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事去了趟郫都区，路过我的中学西区的初中校园，还是老样子：橙蓝相间的主楼，红色的跑道，青黄的草坪。几个男孩正在篮球场上投篮，有人投进一个三分球，激动地吼了一声，其他人夸完他“牛啊”，也纷纷站到三分线外，试图证明自己也牛。
“怎么了?”身边的朋友问我。
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停下脚步，扭着头，目光穿过灌木丛，直愣愣地盯着操场上的学生。
“我看见自己了。”我解释说，“我在这儿读的初中，那时也在这个球场上打球。白天打，晚上也打;和同年级的人打，也和高年级的人打。那时候我戴一口钢牙，打球又猛，她们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小钢妹儿’。”
“小钢妹儿”这绰号我已经很久没想起过了，如果不是恰好站在母校门外，看见正在打球的中学生，我怕是没机会再想起了。回忆就像一根挂满钩子的渔线，一旦抛进时光长河，相关联的事便都咬上钩，成串地跟着上岸了。
第一个“钩子”可追溯至2006年，那年我12岁，该上初中了，怯生生地站在爸妈身后，等着他们给我报名。因为个头太矮，老师问：“这个妹妹是天才吗?看着就八九岁。”爸妈笑开了花，说：“她就是个头小，岁数是够的。”我也跟着笑，心情却很复杂—“天才”听着多不错呀，可我并不是。
我甚至感到吃力。刚入学那几周，我发现很多同学已经提前自学了不少内容，老师说什么他们都懂。而且他们大多是本地人，操一口地道的成都话;我一个山里的孩子，说话有口音，适应得很艰难，夜里熄灯后常躲在被子里哭。
开学两三周后，一次晚自习，语文老师龙老将我叫到跟前，手上拿着我写的小故事。她温柔地夸奖我：“根据我这两周的观察，你和某某是班里语文基础最好的同学，你的故事写得很好，要继续加油哦。”我开心地点头，笑得两边的颧骨都顶到眼角了。
从那以后，似乎一切都好起来了，我找到了节奏，上课有勇气举手了，也有了一起打闹的新朋友，晚上不再躲着哭，开始和室友们谈天说地。我们是四人寝室，有三个是外地人，她俩对成都，对新学校，有着和我一样的好奇和紧张。少年时期的我们容易敞开心扉，几次夜谈后，我们将对方的内心看了个遍，开始视彼此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后来呢?”朋友狡黠地笑了，“还是好朋友吗?”
我答道：“有一个是。”我说的是阿真，我更喜欢叫她“室长”，初中三年我和她一直在一个寝室，我们又是班里仅有的托管女生，一周七天，形影不离。
像我们这样家在外地、父母不方便每周接送的小孩，学校提供托管服务。每到周末，别的同学都回家和亲人团聚、改善伙食了，我们仍然待在学校，继续吃食堂的饭，睡寝室的床，坐教室的硬板凳。刚开始那几周觉得委屈，打电话求爸妈来接我，或者找人来接我。不过当我和“室长”交上朋友，回不回家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何况龙老和Miss Ji会时不时带我们去校外吃饭。
Miss Ji是我们的英语老师，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和她相处就像和自己的姐姐一样亲近。很多年后，我上了大学，挣了钱，得意扬扬地把Miss Ji叫出来吃饭，她开心得不行，说终于等到我长大的这天了。
说回托管。托管时，我们一般早上自习，下午打球，晚上去大礼堂看专门为托管生放映的电影。看电影得早点去占座，大铁门一拉，我和其他托管生呼啦啦拥进去，坐一个位置，两只手占两个位置。“这里这里，快来!”我咋咋呼呼地朝“室长”挥手叫喊，可她从来不急，步伐稳健，表情淡然，慢悠悠走到我为她占好的最佳观影位上坐下。
看完电影我们就回宿舍了，周末是洗衣日，“室长”喜欢边听歌边搓衣服。学校那时没有洗衣机，衣服都得手搓，照室长的慢性子，洗一次衣服至少两小时。我洗得快，洗完了就站在旁边和她聊天。我嘴碎，老逗她，她转身就给我一掌。有一回甩过来一手水，我不甘示弱地回击，她没想到我会反抗，瞪大了眼，舀了一瓢水来泼，就这样，我们疯了似的开启了一场夏日水仗。
尖叫、大笑、湿漉漉的头发、跑落的人字拖……全留在了那个暑气蒸腾的夜里。
“少年时期交到的朋友最好了。”朋友感叹。
“对啊，高中时‘室长’还是和我一个班。”我说，“初中班里还有几个同学也和我们一起升入学校的高中部，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二
我读高一那年，到了学校南区的高中部，校服也换了。那时候我经常牛气冲天地跟外校的朋友炫耀：“你知道吗，我们的校服是韩剧里的那种，可好看了。”新校服看着漂亮，穿着却难受，毕竟是小西装，穿着不便跑不便跳，十几岁的我觉得灵魂都遭到了束缚。不过，学校对此很人性化，只要求每周一和有重大活动时着正装，其他时候还是穿那身舒适、宽大的运动装，我这只小猴得以重获自由。
“你知道升入高中后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我问朋友。她摇头。
“是—”我故意拉长声音，“我不再抢饭啦!”
朋友一脸不解，我得意极了，说：“这是很重大的事!初中时我打饭在第一梯队，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和下午最后一节课，刚过半节我的心就散了，早早地把脚伸出课桌，只等下课铃响，疯牛一样冲出去，跑到食堂大厅时打饭处还空荡荡的，那时我特有成就感。”
初中长身体，容易饿，每顿得吃两大碗饭;上了高中，生出爱美意识，有了少女的矜持，便不再参与抢饭竞赛。唯有周四下午，我和好朋友敏敏会加快去食堂的步伐，因为那天供应饺子和鸡腿，同学们都喜欢。不知道是大锅烹饪的原因，还是学校厨师有什么秘方，毕业后我再未吃过类似的饺子。
“很好吃吗?”朋友问。
“其实一般。”我说，“那时天天炒菜米饭，只有一天是饺子和鸡腿，显得珍贵。”
同样珍贵的还有体育课后的煮玉米蘸辣椒、超市“限量销售”的老坛酸菜牛肉面，以及每周日晚上室友从外面馆子里带回来的“珍馐”。我在高中长高的每一厘米，都有它们的功劳。
个头在长，心智也在长。上了高中，对于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开始发展，脑子里全是问题，心中堆满情绪。父母远在千里之外，很难及时纾解我的负面情绪，但我还算平稳地度过了那个时期，因为身边有很多敏敏这样可爱又靠谱的朋友。
此外，我还拥有一个简单、团结的班级。官官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她性格开朗，教学有方，我们都非常喜欢她。官官的英语课不像上课，像游戏，一场所有人都快乐参与且投入的游戏。你能想象吗?到了高三，我们还会为争抢回答问题的机会而“吵翻天”。我记得外号叫“校长”的同学在这头拍打课桌，声嘶力竭地吼：“选我!选我!”我的好朋友敏敏在那头一蹦一跳：“不，不!选我!”其他同学呢，有的笑着看戏，有的加入各自的阵营：“选她!”“选他!”
我们学得热情，玩得起劲，经常给官官制造一些惊喜(对她来说可能是惊吓)，比如趁她来之前把灯关了，所有人躲到课桌下面，官官开门看不到一个人，就靠在门边，又好气又好笑：“你们想咋子嘛?”
“唱歌!唱歌!”小孩们从桌下钻出来，像调皮的地鼠。
“你们好烦哦。”官官这样说，但两分钟后我们便沉溺在她优美的歌声中。她很宠我们。后来我们再关灯，其他老师从窗户外看到我们班漆黑一片，就对官官努努嘴，幸灾乐祸地说：“你看，你们班又黑了哦。”
“那你们班英语成绩好吗?”朋友很惊讶，在这样的班级，学生真的能学习吗?
“当然!高考英语平均分超过120呢!”我得意地扬了扬下巴。
三
在中学的6年，我很少因为学习的事焦虑，一边学，一边玩，成绩也还过得去。偶尔考得不好，老师们鼓励两句，同学们结对帮扶，没掉几滴泪便投入下一轮学习了。到了下回考试，可能考得好，可能不好，都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学习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能学下去才最重要。很多年后，我意识到，初中时学校“不以成绩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学习氛围对我影响很大，我不仅在西区学到了知识，还学到了独立、友情、真诚、坚韧，学到了多维度地看待一个人，学着变成一个完整的人。
“你肯定很想念西区。”朋友这次没用疑问句。
“前两年我做过一个梦，梦到初中的班主任罗老突然宣布，官官不当我们的英语老师了。实际上官官是高中部的老师，现实中他们没什么交集。”我说，“但是，我在梦里哭得死去活来，我难过啊—官官不教我们了，我们班就不是我们班了。”
“你害怕失去。”朋友顿了顿，“过了这么多年还在怕。”
我像是被戳破秘密的小孩，瘪着嘴，不情愿地承认道：“大一的时候最怕。因为那时，中学时的同学都有了新生活，我也有了。但我还是不愿意也不希望分别来得那么快，即便大家已经完成了物理意义上的分别。”
我记得那时候我找初中语文老师龙老倾诉。她告诉我：“不要把对自己的要求强加到别人身上，你做得到的别人不一定做得到，每个人对彼此间关系的定义不同，处理方式自然也不同，你只要做你自己想做的。”我似懂非懂，但从那以后，我真的不再苦苦等待中学朋友的消息了，不再生她们的闷气，开始全情投入大学生活。我在心里完成了和中学真正意义上的告别。
“但其实没有完全告别吧?”朋友突然说，“你仍然和很多老师保持着联系，当初的朋友大部分如今仍然是好朋友，虽然不能常常见面，但见面时就像在中学时一样，最丑的样子可以让她们看，最深的秘密可以跟她们说。”
我很惊讶：“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就是你。”
我转头看向“朋友”，是的，她就是我—扎着马尾被误认为是“天才”的我，箍着牙套在球场上横冲直撞的我，梳着齐刘海能吃两大碗饭的我，扭捏地穿着西装裙的我，运动会上大汗淋漓的我，在食堂把一张纸巾分成7份发给朋友的我，把官官背起来在走廊上奔跑的我，和大家一起唱《当》的我，挽着敏敏的手跨过18岁成人之门的我，最后一堂英语课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背着行李和送行的朋友挥手的我……
在中学度过的时间穿过我的身体，覆盖了我，一束束五颜六色的光，重叠着，闪耀着。
“我好想你啊!”我对身边的我说，“我好想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