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之背景
中国加入欧战时，全国国民，皆抱负极大希望，以为从此以后，对外赔款，可以停付——至少可以停付五年;治外法权，可以废止;关税主权，可以收回。当时，日本人已先中国数年，加入战争，派遣军舰、专与东方的德国势力为难;接收青岛，续办胶济路，所有德国人在华的势力，居然落到他们手中去了。彼时中国人尚不如何着急;因为日本政府曾有表示，望此次接收，不过暂时之事，将来“终究归还中国”;不料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五年，日本非独不把山东方面的权利，交还中国，抑且变本加厉，增制许多条件，向中国下“哀的美敦书”，强迫中国承认，中国无法，只能于五月九日签字承认。于是中日二国的感情，越弄越坏，坏到不可收拾了。
中国正式加入欧战，是一九一七年。前此之时，虽有华工协助协约国与德国开衅;但未经中国政府正式表示，到了一九一七年，中国政府，公然向德绝交，向德开战。翌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终于失败了，一种代表军国主义和武力侵略主义的势力，终于被比较民治化的势力屈服了，欧战遂此告终，全世界人皆大庆祝此双十一节，中国自亦受其影响。五月十六那一天，所有北京城内的学校，一律停课，数万学生，结队游行，教育部且发起提灯大会，四五万学生，手执红灯，高呼口号，不可谓非中国教育界第一创举。影响所及，遂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下一种子;故虽谓五四运动，直接发源于此次五六万人的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亦无不可，非独此也，教育部且于天安门一带，建筑临时讲台，公开演词。事后北大停课三天，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三天。演讲时间，每人限以五分钟，其实，每人亦只能讲五分钟，因为彼时风吹剧烈;不到五分钟，讲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因此，各人的演讲，非常简括，却又非常精采，此后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如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和我的“非攻”等篇，皆为彼时演词之代表。但有人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呢?原来彼时北京政府，“安福俱乐部”初自日本借到外债六万万元，一时扬武耀威，非常得意。我们见之，虽有非议，亦无法可想，彼时既有教育部首先出来举行公开演讲;我们亦落得惜此机会，把我们的意见，稍微发泄发泄。后来，我因母丧离开北京，故未得亲自参加这个大运动的后半剧。
“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师生
勇敢地走在反帝爱国斗争前列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交战诸国开和平会议于法国Versailles宫(即凡尔赛宫)中，中国人参加者，有政党的代表，有各政府的代表，又有用私人名义去参加者，以为美国威迩逊总统的十四点，必可实行，中国必能在和会之中，占据许多利益;至少，山东问题，必能从和会中得着满意的解决。然而威迩逊毕竟是一个学者的理想家，在政治上玩把戏，那里敌得过英国的路易乔治及法国的克列孟梭这一班人呢?学者遇着“老虎”，学者惟有失败而已。
二、五四运动之发生
四月二十八日，国际联盟条文，正式成立，尚觉有点希望。过了二天，到了四月三十日那一天，和会消息传出，关于山东方面的权利，毕付与日本，归日本处理。消息一到，前此满腔热望，如此完全失望了!全国愤怒，莫能遏制，于是到了五月四日那一天，学生界发起北京全体学生大会，开会以后，到处游行。(外传北京学生会曾向东交民巷各公使馆表示态度说不确。)后来，奔到赵家楼胡同曹宅，撞破墙壁，突围而进，适遇章宗祥在那里躲避不及，打个半死，后脑受着重伤;当场即被捉去学生二三十人，各校皆有，各校校长暨城内绅缙名流，皆负责担保。后来消息传到欧洲，欧洲代表团，亦大受感动，同时更用恐吓手段，打电报给我国出席总代表陆征祥，如果他糊里糊涂的在山东问题条文中签了字，他的祖宗坟墓，一概将被掘;外交团迫于恐吓，自不敢轻意签字了。于是在五月十四那一天，中国代表团，又在和会内重新提出“山东问题”，要求公平办法始终没有得着好的结果，而中国代表亦始终没有签字，所以然者，实因当时留欧中国学生界亦有相当的运动，包围中国公使馆不许中国官员擅自签字之故。可是这样一来，当时办教育的人，就棘手了，好在他们亦不欲在这种腐败的政府下供职，于是教育部中几个清明的职员及北大校长蔡先生等人，相继辞职。那时，政府正痛恶那一班人，他们既欲辞职，亦不挽留。然而当时的学生界怎能任这一班领袖人物，轻轻引退呢?于是大家主张挽留。为欲营救被捕的学生，为欲挽留被免的师长，同时又要继续伟大的政治运动，故自五月二十日起，北京学校，一律罢课，到处演讲。诸如前门大街等热闹地方，皆变成学生的临时讲场了。对于城内交通，不无影响，于是北京军警，大捕学生。但军警捕捉学生越着力，学生的气焰，越加热烈，影响所及，全国学生，相率罢课，天津的学生界，于五月二十三日起，宣布罢课;济南的学生界，于二十四日宣布罢课;上海的学生界，于二十六日宣布罢课;南京的学生界，于二十七日宣布罢课;后来连到军阀的中心势力所在的保定学生界，亦于二十八日决议罢课;向者为北京学生界的爱国运动，今其势力，已风动全国学生界，而变成全中国的学生运动了。同时北京被捕的学生，亦益发增多城内的拘留所，皆拘满了，一时无法，就把北大第三院，改成临时拘留所，凡遇着公开讲演的学生，军警辄把枪一挥，成群的送入北大第三院内，院之四周，坚筑营盘，昏夜看守。后来第三院的房子内住不下了，又把第二院一并改为临时拘留所。斯时杜威博士适到北京，我领他去参观就地的大监狱，使他大受感动。后来，忽有一天，到了六月三号那一天，院外的营盘，忽然自动撤销了，看守的军警，各自搬场了，一时不知其故，后来才明白上海学生界，即在六月三号那一天，运动商界，一律罢市三天，并要求政府罢免曹、陆、章三人的职务。政府见来势汹险，无法抵抗，终于屈服下来;自动撤销营盘，自动召回军警，即是政府被人民屈服的证据，而曹、陆、章三人，亦于同日被政府罢免掉了。此为五月四日到六月三日几近一月中间的故事，最后的胜利，终于归属学生界了。
三、五四运动之影响
如今且约略考究五四运动的影响，它的影响，计有二方面：一为直接的影响，一为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能使全国人民，注意山东问题，一面禁止代表签字;一为抵制日货，抵制日货的结果，许多日本商人，先后破产，实予以重大打击，故日本野心家，亦渐生戒惧之心了;再加上其他友国的帮助，故于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中，当中国代表重新提出山东问题时，中国着实占点便宜。其结果，日本终于把山东方面的权利，“终究交还中国”了。
至于间接的影响，那就不能一样一样的细说了!
第一，五四运动引起全国学生注意社会及政策的事业。以前的学生，不管闲事，只顾读书，政治之好坏，皆与他们无涉。从此运动以后，学生渐知干涉政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
第二，为此运动，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申述他们的意见。单说民国八年一年之内，我个人所收到的学生式的豆腐干报，约有四百余份之多，其他可无论了。最奇怪的，这许多报纸，皆用白话文章发表意见，把数年前的新文学运动，无形推广许多，从前我们提倡新文学运动，各处皆有反对。到了此时，全国学生界，亦颇不到这些反对，姑且用它一用再讲，为此“用它一用”的观念的结果，新文学的势力，就深深占入学生界的头脑中去了，此为五四运动给予新文学的影响。
第三，五四运动更予平民教育以莫大影响。学生注意政事，就因他们能够读书，能够看报之故。欲使平民注意政事，当亦使他能够读书，能够看报;欲使平民能够读书，能够看报，唯一的方法，就在于教育他们。于是各学校中，皆创立一个或数个平民学堂，招收附近平民，利用晚间光阴，由各学生义务教授;其结果，平民教育的前途，为之增色不少。
第四，劳工运动亦随五四运动之后，到处发生。当时的学生界，深信学生一界，势力有限，不能做成大事。欲有伟大的成就，非联合劳工各界，共同奋斗不可。但散漫的劳工，不能发生何种势力，欲借重之，非加以组织不可，于是首先与京汉路北段长辛店的工人商议，劝其组织工会，一致奋斗。一处倡之，百处和之。到了今日，各处城市，皆有工会组织，推原求本，当归于九年以前的五四运动。
第五，妇女的地位亦因五四运动之故，增高不少。五四运动之前，国内无有男女同学之学校，那时，妇女的地位，非常低微。五四运动之后，国内论坛，对于妇女问题，渐生兴趣，各种怪论，亦渐渐发生了;习而久之，怪者不怪，妇女运动，非独见于报章杂志，抑且见诸实事之上了!中国的妇女，从此遂跨到解放的一条路上去了。
第六，彼时的政党，皆知吸收青年分子，共同工作。例如进步的党人，特为青年学生，在他们的机关报上，辟立副刊，请学生们自由发表意见。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民国日报》之“觉悟”，即其实例。有的机关，前时虽亦有副刊，唯其主要职务，不外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此外之事，概非所问;五四以后，他们的内容，完全改变了：诸如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皆在他们的副刊上，占着首席地位了。
其在国民党方面，此种倾向。益觉显著。论日报，则有《民国日报》的各种副刊;论周报，则有《星期评论》;论月刊，则有《建设杂志》等等;其影响于青年学生界者，实非微事。非独此也，他们并于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之际，正式承认吸收少年分子，参加工作，此种表示，亦因受着五四运动的影响之故，其中尤以孙中山先生最能体验五四运动的真意义。彼于一九二○年正月九日那一天，写信给海外党部，嘱以筹金五十万，创办一个最大的与最新式的印刷机关，其理由，则为：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故，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孙中山先生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
孙先生看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因教育的影响，激于义愤，可以不顾一切而为国家牺牲;深信思想革命，在一切革命中，最关紧急;故拟创办一个最大的与最新式的印刷机关，尽量作思想上的宣传工夫;即在他自身的工作上，亦可看出这一点来。民国八年以前，孙先生奔走各处，专心政治运动，对于著作上的工作，尚付阙如，只有《民权初步》及《实业计划》二部分的著作，于民国八年以前作成;民国八年以后，他的革命方向，大大转变了，集中心力，专事著作，他的伟大著作，皆于此时告成。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他认定思想革命的势力，高过一切，革命如欲成功，非先从思想方面入手不可，此种倾向，亦就因为受着五四运动的影响的结果。
五四运动为一种事实上的表现，证明历史上的一大原则，亦可名之曰历史上的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呢?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公式，古今中外，莫能例外。试观中国的历史，东汉末年，宦官跋扈，政治腐败，朝廷上又无代表民意的机关，于是有太学学生三万人，危言正论，不避豪强;其结果，终于造成党锢之祸，牵连被捕死徙废禁的，不下六七百人。又如北宋末年，金人南犯，钦宗引用奸人，罢免李钢以谢金人，政治腐败，达于极点，于是有太学生陈东及都人数万，到阙下请复用李纲，钦宗不得已，只好允许了。又如清末“戊戌政变”，主动的人，即是青年学生;革命起义，同盟会中人，又皆为年轻的学生;此为中国历史上的证据。又观西洋历史，中古时代、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一八四八年，为全欧革命的一年，主动的人皆为一班少年学生，到处抛掷炸弹，开放手枪，有被执者，非遭死戮，即被充军，然其结果，仍不能压倒热烈的青年运动，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才有成功之一日，是以西洋的历史，又足证明上面所说的一个公式。
反转来讲，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试观英美二国的青年，他们所以发生兴趣，只是足球、篮球、棍球等等，比赛时候，各人兴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们就去寻找几个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戏，享尽少年幸福。若有人和他们谈起政治问题，他们必定不生兴趣，他们所作的，只是少年人的事。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心读书，安心过少年幸福者，就因为他们的政治，非常清明，他们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负责任之故。故自反面立论，又足证实上面所讲的历史上的公式。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的与恶化的挣扎;直到近来，因为有些地方，过分一点;当局认为不满，因而丧掉生命的，屡觏不鲜。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而尤以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学生，牺牲最大。例如前几天报上揭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党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照人道讲来，他们应该处处受社会的保障，他们的意志，尚未成熟，他们的行动，自己不负责任，故在外国，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优待，减刑一等，以示宽惠。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牺牲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