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评论：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这个说法有些道理，但不能当严谨的结论看。
晋朝的政权来自曹魏，所以它要论证曹魏的合法性，那就要说曹操好;但政权已从曹家转移到司马家，是天命已改人心已变，又需要说曹家坏。
如果说曹魏是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政权，那就可以采用经典话术：开国皇帝曹操、曹丕是好的，最后的皇帝曹髦、曹奂是坏的。一切都很简单。
但曹魏才四十六年的历史，首尾没法截然分开。但也不是朝代短，坏人必然多，不然蜀汉存在时间更短，刘备怎么有那么多人说好话呢?诸葛亮怎么就有那么多粉丝呢?关羽、张飞怎么就成了之后几百年武将的偶像呢?
归根结底，还是曹操把人得罪得比较狠：如果我是汉朝的忠臣，那我当然痛恨这个乱臣贼子;如果我是名门望族，那么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无疑对我是很大的伤害;如果我是平头百姓，那么曹操又喜欢大屠杀，又把沉重的赋税徭役压在我头上——所谓“屯田”，其实就是建立了一个个集中营，我们都成了其中的苦役犯——我恨死他了。
可以说，如果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除非成为曹操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否则我没理由喜欢他。
平民百姓的怨言，很容易沉没于幽暗的历史深处，但世家大族就不同了，他们喜欢以道德学问标榜，笔杆子在他们手上，所谓“公道自在(有话语权之人的)人心”，士人说曹操的坏话，传播效果特别好。——当然，若因此认为只有士人痛恨曹操，那也想得差了。
所以对西晋朝廷来说，对曹操的评价既不能太好也不能太坏，分寸拿捏是一种艺术。形式上，我们不能否定某个人，实际评价时，却不妨吐槽这个人。对此人宏观肯定具体否定：场面话，说好的;实际上，却拐弯抹角损两句。
后世还有一部承认曹魏主导地位的重要历史著作，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部编年体的史书，用谁的年号来纪年，是顶要紧的事。汉献帝在，司马光就用他的年号，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119年)。下一年汉献帝禅位曹丕，司马光就用曹魏的年号了。
为什么用曹魏的年号而不用刘备的蜀汉年号呢?司马光有个纯技术性的考虑：曹丕的年号黄初，紧接建安;刘备下一年才称帝，他的年号章武，和建安之间就漏掉一年不好处理。而且蜀汉灭亡最早，到晋朝建立中间又隔着一年，用蜀汉的年号的话，这一年怎么算呢?
司马光显然意识到，这么做可能让人觉得，自己把曹魏当正统了。所以他在刘备称帝的记载后，写了一段很长的“臣光曰”，表示不统一，无正统，他固然很不喜欢曹操，不过也并不怎么赞赏刘备，只不过写历史书必须要把年份交待清楚，姑且把曹魏的年号拿来用，“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司马光不像陈寿那样有很多顾忌，写起曹操的黑历史来，要直白得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资治通鉴》开头那段著名的德才之辨，虽然和曹操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奸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