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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在山西省平顺县北耽车村，地处浊漳河岸边、太行山深处。
小时候，我们村是公社机关所在地，公社大院就建在村东头的大路边。大院坐北朝南，方方正正，公社大门正对着一座飞檐挑角、古朴典雅的旧式舞台;舞台后边，是清水荡漾的大水池;水池旁边，有条亮光光石头铺砌起来的河坡大道;从河坡下去，是潺潺流淌的漳河;河道两岸，长满了钻天杨和垂柳。
公社大院与舞台之间，是个比较宽大的小广场。据上辈人讲，公社大院原来是一处古庙——歇马殿，专门用来安放过往的神灵牌位，类似皇帝外出巡视的行宫。每年三月的传统社戏活动，就在大庙前的广场举行。从南垴山请来的娲皇娘娘牌位，供奉在歇马殿里，自三月初七晚上起会，要连续给娲皇娘娘唱三天大戏。穷乡僻壤，难得热闹，社戏期间是附近三乡五村人们瞧戏赶会的喜庆日子，人们也正好顺便购买些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解放后，经过几次反迷信运动，歇马殿推倒了，旧址上建起了公社大院。有点旧脑筋的人都知道，只有像人民公社这样阳气十足的单位，才能镇住庙院里浓重的阴气，要是换上普通百姓，是绝对不敢在这种地方修房盖屋的。
时间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我有一个记忆，仍然清晰难忘——
那是1966年的夏秋之交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各地展开，我们这个深藏在大山中的村子也不例外，到处弥漫起了一股动荡不安的气息。
这天，县里组织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巡回讲用会”来公社所在地举行，公社直属机关所有人员，各大队党员、干部和民兵、青年、妇女代表前来参加，我们学校的师生也受邀参加会议。
大会主席台设在舞台上，正中挂着毛主席像，一排桌子上盖着白床单。公社党委书记王海龙、管委会主任张会拴等领导陪着县里来的贵宾在主席台就座，其中还有两位穿军装的人武部干部。令我们小学生感兴趣的是，台上还坐着两个长相几乎一模一样、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小男孩。大家嘁嘁嚓嚓议论着，猜测着会议的主题。因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已经开展一个时期了，大家不感到什么，而今天来的贵宾中间却有两个稚气未褪的孩子，显然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会议开始前，按照当时流行的惯例，各大队之间互相拉歌、赛歌。这个村唱罢，那个村唱，一会儿是《社员都是向阳花》，一会儿是《学习大寨赶大寨》，一会儿又是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大会还没有开始，台下已经出现了高潮迭起、一浪盖过一浪的红火场面。
王海龙书记准备讲话了，他先对着麦克风吹了两口气，“嘘，嘘”的声音经过扩音器放大传得很远，一下子就压住了阵脚，会场安静下来。大家从王书记的介绍中，得知台上的两个孩子是今天的主角，一个叫元贵德，一个叫元贵锁，是石窑滩公社井底学校的学生，两人为双胞胎亲兄弟。听到这里，台下的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怪不得他们长得一模一样，原来是双胞胎!再仔细一看，两个孩子的穿戴也一样，都是中间有一绿道道的红毛衣，很是好看。
双胞胎兄弟要给大家展示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功夫。会议开始后，他们站在主席台前，用浓重的“草灰”腔一人一条交替背诵起来——
元贵德：“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元贵锁：“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元贵德：“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元贵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双胞胎兄弟不紧不慢，在不长的时间里，背诵了一百多条长长短短的毛主席语录，让人惊奇!严格来说，我们这伙小学生在惊奇的同时还感到一种压力，人家能背一百多条语录，而我们能背多少呢?虽然在学校，老师已经要求各年级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了，年轻的王全义老师、宋斌科老师、张金胜老师，都追求积极向上，他们从报纸上寻找语录，给我们写在黑板上，让我们抄下来随时学习。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在背诵的数量上做过强调，我们也就仅限于抄一抄读一读，没有下过什么功夫。拿我来说，在班里算是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还担任着学习干部，当时满打满算也只能背诵二三十条毛主席语录。
正因为如此，我们师生好奇地看着台上的两个孩子，流露出了由衷的敬佩。
在我的敬佩中，还包含着另一个因素——他们在台上不慌不忙、镇定自若的表情，也让我自叹弗如。
我们升到三年级，刚刚开设了作文课，班主任张金胜老师，经常布置写学习语录心得体会的作文。发现这种作文有一个基本模式，即写自己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相关的某一条毛主席语录，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终于战胜困难、取得了胜利云云。记得，我写过一篇《摘花椒想起毛主席》的作文，中间写道：星期天随父母到生产队里摘花椒，多次被树上的圪针扎伤了手指，又麻又疼。下午我就想不去了。正在犹豫时，抬头看到墙上写着“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的毛主席语录，认识到自己这种怕苦怕累的思想要不得，是一种不配做毛主席红小兵的懒汉懦夫思想。作为一名红小兵，正是需要到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的时候。当年老红军为革命能够献出生命，我怎能在圪针扎了几下后就当可耻的逃兵呢?认识提高后，我提起篮子追赶上社员们继续到生产队里摘花椒……这篇作文被老师评为了优秀作文。不久，学校要召开“讲用会”，张老师让我代表全班在大会上发言，稿子就是这篇经过老师修改的作文。我虽然做了精心准备，但一上场，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特别是平时很威严的老师们也在座，我就胆怯了，头上直冒虚汗，稿子读得前言不搭后语，其效果可想而知。事后虽然没有受到批评，但我的情绪好长时间缓和不过来。
如今，看到元贵德、元贵锁兄弟这样大胆自然，就想：还是大地方出来的孩子有出息啊!——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石窑滩在哪里，井底又是怎样一个地方。在我的思想里，凡是外地来的又很优秀的人，他们的家乡一定是个美丽而热闹的大地方。比如常常听大人们提起的县城或长治、林县，都被我们看作了遥不可及又充满神秘的“大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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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接着又把邓拓、廖沫沙拉了进来，一起被命名为“三家村”，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
我们的家乡地处太行山，虽然在追赶政治时髦上不能与大中城市相比，有点儿落伍，但也是一有机会就紧紧抓住，积极跟进，不甘人后。
我第一次看到胸前带毛主席语录牌牌的人，是邻居西屋大娘的儿子张书勤老师。张老师长治师范毕业，在中五井公社后留村学校教书。父亲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牺牲在大别山，他属于烈士的后代;那时他又刚刚遭遇婚变，属于“快乐”的单身汉，喜欢游走天下。1965年，张老师陪母亲到长治看病，把母亲安顿好后，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就独自到北京、太原、石家庄闯荡了半个月。张老师平时坐不住，星期天经常骑自行车到县城和潞城、长治一带跑，所以他较早地受到了新潮流的影响。
有一天，张老师突然骑着车子回来了。这次回来不同于往常，最显眼的是他左胸衣服上戴着一面红牌牌，上面写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对此十分好奇，争相围着要看他的红牌子。张老师说：这叫毛主席语录牌，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最好方式。如今在太原、长治等城市，年轻人很时兴戴这个牌牌。相信用不了几天，我们这一带的年轻人也会戴起来的。张老师戴着这个红牌牌，在村中街道上走来走去，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的行为引发了村民们的议论，纷纷猜测着时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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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贵德、元贵锁兄弟背诵语录的记忆，一直珍藏在我的心底。后来，娶了妻子，这位与我在一个村子长大的女人也常常提起这件事，而她的记忆更有意思，双胞胎兄弟俩当时穿的红毛衣，成了她梦寐以求的宝贝物件。直到结婚时，她特意要了件红毛衣，才圆了自己童年的梦。
当初的巡回讲演会上，还有两位解放军陪着，我便一直以为这元家兄弟父亲是当兵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应该早就随父母离开平顺了吧。于是，我也就打消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想法。
事情出现转机，是前几年我开了博客以后。因为经常浏览网友们的文章，有时自己也在博客上写写画画，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位朋友的博客中，我发现博主的父亲叫元贵德，说父亲和叔叔是双胞胎，读小学的时候就成了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曾在省市县许多地方巡回讲演。我进而继续搜索，竟然发现了博主父亲和叔叔童年时的一张合影，一下子就认出了元贵德、元贵锁：“没错，就是他们!”——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如今，不但知道石窑滩是如何一个穷乡僻壤，而且也知道井底是怎样一个地老天荒，原来那里根本不是什么大地方，反而比我们的村子还要闭塞，还要落后。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顺藤摸瓜，找到了现年82岁的老干部张增彦， 1966年他正好在石窑滩公社担任党委书记。
当时全县有20个公社，石窑滩属于典型的偏远山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工作的条件异常艰苦。张书记说，起先他是在县人事局工作，1965年秋天，他已经是人事局副局长了，县委调他到石窑滩公社当党委书记。临行前，县委书记郭绍文亲自与他谈话，让他大胆工作，不要怕吃苦，不要怕惹人，努力把石窑滩的工作搞上来。年轻的张增彦，面对县委的信任，感到身上有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他想：自己出身于农家，吃苦倒不怕，就是担心自己能力有限干不好工作。他到石窑滩公社后，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大胆使用干部，充分发挥“典型带动”的作用，时间不长这里的工作就有了起色。
石窑滩供销社的张金成，是全国供销战线的老典型、老模范，他用一条扁担送货下乡的故事感人至深。张增彦书记，在全公社进一步宣传张金成的“扁担精神”，号召大家学习张金成，干好本职工作。
全国兴起大学毛主席著作之风后，张书记又发现井底学校王泉林老师培养元贵德、元贵锁兄弟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做法很有特色，就在全公社的现场会上请双胞胎兄弟当场背诵。两位孩子小小年纪，能够背诵那么多的语录，让许多成人感到惊奇，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夸奖。张书记不失时机又给予指导和鼓励。——张增彦很高兴，又发现了新典型。
紧接着，在县里的“讲用会”上，元贵德、元贵锁兄弟再次一炮打响，成为了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优秀代表，并开始了全县的巡回讲演。到现在，张书记仍然记得兄弟俩的开场白：我叫元贵德，我叫元贵锁，今年7岁了……
张增彦回忆，那时自己年轻，下乡全靠步行。到井底，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井圪筒”，翻山越岭有点远;一条是“哈喽梯”，虽近一些，却在悬崖上攀爬，危险而难走。不像现在，井底有了“挂壁公路”，成了有名的旅游风景区，人们可以坐着汽车自由出入。
一次，从井底带着双胞胎兄弟到县里开会，两个孩子毕竟年龄太小，从井圪筒步行上来，就累得走不动了。张增彦书记和王泉林老师，二话不说，一人背起一个继续走。好不容易来到公社所在地的石窑滩，才让干部找来两头骡子，两个孩子骑上牲口继续往县里去。到天池岭，有两只山鸡突然飞起来，一头骡子受惊，元贵锁从骡子身上跌落下来。这可把张书记等人吓了一跳，慌忙牵住牲口，抱起元贵锁，发现孩子有惊无险，他们才松了口气，给孩子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土，接着赶路。
1966年10月，张增彦、王泉林带着元家兄弟出席了晋东南地区在晋城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这次会议，著名的全国劳模李顺达也参加了。主席台上，平顺县的代表很有特色，既有老劳模李顺达、张金成，也有小英雄元贵德、元贵锁。会后游行，高大的李顺达一手拉着元贵德，一手拉着元贵锁，行走在人群里，人们争相观看。——这情景，就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姚明拉着9岁的小英雄林浩一样，成为了游行队伍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1966年对于张增彦来说，是比较顺利的一年。不但他“抓典型，促工作”的方法受到了县委肯定，更重要的是，这一年石窑滩公社的粮食也获得了大丰收，一举达了“纲要”。在如此艰难的太行山上，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属不易。于是，这年冬天，县委决定调张增彦来全县最大的公社——城关公社担任党委书记。这次到城关工作，正赶上红卫兵揪斗“当权派”，张增彦在此吃尽了苦头。自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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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村民们见过张书勤老师带着语录牌在村里行走时间不长，我们北耽车村里也热闹起来了。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红小兵组织。高年级学生加入了红卫兵，我们低年级学生只能加入红小兵，我还被选为红小兵的副大队长。因此，学生中不但有戴语录牌的，更多的人还带上了毛主席像章和“红袖箍”。就连一向担任生产小队长、整天埋头劳动的父亲，一天晚上回来，左臂也带起了一道“红袖箍”，上边写着两行字，一行在上边，是小字“捍卫毛泽东思想”，一行在下边，是三个大字“赤卫队”。红红的袖章，烘托着父亲脸上兴奋的神色，他好像又一次回到了年轻时候的烽火岁月——父亲，抗日战争担任过村里的武委会主任，解放战争又带头参军，参加了“解放长治”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他的左腿受了伤，疗好伤便退伍了。父亲兴奋归兴奋，但自己不识几个字，学习“老三篇”时却遭遇到了天大的困难。我母亲虽然成分不好，却因为小时候上过几天学，记忆力也好，她轻轻松松就把“老三篇”背下来了。家里时常高高在上的父亲，这时也只能在母亲面前无奈地笑笑。
村里的面貌也有了不少改观，不管大街小巷，还是家户院落，都粉刷出一块块面积不大的语录墙，书写了毛主席语录。有的还把毛主席的侧面头像印上去，把语录牌装饰得更加精彩。县里养路队，还在公路两侧粉刷了许多语录牌，逢年过节走亲戚，人们可以一边行走一边阅读语录。——当年既有“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美好佳话，也有“步行一天路，读了半天书”的真实故事。
为了普及毛主席语录，村子每个路口设置了路卡，由红卫兵轮流值班，凡是过往群众，都必须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如果背不下来，要么不让过，就在现场学习语录，直到背下来为止;要么接受批评，保证下一次能背语录。大家发现，由于许多村民不识字，学习语录困难大，教上好几遍，还是不明就里、洋相百出。于是，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红小兵找到了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两人一组，利用夜里时间，走街串巷，开始深入家庭，教大人们学习毛主席语录。
这里讲讲，发生在村里两个叫支旺老汉身上的故事：
50多岁的许支旺老汉，早年被阎锡山“抓壮丁”当过兵。他家相框里有一张当兵时的合影，有人认出这上边有阎锡山的军官。这本来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在大会上交待了几次都过不了关。没想到说话随便惯了的支旺老汉，第二天又惹出了麻烦：当时群众把“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而“毛选”又与“猫癣”谐音。上地休息时，他听见人们又在说“毛选”的事情，老汉就开玩笑说：“没有‘猫癣’还时常挠痒痒，现在又让学‘猫癣’，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一句不经意的社会笑话，引发着社会跟支旺老汉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支旺老汉差点被“玩”得送了命。
村里还有位叫段支旺的老汉，是位老党员。他老婆成分不好，是富农出身。当时，村治保主任经常要在晚上组织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进行训话，“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一天晚上，又要开训话会，正好老党员的儿子病了，媳妇正在熬药伺候儿子走不开。段支旺说：我去替你开会吧，回来告诉你就行了。开会时，治保主任一看，五类分子中间竟然夹杂着一名共产党员，成何体统?这话该怎么训?这件事让村支书知道了，组织党员开会，严肃批评段支旺丧失了党的立场，直到老汉痛哭流涕表示要立场坚定、痛改前非为止。
这些故事现在听起来有点啼笑皆非，而当初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就在这种啼笑皆非中却一天天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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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个文绉绉的活儿，来不得半点马虎，既需要认真学习，也需要讲究诀窍。
元贵德、元贵锁兄弟俩，都是学校里的小学生，老师把学习毛主席语录当做了最主要的功课，孩子们整天不是读语录，就是抄语录。老师发现学生只是不停的诵读，效果不理想，还容易疲倦引发睡觉。于是，老师又提醒大家：“眼过十遍，不如手过一遍。”后来，一边读一边抄写，就成为了学生们学习语录的捷径与诀窍。
老干们反映，当时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李振华，却有自己另外的“诀窍”： 他担心自己记不准毛主席语录让红卫兵抓住把柄，就只挑那些比较精短的语录来背诵。李书记一有空就掏出口袋里的小纸片(有许多是日历纸)，默默地看上几遍。大家发现李书记经常背诵的语录有三条：
第一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第二条：“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第三条：“要文斗，不要武斗。”
干部们发现，这三条精短的语录，几乎可以帮助李振华书记应对所有的场面——如果红卫兵反对县委的决定了，李书记就背诵第一条语录;如果红卫兵说李书记的话不可信，他就背诵第二条语录;如果红卫兵要胡来了，李书记就高声背诵第三条语录。这三条语录就这样成为了李书记的救命真经，一次次帮助李书记化险为夷。
反过来，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白汝霖就不怎么讲究诀窍，也许他觉得自己连小日本和国民党都能对付得了，还怕几个乳臭未干的红卫兵!让白书记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可要马失前蹄了——
一天早上吃罢饭，白汝霖书记刚迈出招待所大门，就被红卫兵拦住了。
红卫兵问：会不会背诵“老三篇”?
白书记胸有成竹地说：会呀。
红卫兵让白汝霖书记背诵《为人民服务》。哪里知道他一开口就背错了：“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所领导的共产党……”这可坏事了，红卫兵立马抓住了他的“小辫子”，说他随意篡改毛主席著作，小将们义愤填膺，高呼起了“打到白汝霖”的口号，开始了轮番批判……此时此刻的白书记，即使自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这也成为红卫兵日后一次次揪斗他的最大罪状。
——白汝霖书记因为粗心大意，竟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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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庆节前夕，我到井底景区检查安保工作，见到了年近六十岁的元贵锁。
聊天中得知，他双胞胎的哥哥元贵德，常年在艰苦的山区学校工作，积劳成疾，已于2011年夏天去世了。元家虽然弟兄好几个，而作为双胞胎的他们弟兄俩感情尤为深厚。说起哥哥来，饱经沧桑的元贵锁满脸凄楚。
元贵德、元贵锁兄弟，1975年寺头高中毕业后，和“文革”时期的大多数学生一样，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6年，淮海、惠丰厂来村里招工，同时村里学校也需要一名民办教师。元贵德经过认真权衡后，决定留下来报效桑梓，到学校当了一位民办教师。这一选择，就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了山区的教育事业，奉献给了家乡的孩子们。1990年通过考试，元贵德转为公办教师，可他还是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因特别偏僻，交通不便，没人来)，此后他还担任了井底学校校长。期间学校经过两次翻盖，教室由石板房变成了瓦房，再由瓦房变成了楼房，这中间到底凝聚着元校长多少心血，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井底学校，虽然是一所大山里的学校，却在元校长的领导下办出了特色，特别是井底开辟为风景区后，学校也跟着出了名。国务院秘书长来视察过，美国友人来考察过，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来采访过，元贵德校长出现在了央视的屏幕上。元校长多才多艺，他去世的时候，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一幅自己临摹的翠竹水墨画，画面上的竹子高大挺拔，青翠欲滴。如今睹画思人，倍感伤情。我想起一副咏竹子的对联：“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仍虚心。”如果把这副对联献给元贵德校长，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了。
元贵锁说：我们的父母亲都是村里的农民，因为父亲出身贫农，成分好，担任过村里的贫协主任。石窑滩的井底村，位于河南林县与山西平顺的交界处，为了村子的归属问题，父亲打官司曾到过北京，算是家里一位见过世面的人物。
他们弟兄俩从小在学校里学习优秀，分别担任着班干部。“文革”刚开始，井底学校的王泉林老师按照上级部署，狠抓了学生的政治学习，尤其在学习毛主席语录上下足了功夫。王老师很快就发现元贵德、元贵锁兄弟俩的学习成绩尤为突出，不但把老师安排的语录背了下来，还把许多报纸上最新刊发的语录也抄下来逐一背诵。为了带动大家一起学习，王老师就时常让兄弟俩在班里做背诵示范。这样一来二去，两兄弟之间也开展了相互比赛，他们所背诵的语录越来越多。弟兄俩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还是热心肠，经常帮助人，在学校和村里做了许多好事。当时，正好遇上公社召开“讲用会”，王老师就带这俩孩子参加了。元贵锁记得，第一次跟着王老师到外边参加会议，父母看到俩儿子平时穿的衣服破得不像样，家里又一时做不出合适的衣服，只好向同学们借衣服穿。哥哥借的是秦金福的，自己借的是周成富的。因为弟兄俩个子低，借来的衣服大，母亲动手缝了几针，他们才勉强穿了出去。
我专门问道：后来，你们巡回讲用时穿的那身红毛衣是怎么来的?元贵锁说：王泉林老师出钱给我们买的毛线，母亲托人打的。为了这件衣服，母亲专门规定，他们只能在出外开会时穿，平时看一眼的机会也不给……因为经常要外出开会，弟兄俩的名声越来越大，步子也走得越来越远。那段时间里，他们不但在平顺县，而且在晋东南地区都很出名，成为了当地可以与“草原英雄小姐妹”相媲美的 “学习毛著小标兵——双胞胎兄弟”。两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都受到了众人的喜爱。
就这样，元贵德、元贵锁两个农家的普通孩子，在时代的作用下突然成为人们推崇的对象。他们幼小的心里热乎乎的，老师和家长也感到脸上有光。兄弟俩争做“好人好事”的劲头也越来越足。星期天，学校经常布置拾粪任务。拾粪时，他们看到老牛刚刚屙下来，担心被同学们抢去，就不顾一切地往粪筐里收拾，急了的时候也用手去抓，常常弄得手上身上都是牛屎。回到家里，母亲就赶紧给他们洗衣服。在每次的拾粪劳动中，弟兄俩都要超额完成任务……
1970年11月，他们兄弟与平顺的郭玉恩、武侯梨、张金成、王三毛、王长富、桑林虎等老劳模、老典型一道赴太原，参加了“山西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再次受到了表彰。在“学习毛著小标兵”光环笼罩下，这是他们兄弟的最后一次出行。——热热闹闹的五六年时间过去了，很显然那个“小”字也不适合他们了。并且，随着这一对同胞兄弟的渐渐长大，作为时代背景的“文革”也渐行渐远。
梦，总会醒来。也只有醒来，才会知道刚刚过去的原来是个梦。
元贵锁从学校毕业后，子承父业，一直在村里当农民。后来，他加入了党组织，很快又担任了村支部副书记，一直当到了三十多年后的现在。他被村民赞誉为井底村的“老黄牛”、“实干家”。弟兄两个的孩子们也争气，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在村里当“村官”，还有的正在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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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是元贵德、元贵锁兄弟的故事，实际上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
那天，张增彦书记说：舞台上演的读书人，总是开口“子曰”，闭口“诗云”，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四书五经”。我们这代人，也过过一段开口语录，闭口语录的生活，许多东西都印在了脑子里，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很深。
有一则资料显示：《毛主席语录》自1964年5月1日开始出版发行，到1979年2月中宣部发文停止发行为止，将近15年的时间里，国内共发行十亿九千一百万册;还用37种文字印刷，向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大量发行，而国外许多出版社也争相翻译印刷。一个保守的数字认为，这本书的总发行量有50亿册左右。——当时我国人口6亿，全世界人口30多亿，除了儿童，人均两本还多。《毛主席语录》创造了我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记录，有“东方的《圣经》”之称。
如此罕见的发行量，如此强大的宣传攻势，如此长久的学习过程，置身在这样环境中的人又怎能不深受影响?一则故事讲，一只鹦鹉每天听人们背诵语录，时间长了，竟然也学会了“斗私批修”，逢人就叫“斗私批修，斗私批修”，让人们忍俊不禁。
我常想：那时我们缺吃少穿，却为什么能有那么旺盛的精气神?比如，不管你刚才怎样心情不爽，一旦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很快就会豪情满怀、神采飞扬，似乎全身充溢着无穷的力量。
啊，一个时代可以很快过去，而在这个时代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却要背负着特有的历史烙印继续前行一个相对长的历史时期。
原来，只要你亲身经历了，记忆就不会轻易飘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