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到节假日，就想着安排出时间，去西三旗育新花园看望朱维民老师;到了农历十月十七，就想到约几个人一起去给朱老师过生日;大年初一上午，一定会打电话给朱老师拜年……
现在，这些都只能成为不可复制的记忆了。
一
回想起来，冥冥之中，有些东西真的可能早就给人以某种暗示，可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和忽视。
2016年4月，我回北京看望朱老师。正在生病治疗的他，还在信誓旦旦、豪情万丈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出院后，我要做三件事：一是做一次美容，把脸上的老年斑清理一下，现在这个样子，太难看了;二是散步，晚上坚持锻炼身体;三是画画，再画个10年，从85岁画到95岁。”
待到2016年国庆节，我和师妹万总约好一起去西三旗的家里看望朱老师时，首先吸引我的是新画的油画《白求恩》——这位被称作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坚毅的目光平视着远方，有执着、有忧伤，人性隐忍却又给人以信心和坚强的医生形象，立体而生动，跃然画布上。
我问怎么想到要画这么一幅油画，老师说，这次在医院住院，介入科的大夫护士精心救治护理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当时就主动提出要画张画送去，作为谢意的真诚表达……
在画室里，同时还有两张画放在画架上。他说，这些以前的作品，得重新收拾一下。
显然，朱老师已经鼓足勇气，兑现自己的诺言，开始重拾画笔。
老师的身体已然完全恢复，那天的精神头特别好，谈锋甚健。
老师身上有一种能耐，始终是让我佩服的，就是通过和人打很普通的交道，却能很快与人交上深深的友谊，下到贩夫走卒，上至国家领导人。
这次去301住院治疗也不例外，从科室主任到医生护士，最后都很快打成一片，科室主任还主动提议要请老师喝酒吃饭。
看得出来，老师这次住院，身体和心理的治疗都很成功，心情很好。“今后你们要去301医院看病，就找我哈，我和他们都成哥们了……”
我们就笑，连说：“别别别，还是尽量别因为这种事找您了。”老师立马意识到了，连说：“哦，对对对。”大家相视而笑。
我把带来的烟呈上，老师眼睛一亮，调侃着说：“嗯，中华烟，久违了!看来这八项规定还真管用，好久没人给我送‘中华’了……”
我又拿出茶叶，老师说：“你上次带来的茶就很不错，颜色绿绿的，口感好极了。”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中，老师一向是很苛刻的，轻易不会夸赞什么东西。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来自他母亲老家苏州的，无论是评弹、丝绸，还是小吃。
我当时只是稍觉意外，并未往心里去。
因为怕老师累，我们没同意老师在家做饭吃，尽管他做的菜让我们垂涎欲滴，厨艺让我们望尘莫及;也不便请他到外面饭店去吃。
两个多小时很愉快地过去了，老师照例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并跟出一句：“你们能来看我，我很感动，谢谢啊。”
我当时一愣。
因为太熟，老师从来不会和我说这类客套话。一丝异样的感觉之后，想到我很快又会回京开会，到时再来看望，也就没再多想。
12月5日，星期一，我回京开会，晚上约好几个朋友到文贤居吃饭。傍晚时分，朱老师的外甥女卢珊从加拿大给我发来微信：
“学校老师从周六开始就联系不上舅舅，报警后在两小时前发现他已经在床上过世了，检查结果是已经去世两天了，妈妈他们中午会从上海赶到。”
我一下子懵了。这几天我正盘算着哪天去看望朱老师的，怎么突然就……
老师的妹妹、妹夫和外甥女赶到北京后，因为不是直系亲属，一切都很忙乱和迷茫，好多后事无从下手。
我们几个和朱老师比较亲近的学生，也不便多插手，但大家都想对老师尽一份心。于是，师弟老猫负责起草挽联，我负责写生平，大家又一起合计，出一本纪念册，由师弟郭凯负责设计印制，在告别仪式上分发……
那些日子，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沉浸在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中。怀念和沉痛自不必说，可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微信，一说到老师的历历往事和音容笑貌，更多时候却是忍不住要笑，含着眼泪地笑。
二
老师永远是那么一脸年轻人的阳光，永远是一副老顽童的派头，始终给人以温暖和一种向上的力量。仿佛那些曾经的挫折和坎坷，丝毫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印记。
我和老师的结识，是在大二的时候，选了他开的大课“西方美术史”，面对全校学生的那种。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被选为课代表的，其中除了收作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每次课前去学校借幻灯机，然后在老师讲课时，我负责播放幻灯片，课后再把幻灯机还回去。
那些幻灯片是老师自己的还是借来的，我不得而知，但都很精美。特别是那些过去听说没听说过的世界著名美术作品和著名艺术家，让改革开放后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们大开眼界。
达芬奇、梵高、塞尚、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罗丹、伦勃朗……确实像77级、78级师兄师姐们在追忆朱老师时所说的那样：“他，牵着我们步入世界艺术圣殿。”
1980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最激进的年代，很多都带有启蒙的意味。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廖静文写的《徐悲鸿一生》，当年同学们都争相传阅，中国人民大学还专门邀请廖静文到人大大教室演讲，引起轰动。已不记得当时朱老师对此事有过什么评论，但很多年以后，作为徐悲鸿学生的朱老师，曾跟我讲起，对此事此人颇有微词。
可能因为上了朱老师的“西方美术史”课程，那个时候，我开始着迷于李泽厚刚出的《美的历程》《美学(第一卷)》，丹纳的《艺术哲学》。还有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美术史话》，号称是西方美术史的入门书，但那些内容和知识，与朱老师的课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和档次。
记得有一次在讲到古希腊的壁画，幻灯中出现一头牛的形象时，朱老师说：“你们不觉得美吗?我觉得美极了。瞧这大腿，多富有说服力呀!”
这段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同学们的口头禅，尤其是在我们班，相当流行。
那时他习惯戴一副带金链子的眼镜，上课时的着装每次都非常讲究，休闲西装居多，即使是穿衬衣，也一定是很挺括的那种。
有一次是在夏天，他来上课时，突然戴着一顶帽子走进教室。同学们觉得好怪异，正当叽叽喳喳议论以为是啥行为艺术的时候，他说：“今天去学校理发室理发，理发的小姑娘是个新手，把我头发理坏了，好难看。可也没法怪她呀，新手都得有个成长的过程……但太难看了，怕对不住你们，所以戴了顶帽子。”
学生们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因为是课代表，和老师接触的机会相对多一些，可能觉得我比较辛苦，经常下课后邀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其实估计也是为我打牙祭。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且一直交往下去，无论是老师最初住在学校静园，还是后来搬到了西三旗。
慢慢地，也就听他断断续续讲了过去经历的一些事。
艺术家都有很强的模仿能力。早年在北京上学，老师就能很精准地把握老北京的特色语言，能用标准的北京胡同串子口音讲极损、极脏的话，而且说起来惟妙惟肖。
他曾经讲，刚进劳改队时，劳改队队长是北京通县人，第一次给他们训话，用的是一口地道的通县口音的北京话。老师用队长的口音和口吻给我们复述：
“你们到这里来，先学不生气，后学气死人，总之，就是要没心没肺!”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曾有个油漆桶》，讲他流浪到南疆，靠给维族百姓油漆家具、画图案为生。因为画得好，维族老乡都很喜欢他，愿意找他。
其中有个细节，他是流浪过去的，没有户口，而那时派出所经常会挨家挨户查户口。有一天晚上，公安敲门进维族老乡家查户口，情急之下，老乡把喜欢裸睡的他赤条条地塞进大衣柜里，躲过一劫。
过去悲苦生活的阴影，其实在他心理上是有反应的。他曾说，他后来很长时间，晚上经常被臆想的敲门声惊醒，以为公安又来查户口了。
1993年，“朱维民油画素描展”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行，我请负责摄影的同事去拍些照片。拍完回来，同事问我：“你这个老师以前是不是经历过很多磨难?”
“为何有这种感觉?”
“他的油画色彩普遍偏暗，让人感到一种压抑。”
同事的这个感觉，我过去也是有的，但是不是跟磨难有关，我拿不准。我把同事的这个说法告知了朱老师，但他未置可否。
2006年，我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参观冬宫，看到里面一批带欧洲古典风格的油画，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与朱老师油画的色彩和风格太一致了。
回京后，我把这个感受告知朱老师。他笑着说：“前几天有香港某卫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要来采访我，一张口就称我‘大师’，夸我是中国的列宾……好家伙，看来他还懂一点油画。不过，对这种‘大忽悠’，我一向很讨厌，坚决谢绝了……”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是俄罗斯帝国时期的画家，也是苏联时期的著名画家，被公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泰斗，巡回展览画派重要代表人物，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苏联时期备受推崇。他早年赴意大利及法国求学，研究欧洲古典及近代美术。
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教育，深受苏联的影响。从中央美院毕业的朱老师难免打上这个烙印，特别是在色彩的运用上。
不过，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朱老师的油画色彩悄悄变得比过去明亮起来。
三
有一天，朱老师不经意地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经常为自己白天说的一句话或做的一件事，半夜里恶心得醒了。”
这正是老师的善良。只有善良的人，才会时刻反思自己。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影响至今，以至于我后来也经常“半夜里恶心得醒了”，就因为“自己白天说的一句话或做的一件事”。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们经常感慨：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很可悲。比如，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们的老师不计其数，却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对自己的学习和人生有持久影响力、真正是那种“师徒如父子”的那种关系。
现在看来，我是幸运的。
刚毕业那会儿，朱老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及时工作。”
刚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也没怎么在意。因为惯常的说法都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而这常常是一个不怎么正面的说辞。
很多年后，才悟出一点老师的良苦用心：这是老师在用他的人生经验告诫我、劝导我。
1990年代有一阵儿，我负责办一本杂志，时间和精力大都用在编务和办会展等活动上，文章写得少了。有一天，老师突然给我打来电话，用很严厉的口气说：“我告诉你,笔杆子就是你的命根子，别老想着在官场上瞎混。”
从那时起，我无论多忙，也绝不敢忘记提笔;即使不写像模像样的文章，也一定要记点什么练练笔，丝毫不敢放下自己的“命根子”。
有这么一个时刻关注、关心自己的老师，而且经常直言不讳地耳提面命，岂止是三生有幸——那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幸福。
四
我们几个和朱老师比较熟悉的学生经常约好一起去看他，其实主要是聊聊天，当然顺带也蹭顿饭。
每次知道我要去，他都会专门做条鱼，因为知道我喜欢吃鱼;可作为上海人，他平常并不怎么吃鱼。如果不做鱼，他肯定还会专门做一只烤猪肘子，提前一天用杜松子酒腌制，之后现烤现吃。老师其实也不怎么吃猪肉，因为在新疆流浪过多年，爱吃羊肉，还能做地道的手抓饭——可我恰恰不吃牛羊肉。
老师对我无来由的偏爱，常常会引来其他同学的“嫉妒”。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刚进门，朱老师就给其中一同学分派任务：“去买酱油和啤酒。”同学故意问：“那斯雄做什么呀?”老师头也不抬地回答：“坐在沙发看电视。”
上桌吃饭时，学生又故意问：“朱老师，这猪肘子我们能吃吗?”老师回答：“不行，除非斯雄同意。”
每次在朱老师家吃饭，我基本都被安排坐在老师右手边的第一个位置。学生们忍不住又开始调侃了：“朱老师，怎么每次吃饭，斯雄都是坐在离‘太阳’最近的位置?”朱老师低头嘿嘿两声：“我告诉你啊，一滴血写不出两个‘朱’字。”引来满桌一片“唉哟”声。
2000年8月，我陪朱老师到太原办画展，开幕式后聚餐，朱老师专门把我拉到他们老同学坐的那一桌坐下，并介绍说：“他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是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遗憾的朋友。”
即便是快60岁的老同学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仍然免不了相互揶揄，互揭老底。因为有朱老师的这个介绍，老同学们对我也就没了戒备，很快开始互相挖苦和调侃。
果然，其中一位老同学语出惊人：“你们知道朱维民当年大学毕业后就直奔‘太重’(太原重型机械厂简称)，而且一待好几年，是为什么吗?”所有人都茫然而饶有兴趣地等着听下文，朱老师则一脸诚恳，笑而不语。
老同学斩钉截铁地说：“他其实是追一个女人而去的……”然后，哇啦哇啦全倒出来了，其他同学一片“哦”声。朱老师则笑眯眯地站起来举杯，给大家敬酒堵嘴。
1980年代初，中国女排最鼎盛的时候，队员中有一周姓上海美女，大户人家出身。据说她妈也是个大美女，和朱老师从小青梅竹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从上海到了“太重”……
这个故事，之前没人说过，之后也没人再说过，朱老师则从未提起过。当然，我也从没问过，估计像他诸多的身世和经历一样，最后只能就此成谜了。
但那么多年来，他确实去山西最多，和山西方面的联系也最多，与山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殊感情。
五
和朱老师交往这么多年，要想用什么来形容他的为人，确实很难。但人民大学老校长袁宝华说的一句话，很值得玩味，而朱老师似乎也很受用。
袁宝华到人民大学任校长及以后，一直和朱老师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有一次，张大爷为一件什么事到学校后勤处去办理，后勤处的人大约敷衍张大爷，不给办，而且可能也说了些不大中听的话，气得张大爷回家后吃不下饭。
朱老师很生气，去后勤处把那帮人狠狠地数落了一顿，然后直接给袁宝华打电话说：后勤处的人如果对我这样，也就罢了，但欺负这么一个老实巴交、又没多少文化的老头，就很不应该。他们必须给张大爷道歉。
袁宝华的回答很干脆：你让张大爷好好吃饭，我让后勤处的人给他道歉。
据说，袁宝华当即把后勤处的人叫过去，要求他们给张大爷道歉。后勤处的人觉得委屈，不想道歉，说朱老师把他们也骂得够呛。
袁宝华说：“嗨，朱维民嘛，他就那么个人!”
就这一句话，把后勤处的人说得低下了头。
后来，朱老师也经常用“朱维民嘛，他就那么个人”来自嘲，甚至用这句话去解脱一些不经意间惹的麻烦，居然经常能得到理解和原谅。
1995年夏天，我陪朱老师去贵州举办一个赠画仪式。仪式结束后，我陪他去贵阳黔灵公园遛弯，老师忽然一脸诚恳地冒出一句：
“对不起啊斯雄，我过去有些话可能对你说得有些过了，不太客气，会不会伤着你了?请你别介意啊!”
“我也有句话想跟您说，您别介意。”
“说吧。”
“其实您跟我说过的话，我从来都不当回事儿。”
老师愣了一下，继而哈哈大笑：“哦，哦，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是：“嗨，朱维民嘛，他就那么个人!”但没敢说出口。
那天晚上，我和朱梅等几个学生、朋友带他去唱歌，他还真唱了几首旧上海的流行歌曲，比如他最喜欢的李香兰的歌《夜来香》等。
和几个学生一起疯了一晚上，都很开心。第二天，他逢人便说：“斯雄昨晚唱歌的时候喝高了，把朱梅给我介绍了七八次。”说完便哈哈大笑。
这个故事，他随后讲了差不多有七八年，每次讲完，一定是一边拍着沙发扶手，一边仰头哈哈大笑。
六
早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曾建议朱老师可以适当地卖点画，但被他坚决地拒绝了。
后来我曾想介绍一些画商给他，既做宣传，更主要是想让老师的作品走进市场。老师始终不同意。听他说，之后也有人介绍过台湾画商，还见面谈了。老师的感受是：“画商拿百分之多少，我拿百分之多少，好家伙，最后我成给画商打工的了。”就此作罢。
大约在2008年前后，我曾建议老师把作品全部整理一下，正式登记编上号，注明标题、尺寸、创作时间等。这个工作量比较大，人手又不够，老师似乎没当回事，最后也只能作罢。
2011年的时候，鄂尔多斯的孙总主动请缨，想在鄂尔多斯给老师建一座“朱维民美术馆”。老师对此似乎有些兴趣，我和同学老郭还专程陪朱老师去鄂尔多斯考察。
我们先到鄂尔多斯所在的东胜，看了在建的楼盘和规划中的美术馆地点。然后坐车去鄂托克前旗，其间有将近6个小时的车程。
大约是怕我们太寂寞、太累，一路上，朱老师都在给我们讲段子、讲故事。
比如，讲地方曲艺山西梆子,唱晋剧的唱段,等等。
我和老郭笑得前仰后合，听得津津有味。
老师又说，当年在劳改队要排练节目，队友中有个因小偷小摸进来的，特别有才。他把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经典唱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进行了改编，在每一个乐句后面都加一个吸气的声音“喔”，同时耸肩做抽泣状。正式演出时，一排人站着开唱，表演唱变成了这样：
娘的眼泪(喔)似水淌(喔)，
点点洒在(喔)儿的心上(喔)，
满腹的话儿(喔)，
不知从何讲(喔)，
含着眼泪叫亲娘(喔)，
啊娘(喔)啊……
一路上，我们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开心。肚子都笑疼了，眼泪直往下掉，但还是止不住地笑，也忘了提醒老师会不会讲得有些累了。
……
朱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一直把他当长辈;但他常常是一个老顽童，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们在一起说笑，有时候真的是没大没小。
在老师的告别仪式上，师妹对我说：“我发现，你很多地方跟朱老师很像嘢!”
这应该是真的，是老师言传身教的一种必然和结果。
我在想，朱老师能如此深深地影响我，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教给我多少文化或专业知识，实在是因为：他走进了我的生活，影响了我的人生，延续至今;深深地镌刻在我心底挥之不去的，始终是他那永远向上且温暖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