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七七事变发生时蒋校长梦麟正在南方，法学院院长周枚孙(炳琳)已经改任教育部次长。那时北大重要负责人留在北平的只有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先生(他六月二十二日刚从南京回来)，理学院院长饶树人(毓泰)，秘书长郑毅生(天挺)和教务长樊逵羽(际昌)。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我到米粮库四号去看胡先生。在他那里遇见了徐森玉(鸿宝)、张奚若、陈之迈、张佛泉、沈仲章五位。大家询问胡先生对于时局的意见，他当时以为芦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他原定八日下午六时赴南京开会，正在我们坐着的当儿，中国旅行社来电话说津浦通车仍旧照常开行。于是胡先生便照他预定的时间离开了北平。那天晚上杨今甫(振声)本来预备在他的新居——旧那王府——约我们几个朋友吃饭。临时因为同和居不肯出来“打发”，于是他也把我们“打发”了!那时今甫正和沈从文专心编辑中小学校教科书，还没正式加入北大。可是他不久离平赴京，对于后来长沙临时大学的成立尽了很大的力量。
当时各院系的秩序还没完全被芦沟桥的炮火轰散。举几件小事来说：那一年北大和清华联合招生，七月十日我和两校考试委员会的负责人，从上午八时到下午七时半在红楼地下室监印了新生试题一万二千份;十三日接着又监印北大研究院的试题，并且评阅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高庆赐的初试卷。十六日中国文学系的新旧助教办交待，我还给新聘的助教吴晓铃、杨佩铭规定了约法十二章。十九日又和魏建功、唐立厂(兰)、卢吉忱(逮曾)、李晓宇(续祖)在文科研究所会商北大所藏甲骨卜辞付印事。其他各院系和行政部分也都照常进行着。
从七月十五日到月底教职员一共在松公府大厅(现在的孑民纪念堂)集了三次会：第一次是十五日下午四时，议决通电表明态度。公推我和建功草拟电稿。第二次是二十日下午六时，公推钱端升、曾昭抡和我起草宣言，大意约分三点：(一)申述我国国民素爱和平的本性，(二)指出现在的情形，(三)预测将来的责任。陈援庵先生(坦)并提议多发表在国际间有利于我们的新闻。于是又公推张子缨(忠绂)、叶公超、钱端升联络各方面，组织对外宣传团体。那晚一直延到九时才散会。在我们开会的期间，四郊的炮声一个劲儿的隆隆响着!第三次是三十一日下午三时，那时北平沦陷已经三天了。大家在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静应变，共维残局。
但是自从七二九以后大家的精神实在已经逐渐涣散了。城陷的那天，逵羽就避入了德国医院。上午十时我到第二院巡视只碰见了郑毅生，章矛尘(廷谦)，梁实秋和潘光旦。十一时到第一院，听说卢吉忱曾经来过一会儿，后来连工友的影儿都不见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试行通车，海道可航，于是逵羽便首先离开了北平。第二天河边率日军入城，分驻天坛 ，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人心更加浮动。八月九日毅生，树人，公超，端升和我在欧美同学会晤谈，一部分同人便主张早离危城。于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
同人既然纷纷南下，北大的重担几乎完全压在毅生一人的肩头。还没走的同人更觉得常常交换意见共撑残局的必要。我自己曾经参加过的聚会一共有六次：
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时由我约集马幼渔(裕藻)先生，孟心史(森)先生，汤锡予(用彤)，邱大年(椿)，毛子水，陈雪屏，魏建功，李晓宇，卢吉忱等在第二院校长室商量怎样维持校务。结果仍决定于未离平以前协助毅生共同支撑，低薪职员暂发维持费三十元。
九月十三日毅生，雪屏，大年和赵廉澄(搏)借灵境七号林宅约幼渔，心史，锡予、子水，建功，冯汉叔(祖荀)，谢季骅(家荣)，罗膺中(庸)，刘云浦和我聚餐，并商讨最近学校发生的事情。在这次聚会以前有几件值得记的事：自从北平陷落以后，市内报纸完全登载日人所办同盟社的消息。市民只赖着无线电和英文《北平时事日报》(Peiping Chronicle)稍微窥察一点儿真实战况。八月二十四日《时事日报》被封，消息更加闭塞。我们除去从唧唧啦啦被搅乱的电波里偷听一点南京的广播，几乎完全和自由中国隔绝了!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宪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由毅生独自支应，后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宪兵驳辩，那时他还站在北大同人的立场说话。过了两天日人又到图书馆索取三多时中俄画界地图并且请孟心史先生给他们解释。这时的情势已经越逼越紧了。八月二十五日汉奸所组织的地方维持会约各校负责人谈话，北大派顾亚德参加。二十七日又函约各校负责人在第二天下午到南海丰泽园会商保管办法。经同人商定派包尹辅参加。并且校方自动先入保管状态，每部分各留一二人负责。三十日尹辅报告参加地方维持会谈话情形。该会决定先请各校将保管各项加封，然后再由该会派人察核。九月三日日军进驻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据最后和红楼告别的吴晓铃报告，中国文学系门外的标志是“一○小队附属将校室みすたい”;文学院院长室门外的标志是“南队长室たいちよラシツ”。他对于自己的岗位总算恪守到最后一刹那了!
在那一天建功突然接到地方维持会文化组的通知约他到丰泽园开会，他为避免纠缠，曾经到我家避了两天。到九月九日建功得到长沙临时大学就要成立的消息。同时蒋校长也有电报来，对于结束北平残局的办法有所指示。这些重要的消息我们都在十三日的聚餐会里交互报告了。那天到会的十四个人里廉澄是八月三十日才从上海回来的，他对于八一三前后的情形，叙述颇详。
九月二十三日留平同人在王府井大街承华园聚餐，约略交换近日所得消息。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再集会于灵境七号林宅，参加者十人。对于沈肃文信中传来的结束办法有所讨论。公推建功、膺中用留平全体同人口气函蒋校长陈述平方情况。结尾有“总期四十年辛苦经营之学校，不致成为无人顾视之堕甑;三十余坐幽待旦之同人，不致终虚卫校存学之初愿。至于私人啜，当此之际，非所敢闻”等语。在我们这次聚会的前两天，毅生突然接到胡先生九月九日从九江轮船中所发一封署名‘臧晖’的信，这的确给我们大家打了不少的气。原信照片已在校史部分展览，我现在还愿在这儿节录下来：
久不通问，时切遐思，此虽套语，今日用之，最切当也。弟前夜与孟(蒋孟邻校长)、枚(周枚孙)诸公分别，携大儿子西行，明日可到汉口。……弟与端(钱端升)、缨(张子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台君(台静农)见访，知兄与莘(罗常培)、建(魏建功)诸公皆决心居留，此是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期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弟常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及其脱离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为不如前者苦中之乐也。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弟与孟兄已托兴业兄(浙江兴业银行)为诸兄留一方之地，以后当继续如此办理。船中无事，早起草此，问讯诸兄安好，并告行，不尽所欲言，伏维鉴察。弟臧晖敬上。
这封信使同人都振奋起来，在幽居沉闷的当儿，得到无限安慰和鼓励!
十月八日中午同人又在锡拉胡同景福阁集会，参加者二十八人。对于致蒋校长信自由签名者二十人，由孟心史先生和董康领衔。其余的除刘志扬、何作霖早退外，幼渔先生，毅生，矛尘，吉忱，周作人和徐祖正都没有签名。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在灵境七号林宅开茶话会。这时长沙临大的消息渐渐明朗起来。在这次聚会以前十月十八日裘开明从长沙回到北平，告诉我们不少眼见的事实。同天又接到逵羽九月二十七日从香港所发的信，又过了四天他本人也到了天津。十月二十六日建功又得到吴俊升的促行电。这时日人的统制逐渐加强，学校一天比一天难维持，同人再待下去，难免拖泥带水。于是留平的三十六人除幼渔，心史，汉叔，缪金源，周作人，董康和徐祖正外都决定分批南下。这次开会后两天，从吾又从长沙来电催我和子水，锡予，建功，钱宾四(穆)，齐思和等快走。十一月三日孟邻先生的陷电也到了，其中特别提明“国文经济两系需人，盼莘、廉两兄即来，莘兄工作可与中研究合作。”于是同人遂陆续南下。最后在十一月十七日离开北平，二十一日同乘湖北轮从天津去香港的有我和毅生，雪屏，膺中，建功，大年，廉澄，王霖之(烈)周濯生(作仁)，和包尹辅诸人。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在这四个多月中间最值得佩服的是郑毅生。自从七二九以后北大三院两处的重责都丛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除去支应敌寇汉奸的压迫外还得筹画员工的生活，校产的保管和教授们的安全。别人都替他耽心焦急，他却始终指挥若定，沉着应变。一班老朋友戏比他为诸葛武侯，他虽逊谢不遑，实际上绝不是过分的推崇。由七二九到十月十八日他每天都到学校办公，并且绝不避地隐匿。到十月十八日那天，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他才和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又在第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的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见校史展览)，以后就不再到校。可是他对于留平教授的集会每次都去参加(见前)，对于校产的保管也组织的很严密。
留平的诸人中有一老一少最值得怀念：年老的是孟心史先生，年少的是缪金源同学。
心史先生从北平沦陷后便日夜忧思，晚间必听中央广播，白天还不辞劳苦的翻着字典看Peiping Chronicle，他那时的心境在我所抄录的《孟心史先生的遗诗》(载《冶史杂志》第二期，北大史学系在昆明所印行)里完全可以暴露出来。可是他在忧患中还没废弃研究，八月二十日送给我一篇《海宁陈家》论文稿，我马上编入《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三号，二十四日就交给晓宇付印。现在那一期季刊虽然夭折，孟先生的手稿却幸而保存。我们这次把它影印，编入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里以纪念先生!他因困处危城，劳瘁忧煎，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经协和医生诊察，断定是胃癌，他自己还不相信(见《十月十八日病中作》七律三首)。后来经朋友婉劝终于十一月四日进了协和医院。十一月十四日，我离平的前三天，到协和医院向先生辞行，他给我看他近作三首讽刺郑孝胥的诗，我当时就在病榻旁边把他们抄下来：
郑氏兄弟父子昨来寓拟寄二律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七载参商迹两歧，合并仍恐见无期。兵间始识生离苦，病里曾裁死别诗。扫径开门惭废阁，挥毫落纸忆风仪。悬知二老兼尊幼，同迓高轩一过时。
宿瘤丑已取憎多，况踞胸中作臼窠。刚值乱离思节缩，竟缘危费搜罗。病才创见身先试，家纵全倾奈命何!为报故人消息恶，膏肓攻达窘医和。
枕上作有赠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城郭人民旧乡国，令威归来一叹息。事变何须岁月深，潮流只觉年时激。天生磊落人中豪，意气上薄青云高。纲常大义一手绾，天地杀机只目蒿。乾旋坤转我何有，进退绰然仍敛手。天道难堪只侮亡，人生长策惟邱首。呜呼!郏灵长鼎旋迁，宅京最久是幽燕，即论人海藏家世，规矩高曾越百处。君不见贵由赵孟何如贱，况有《春秋》夷夏辨!一世犹难与俗论，万流何况由天演。弃我去者锁国年中旧是非，逼我来者横流日后新知见。噫吁嘻!锁国原无大是非，横流自有真知见!
那天临别的时候，先生握着我的手说：“这三首诗希望莘田兄带给南方的朋友们看看，以见我心境的一斑。我们这次分别恐怕就成永诀了!”我当时答道：“望先生安心养病!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还会在我们心爱的北平共同治学的!”于是先生泣，我亦泣!这一段印象让我深刻记忆在脑子里永久不会忘掉。谁想这位“30年襞积前朝史，天假成书意尚殷”的老少年，竟自赍志以殁，真个和我们永诀了呢?
金源耿介孤僻，落落寡合。但是从北平沦陷后，他却始终抱定“誓饿死不失节”的气骨。当我们南下时，他因体弱累重，事实上不能离开北平。于是二十六年度一整年就隐居却聘，食贫自守。直到二十七年秋天才到辅仁大学哲学系和司铎书院教几点钟书，月入一百三十元。后来因发“非过教”的言论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没有续聘。他在战前，自奉相当丰厚，每食非鱼肉不饱。但在辅仁教书时因为入不敷出已经减到每天一粥一饭。离开辅仁，生活更加困难。他在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给建功和夏卓如的信片里说：“弟自离辅大后，生事良苦。岁杪又举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费二三十金。诸儿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全家长幼均多病，……以贫困故，概不服药。老父因仰食者众，且季弟营小医院于沪，两年来亏耗血本万金，今年不复能相济。然誓饿死不失节!……”自此以后，他从每天一粥一饭减到每天两顿粥，到最困苦的时候，全家只落得日食一粥了!经这样冻馁折磨便饿死了一个傲骨嶙峋，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朋友!过了两三个月他的夫人也因贫病交迫追随金源于泉下了!
我自己从七七事变后，悲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来排遣愁烦。由七月十六日起，每天除去为维持学校残局来开会和晚间听中央广播电台报告战况外，每天总花去五小时去写我的《临川音系》。直到九月二十五日才把前三章的全稿写定，第四章的表格完成，就在三十日交给周殿福，谭志中，吴永祺三位分别赶抄。十月二十七日先把这一部分清稿托锡予带交傅孟真和赵元任。在这期间，工作虽然紧张，心境却异常难过!故都沦陷之后，是否还应该每天关在屋里，埋头伏案的去作这种纯粹学术研究?这件事的是非功罪颇不容易回答。可是当时我想我既不能立刻投笔从戎，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那么，与其成天楚囚对泣，一筹莫展，何如努力从事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藉以镇压激昂慷慨的悲怀?假如能在危城中，奋勉写成几本书，以无负国家若干年养士的厚惠，那么，就是敌人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也会含笑而逝，自觉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国家!
九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忽然接到元任九月八日从长沙铁佛东街二十五号寄给我的一封信，信里完全用亲戚间问讯的口气，全篇不加标点符号。上款称“莘田二哥”，和平常惯用的“迪呀莘田”迥然不同;下同署名“赵重远”，也是由废弃已久的别号“宣重”引申出来的。他用隐语告诉我中央研究院迁湘后的近况，和经费的情形，劝我立刻南下。末了儿又用反切语说“匣姥，照线，状齐去志，尚，帮合入没，匣合去快。”影射着“沪战事尚不坏”六字。居然没被敌谍侦查追究也可算是奇迹了。过了两天毅生又接到前面所引胡先生从九江轮中寄来的那封信。我自从接到赵、胡的两封信以后，好像注射了两针强心剂，越发的紧张工作起来。除去把临川方言的特别词汇和不规则的读音摘记出来以外，又和周祖谟，郁泰然合作，依照时地编订《汉魏六朝韵谱》，和周殿福，谭志中，吴晓铃，吴永祺合作，分类重抄《经典释文》的卡片。到十一月中我离开北平时，居然能把有关《经典释文》反切的材料交太平洋行(Pacific Storage and Packing Corporation)运到青岛，再转香港。我真不能不感谢我这些患难相依的伙伴儿了!然而十一年后我又回到北平，才知道泰然从昆明回来没几天就因癌症长逝，志中在敌伪盘踞的期间也因贫病交迫早已夭亡!永祺的下落不明，殿福又因不足自赡而改业!这都是很可痛惜的。我愿意拿我这些工作永远纪念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