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公路上覆盖的不是透亮的冰，就是正在酝酿成冰的雪。除了人们在它被浮雪覆盖的两侧踩出的杂乱脚印，没有一道车辙。我们也不再看公路通向的远方了，不仅因为昏黄阳光下的雪光让眼睛难受，还因为通往学校的那个远方几乎令人绝望。在鄂西北海拔近千米一个叫大树垭的地方，不断变大的风雪导致241国道彻底“断流”。从早上7点开始，我、菲、华、来送行的华父以及一个中年男人都被困在原地。
根据华父的经验，在终点站等车无疑是徒劳的，我们只能沿着公路走3里多路，翻过大树垭之后，再看是否有车来。
眼看就要中午12点了，没见过任何一辆车的影子，更不用说原本每天早上8点仅有的那辆经过大树垭的班车。脸色苍白但眉毛浓密的中年男人忽然说：“我走小路，你们走不走?”华父忙不迭地说：“啊，那就麻烦你了。”
就这样，华父把我们三个女生交给了一个刚刚在雪地里说过几句话的陌生人，但没人顾得上那么多。在大雪的覆盖下，大山深处的一切似乎都回归了宇宙洪荒，它的寂静让我们失语，它的苍茫让我们惊惶。我们像三只小白兔一心要甩掉盘旋在头顶的老鹰一样，紧紧地跟着那个中年男人，好像他就是无所不能的“爸爸”。
然而，这个中年男人是那么不耐烦。从大树垭开始，先是一路向下，即使我们踏着他的脚印走，深及脚踝的雪也很快就灌满了鞋子，何况有些地方还只有一脚宽，我们得揪着树枝侧着身子一步步往下挪。遇到陡坎，他总是嫌我们的模仿能力太差：“蹲下来啊，一只脚探稳了再迈另一只脚。”到达平地，他总是嫌我们走得太慢：“有蚂蚁咬脚啊?像你们这样得走到明天。”拐弯处，他总是把我们抛下老远，等我们气喘吁吁追上他时，他就从靠着的松树或石头上直起身子，半眯着眼冷漠地扫视我们，然后扭头就走。
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了谷底，小河出现了，一座低矮的桥也横在了眼前。那是座异常简陋的桥，五六根粗粗的木头铆在一起，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下面是哗哗的流水。他几步就跨过去了。华牵了我的手，我却牵不上菲的手。菲说她害怕，身子也不断后退。他在对岸喊：“怕什么?她们牵着你，你闭上眼睛就过来了。”菲却捂着脸大哭起来。他愣住了，半晌才挥手道：“哭什么哭，你俩先过来啊!”等华和我颤抖着过了桥，他极快地蹿过去，将菲斜夹在腰上，眨眼之间就把她放在了我们面前。
他命令菲走在最前面，还告诉我们一直沿河走就可以了：“这条河最后流到了你们学校门前的沮河。”华扯扯我的袖口，小声说：“他要是丢下我们不管了，怎么办?”
他给我们每人折了一根树枝，说要提防土狗。果然，随着房屋接二连三地出现，土狗们也接力似地朝我们狂吠。他让华和我也到前面去，华却坚持要走在最后。在刚刚拐过一长排房屋后，华的惊叫破空而来，我们折身往回跑，迎住飞奔的华。披头散发的她直到跑过我们才刹住脚，惊魂不定地指指左腿说：“狗!”他蹲下去掀起华被撕成两片的裤角，华嚷道：“路上的狗这么多，你不能扔下我们。”
他什么也没说，扯了扯两片厚实的嘴唇。我们从此保持了他所要求的队形，由他断后。我们不再遇险，也不再说话，只听见踩在雪里急促的“咯吱咯吱”声。天色越来越暗，雪花开始飞舞，惶恐在深不见底的沉寂里不断蓄积，像一座无边无际的山倾压下来。雪究竟还要下多久?路究竟还要走多远?就算忍住脚痛不断向前，我们又能够突破些什么呢?当我在胡思乱想中听见右脚跟冻疮破裂的声音时，立刻就崩溃了，一时之间，我的眼泪好像盖过了身边的河水。
河水在暗处小声喧哗，我却在旷野中悲伤得不能自抑，以至于完全无视另外三个人的存在。我蹲在雪地里泣不成声，任华和菲拉拽，就是不起身。他先是搓着手走来走去，突然就暴喝道：“到底怎么了?说话!”我以为天上的雷炸了，就本能地弹起来，忘了哭，也忘了痛，直到冷风裹挟着雪花灌进张着的嘴巴，才算彻底清醒了。
巨大的委屈和愤怒促使我拔脚就走，不料猛然的动作却让鞋子和冻疮产生了激烈的摩擦，一时剧痛钻心，我“呀”的一声就倒了下去。他一个踉跄抓住我的上衣，托住我即将撞到雪地的身子，顺势将我甩到了背上。我努力撑起上半身，使劲往下挣，无奈他的手像铁钳，牢牢箍住了我的双腿，完全动弹不得。他粗声粗气地说：“不准动!说，到底怎么了?”我咬紧嘴唇，任由眼泪在脸上横行。
他没有再问，却史无前例地说：“我知道你们很饿，再坚持一下，前面就到峡口了，到我三婶家吃饭。”我看见华和菲的步子迈大了，我也俯下身子，老老实实趴在他不太厚实的背上。他似乎嘘了一口气，手微微松了些。
天已经黑透了，他拍开了路边一户人家的门。一个穿着斜襟碎花棉袄、头发花白的妇人惊道：“虎子?这是做什么?”他说：“饿，随便煮点儿什么吃。”三婶将萝卜丝和白菜丝放在剩饭里，加上葱花，煮了一大锅烫饭。我们在熊熊燃烧的火塘边狼吞虎咽。他对三婶说：“找两件破衣服给我。”
他将衣服撕成六片，揉了又揉，又让我们脱下鞋，先用废弃的衣服边角擦干我们的脚，然后挨个包扎。轮到我时，见我往回缩，他便扯住我的腿，将我的右脚高高举起，皱着黑剑一样的眉，研究似地看了好一会儿，望着三婶问：“羊油?”三婶垂下眼睛说：“就剩一点儿了，很难弄到的。”他直直地盯着她，直到她拿出羊油。
他烤化了那一小坨羊油，打着圈涂在我的脚后跟上，羊油实在太烫了，他每涂一次，我都想要抽回我的脚，但终归还是忍住了。我看见他晃动的头顶窝着好几根白发。包裹完毕，他让我下地走了试试，果然好多了。
他一挥手，我们就乖乖地排好了队。三婶说：“这么晚了还是先住下吧。”他说：“是学生就得遵守纪律，不能耽误明天上课。”三婶撇撇嘴：“真是个二楞子，就你认真。等等，点个火把。”他闷声道：“不用，雪路本来就是亮的，给我留个门。”
一出大门，他就把我背上了。雪停了，夜越来越深，他要我们轮流唱歌、讲故事，他自己也讲了几个，可惜干巴巴的，一点儿也不吸引人。其间，他曾放下我，让我自己走，但走一小段就又被他拎回背上。
终于东倒西歪地到了学校大门口，我们三个全都蹲在地上，像攥住亲人的手臂一样，紧紧攥住那些铁栅栏，号啕大哭。他跟门卫大爷说：“交给你了。”然后重重地摸了一下我的头。大爷喊：“你去哪里?都一点了。”他没有应声，也没有回头，很快就消失在池塘边的垂柳深处。
那是1987年，从1月1日的中午到1月2日的凌晨，3个13岁的女孩与他共同走过了60里的冰雪旅程。那是我们仨至今与他唯一的一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