账开始的。
那会儿，我开着一家自行车配件店。店小，生意也不好。一天，一个戴红鸭舌帽浑身油污的人走进店里，要了自行车的内胎外胎车筐。因为有生意可做，我心里喜喜欢欢的。我算了账，告诉他多少钱。红帽子却说，没钱，要赊账!我自然是不肯赊。我说，我们以前又不认识，凭什么赊东西给你?红帽子急赤白脸地说，你年轻轻的咋就不信人?我就在马路边修车，好几年了。并拉我出来，看他的摊子。他说，车主给了钱，他立马就给我送过来。好像记得市场的拐角处是有一家修车摊，但从没细看过修车人。我仍就吞吞吐吐。那人急了，把红帽子一把撸下来扣在柜台上，说是算抵押货钱。说完露着一头花白的头发，拿了配件一阵风地走了。我十分不情愿，心想，一破帽子值什么钱。
一回生，二回熟，生意做的是个熟客。从这以后，修车人所用的配件都从我这里拿。虽然是赊，但修车人的信誉还好。每次都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钱送过来。而我轻轻用笔把他的名字划掉。我不知他的姓名，也懒得问，只用“老红帽”三个字代替。闲得慌，看账单，想到红帽子下，花白的头发，浑身油污，连几十块的本钱都没有，不由感叹人活得艰难。
从别的修车人嘴里，我也知道点老人的事。老人修车的手艺好，可脾气不好，所以也留不住老主顾。可想哪里有余钱进配件。我就问，那他的退休金哪去了?问得人烦了，谁知道?你去问老杨头。我知道，老人姓杨。
以后，我叫老人杨师傅，老人乐呵呵地应。脸色因了酒精，赤红赤红的。老人高兴了，就要收我做徒弟。他说，别看不上修车的。修车也是有艺的。修车人大小也算是手艺人。在我们这，有手艺的人，是让人高看一等的。老人说，家有万贯，不如怀揣一技。我婉转地告诉老人，我一个女人家，学修车手腕上没劲儿，拧不动螺丝，还是教我爱人吧。
老人当了真，有空就找爱人钳子扳子地比划。爱人总是找借口走开了，剩下老人一个儿表演给我看。老人可以在内胎的两块补丁上，再补上第三块，且绝不漏气。我看着他那个补带法，心说，一条内胎照这样补下去，我一年也卖不出几条。老人最拿手的活儿是整圏，就是把自行车的辐条用特制的花扳拧好，一根根都吃上劲儿，这样车子骑起来才又快又省劲儿。辐条有八种编法，老人手把手地教我，可惜我不是个好徒弟。
别的修车人，对旧零件能不修就不修。换新的配件多好，又好看，又省事，还能多挣钱。杨师傅却硬要显摆他的手艺，总要叮叮当当地修半天，完了，还不落好。人家认为他是使懒糊弄人哩。他就和人家吵，吵来吵去，顾客更少。挣的钱也少，一颗剥尽皮肉的羊头骨架，就是一顿下酒菜。
羊头骨架上没肉可里面有羊脑子，用一柄小锤开个小口子，抠着吃。我中午回家时，常看见老人八叉着两腿坐在地上，胯下夹颗白茬羊头，一口羊脑子，一口酒，吃得一脸油汗。
老人看到我，折了两根树枝递过来，让吃口羊脑子尝个鲜。有点下不了嘴，又不想驳了老人的面子，只好挟了一点点。粉粉的，有点面，像豆腐，只是膻。香吧!老人嘿嘿地笑着，又递过酒。喝一口，顿时满眼的泪。
再见老人时，有些不好意思，可关系近了许多。我叫他“叔”，老人叫我“女子”。
叔说，女子，瘦了。是不是女婿欺负你，叔给你骂骂他。一副娘家人给闺女出头做主的架势。我笑着说，哪有呢!好着哩!
端午在矿上也算个节，小点。包粽子，缠五色线，叠平安符，用红纸剪避邪的公鸡，在门头上插艾草……我一样样地做，想着以前家里就是这么过的。粽子熟了，漏米漏枣的多，我挑了些好看的给老人送去。
我说，叔，尝尝我包的粽子。丑了点，别笑话。叔接过来，香甜地吃，露出缺了一齿的门牙。叔说，我包的粽子和他老伴包的一个味儿。这是叔第一次和我说他的家里人。
这一带死人出殡时，有走街的风俗。走街多在晚上，白衣白衫的孝子们一人挑着一油碗，排着长长的队，绕着街走。油灯在夜色中，飘来飘去的动，有些鬼气。走街的队伍越长，越说明死者有福气，儿孙满堂嘛。在走街的队伍前面，常雇一丑角，供人开心。丑角化一脸的艳妆，妖妖艳艳地扭。叔常去扮别人的孝子，把灯盏扭得像天上散开的烟花。扮孝子给钱，一次五十、一百不等。
小店不赔不挣地开了几年，心劲散了，想关门。告诉叔。可叔要把所有的剩货都留下。叔说，他现在有钱，他的工资本要回来了。叔为给老伴看病，拉下了好几万的饥荒。老伴死后，叔把工资本抵出去还债。
叔总说，我帮过他，是他的恩人。
谁是谁的恩人呢?
酒瓶
国家的大气候，1998年矿上也开始喊“下岗”这个口号，先是辞退了到期的农协工，后是清退集体工。我是集体工，自然也是清退的对象。
从上了八年班的单位出来，也没什么特别难受的感觉，倒是觉得这下有时间能和孩子呆在一起了。孩子一岁多，还在吃奶。以前上班，饥一顿饱一顿，吊了孩子的奶，一直瘦瘦弱弱的。现在在家守着孩子，奶水也足，一个月的时间就吃得白白胖胖的。
不上班，空闲的时间多，我把家里的角角落落好好收拾一遍。没用的纸箱子，鞋盒子，旧书，旧报纸，都清理出来，堆得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喊住楼下一个推着自行车收废品的。告诉他，家里有小孩子，不方便下去，让他自己上来拿。不一会儿，楼道里唱歌一样地响起，“酒瓶——换钱”的吆喝声。有韵有味儿，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像在唱民间小调。我把东西放在楼道，大大咧咧地说，都是没用的东西，放着白占地方，给几个算几个。我们平时都这样卖废品，让人家估摸着给，给多给少都不会说什么。反正也是要扔的东西。
谁知他很认真，拿着秤，一斤一两地称那些箱子书纸。边提着秤边说，你看你看，平秤，秤砣耷拉着，我从不占人的便宜。那人笨手笨脚的，秤砣掉下来砸了大脚趾，他捂着脚转圈子。我想笑但忍住了。我说，又不是黄金，秤那么细干吗?他红着脸说，啥行当都有个规矩。我不糊弄人。我注意到他里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衬衫，这种粉衬衫在我们当地只有结婚时才穿。也穿不了几天，过了喜日子脱下来压箱底。我猜他可能刚结婚不久。
大概是没做过买卖，要不就是不习惯和女人说话，他和我说话时，一直低着头，脸红得像是西红柿。平日见惯了单位里那些油嘴滑舌的男人，这么木讷的人还真是少有。
那个人下楼时又回过头对我重复地说，真的，我从不糊弄人。
家里整理完了，隔天我又整理楼道。住楼房的人家，没地方放杂物，有了闲杂东西都存在楼道的角落里。大家工作也忙，也懒，时间一长，转身都困难。我把楼道清扫出来，酒瓶子，破纸箱子，废塑料堆放在一起等那个用民间小调吆喝的收废品人。他的吆喝声有特点，隔着几幢楼都能听出来。
啤酒瓶二毛，纸箱子一斤三毛，书纸报纸贵点四毛。他带着一个粉笔头，称一秤记一个数，最后蹲在地上加减乘除地算。算完，一定要让你看对不对?你点了头，他才把那些粉笔字擦掉。他不收白酒瓶，说是二分钱一个，一个挣五厘，不值得跑着受累。但他会帮你把不要的东西丢进垃圾桶，并把楼道清理利落。
熟惯了，我知道他也是矿上的下岗工人，只是他是农协工。家里穷，三十多岁了还说不上媳妇，就顶了别人的名字出来下井挣钱，本来想着能长久当一个体面的工人。谁知刚结婚就下岗。他媳妇当初就是奔他这个工人身份来的，现在什么也没有了，自然不甘心和他好好过。两个人隔三差五地打架。有时我看到他脸上刚刚结痂的伤痕，不知说什么好，只能让他把那些废品都拿走，但他总是很认真地一毛二毛数给我。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姓名，小区里所有人的都喊他“酒瓶”。他听到喊，笑哈哈地推着车子来到楼下，然后背着一个破蛇皮袋子，手腕上挂着秤，一层楼，一层楼地喊着，酒瓶——换钱。
第二年春，楼下又响起他的锅盔——糖饼声。想来收废品的生意不好，他不得不又开发了第二职业。我抱着孩子下楼买他的锅盔，他看到了说，在楼上喊一声，他给送上去。我说，我家在六楼，太高。他说，他每天不知要爬多少个六楼，习惯了。
他早上卖锅盔，上下午收废品。
后来，我的孩子可以自己攥着钱买锅盔了。虽然他一听到喊，就上楼来，可我总是让孩子下楼去迎他。这时他也有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孩子长得快，很多衣服穿过几回就小了。有一回，我问他，要不要小孩子的旧衣服。他什么也没说，一转身就离开了。我明白我伤了他当父亲的尊严，他无论怎么受苦受累，也不会委屈了自己的孩子。
后来我把衣服装进干净的袋子里，放在垃圾桶的旁边，等那些需要的人拿走，捡和要在人的心里承受上是不同的。
矿上来了一帮河南人，他们几乎把收废品都垄断了，他们有自己的专车，有固定的收购点，价钱也给得高。
我在楼道里攒了很多东西，邻居都有意见了，他也没来。
后来听说他去内蒙下小煤窑，我才处理掉那些破烂。
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三年后，窑主给了三十万的卖命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