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的三藩之乱中，地处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声势浩大，兵马众多，从康熙十二年底到康熙十五年春，短短两年多时间夺下江南半壁江山，却在很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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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的野心，也就是他的战略规划，不算小，也不算大，偏偏就是这种不大不小的战略规划，让他进退维谷。
纵观吴三桂的一生，他根本就不是非做皇帝不可。
明朝末年，李自成攻破京城，招降了镇守宁远的吴三桂。本来已经投降李自成的吴三桂，因为李自成手下猛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家财和爱妾陈圆圆，导致吴三桂愤而倒戈，最终归顺清朝。
这件事情表明，吴三桂看重的是自身的利益，并没有什么觊觎天下的大志。
投清之后，吴三桂随清军南下，对南明政权的攻击不遗余力，甚至追到缅甸绞死了南明末代永历帝。
凭借这一功劳，吴三桂向清朝朝廷讨要了镇守云贵、开藩设府的特权，从此成为云贵两省的“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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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吴三桂的野心也就这点了。
他是要学明朝沐英，世代镇守云南，如果清朝朝廷真的能满足他，吴三桂断然不会以62岁的年龄再去冒险造反。
可惜，年少气盛的康熙皇帝看不得三藩尾大不掉，一纸撤藩令让吴三桂的美梦化为泡影。老头有点心理落差，这才起兵最后一搏，而且吴三桂本身，也就没做过什么一统天下的规划。
当叛乱开始，由于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台湾郑经，再加上广西、四川、陕西等三藩旧部的响应，让战争打得出奇得顺，叛军大有饮马长江直捣北京，将满洲八旗赶出关外的势头。
只不过当叛军几乎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时，吴三桂那颗做土皇帝的心又蠢蠢欲动了，他想的不是一鼓作气夺下整个江山，而是占据长江天险，与清朝划江而治。
这想法就很可怕了。
叛乱这种事，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你想划江而治，清朝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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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低估了清朝朝廷的决心。
康熙皇帝虽然年轻，因为经验不足逼反了吴三桂他们，但也正是因为他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看到吴三桂真的造反了，他反而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所以，虽然在战争初期，清朝一度陷入被动，但一旦回过神来，就立刻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
要知道，南方多汉族降将，很多人对清朝不满，可是北方却完全不一样，光京城就有十多万守军，中原地区更是可以说“兵多将广”，而且东北大本营还有当时战力尚未退化多少的八旗铁骑。
有一种观点认为，吴三桂的兵马是清朝的两倍，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吴三桂的兵力是清朝的两倍，而是叛军的总数是清朝平叛部队的两倍，况且叛军并不全是吴三桂的部队，而清朝还有更多兵力并没有投入平叛行动中。
双方的后续综合实力对比，依然是清朝强、叛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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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的军心并不稳固，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怀鬼胎，军心涣散。
叛军可不全是吴三桂能掌握的，造反的人虽多，却很难做到统一指挥，实际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虽说“三藩之乱”，可实际上连“三藩”这个说法都不标准。
康熙初年，割据南方的三藩是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福建靖南王的耿精忠、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但是举兵反清的时候，尚可喜却并没有起兵。在清朝的安抚下，尚可喜麾下虽有不少将领反叛，但他本人却坚守广东，率军平叛。
由于尚可喜的坚挺，南方十几万叛军被他牵制，此事也是弄得吴三桂十分恼火。
后来，尚可喜被儿子尚之信夺权软禁，尚之信虽然一度举起反旗，但基本是拥兵自重，在清朝的利诱下又经常反复，对双方采取观望态度，后来看到叛军不行了，他当然也就不敢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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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三藩都团结不起来，叛军的其他势力就更是不可能通力合作，甚至有些势力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利害冲突。
比如台湾的郑经，他要参战就得跨过台湾海峡从福建登陆，而福建是靖南王耿精忠的大本营。
如果你是郑经，你会选择千里迢迢越过福建去其他省份打一块“飞地”呢，还是干脆就夺下几个福建的州县?
如果你是耿精忠，你会认为郑经的部队能从你的领地经过而秋毫无犯吗?
所以，后来耿精忠投降清朝，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跟郑经有矛盾。
还有广西将军孙延龄。
孙延龄本就不是三藩的部将，而是清初另一个汉族藩王定南王孔有德的麾下，所以当孙延龄的妻子耐心规劝后，孙延龄最终变换阵营投降清朝。吴三桂派孙子杀死孙延龄，孙延龄的部将又杀了吴三桂的孙子，这些将领重新投降清朝。
诸如此类的叛军内耗，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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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向背永远是战争胜利的关键，老百姓的民心并没有站在叛军这一边。
吴三桂起兵之初如此顺利，与南方老百姓的支持绝对是分不开的。明朝灭亡时间毕竟不长，加上清朝曾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等不得民心的行为，所以百姓也就选择性地忽视了吴三桂曾经杀死永历帝等污点，想着只要你能恢复汉人江山，支持一下也无妨。
但是，随着吴三桂称帝，这“反清复明”的遮羞布也就保不住了。而长年的战乱，苦的是百姓，看到叛军节节败退，又还能有多少百姓继续支持他们呢?
因此，一个野心不够大的吴三桂，纠集着一伙指挥不动的叛军，碰上一个平叛决心坚定的康熙皇帝，又得不到汉人百姓的支持，搞来搞去，时间一长也就只有败亡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