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人们说话和写文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语体?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学者们评职称;但大体说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汉字难写。因为难写，所以只好节省些，把那些可有可无的虚词和衬词都省掉，最后就变得不好理解了。其次是为了节约书写成本。诸位知道，我国早期的字是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这样一来，不要说写长篇小说，就是记录政府工作报告，也得尽量省字。如果那时的一个部落酋长年终总结时，拿着稿子一念两小时，那得搞死多少王八?汉代以后文字记在竹简和布帛上，那也相当昂贵。如果把政府要员每天的讲话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天下人就都不要穿衣服了。
除了这两项不得已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为原因，那就是书写者故意制造的繁难。文字这东西虽由民间产生，但一经产生就为特权者所垄断。先是“巫”，再次是“史”，最后是“士”，但不管是早期掌管意识形态的“巫”和“史”，还是后来人数更多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明确的倾向，那就是要把文字弄得繁难，弄得神秘。因为一变简单，村民愚妇都能口诵目念，他们的解释权就变得岌岌可危了。我们乡下人有病瞧不起医生，就请神汉来画符。符上的字没有人能识得，但神汉们说，它的威力也恰好就在没有人能识得。一个木匠、瓦匠来家做工，总要把他的行当说得神乎其神，说窗子上的图案有讲究，做上一个不吉的鸟，就要全家遭殃。这家的婆姨就很害怕，每天做好吃的，小心伺候。泥瓦匠箍窑时，说只要他将铁器留在窑洞的砖瓦间，这家人就会有灭顶之灾。主人吓得觳觫，他提出的工钱就不敢还价。知识分子故意要将文章作得谁也看不懂，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权者或阴谋家需要煽惑劳苦大众跟着他干的时候，文章就不能繁难了。洪秀全的“天王诗”虽然狗屁不通，但大都朗朗上口，易于背诵。
这时，特权者或阴谋家利用的只是白话易懂的形式，至于白话表达的内容，诸如，人类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明，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历史观、人生观，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重新解释。说的时候当然冠冕堂皇，仿佛每个字、每个词都事关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存亡继绝，但实际上，能否煽起对旧制度、旧圣贤的满腔仇恨，能否激起对新制度、新领袖的全面热爱才是决定每个字、每个词、每种理论是否继续存在的唯一依据。
当然，在字词的沿革问题上，古代的皇权主义者和现代的极权主义者略有不同：古代的皇权主义者是碰到皇帝的名字了，才换一个代替，叫做“避讳”;实在想玩新花样，旧的字词全部不动，硬造一个新的出来。如唐的武则天，就造了好几个字玩，“?”只是其中之一。但可惜的是，文字这东西惰性很强，硬要当仓颉，没有人买账。最好的办法是仍然沿用旧的字眼，但完全改变这些字词的意义。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在总结古代皇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不造新字，不改文法，“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且名之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这方面受害最惨的，可能要数“人民”这个词了。正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在凡事需要开口的地方，“人民”总是隐匿不见;而在需要沉默的时候，我们又总是发现它挥舞着拳头，和暴君站在一起。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词”。它没有种族，没有父母，不穿衣服，不长头颅，更没有面目，有的只是数量和生殖能力。它有一个别名叫“灰色的大多数”。
俄罗斯的生物学家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那就是在一堂植物学课上，教授让三个学生分别采集一株冬青、紫藤和狗尾巴草回来，结果三个学生很快就完成了;教授又让学生第二次出去，采集一种叫“植物”的东西，结果每个学生都空手而返。因为他们不知道“植物”是什么东西。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鉴于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孰料苏联政府却将此视为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攻和污蔑。他们立即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威胁说，如果他要出国领奖就不要再回来了。为此，作家不得不宣布放弃领奖，并写信给赫鲁晓夫，恳求他不要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
两小时后，文化部长波里卡尔波夫代表赫鲁晓夫，向帕斯捷尔纳克正式作出答复。他庄严地站了起来，以广场广播员的腔调宣布：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留居祖国。“不过人民的激愤，我们实在难靠自己的力量来加以制止”，波里卡尔波夫表示。这时，作家的厌恶已达到极点，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人民!人民!您好像是从自己裤子里掏出来的。”
在这儿，“人民”这个词是被随意使用的。谁有权力，谁就代表“人民”;谁是权力的中心，谁就是最大的“人民”;而且真正严重的是，像词语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作为一个系统的有机部件，你改了一个，其他的就得跟着改变。因而，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泛滥的地方，遭到歪曲和篡改的词是成批量的，是呈团状粘连的。它几乎涉及了，在过去的年代里一直被正确使用的一切关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词。如人性、人道主义、正义、真理、自由、平等、民主、解放、教育、改造、下基层、锻炼、表扬、批判、进步、落后、主流、大局、全面、片面、奉献、牺牲、组织、作风、做工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封建主义……只要是在过去的经典著作中有明确外延和内涵的词，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篡改。这种有意的篡改是由政治上的崇尚暴力导致的对汉语文化的全面伤害。它们或者被添加了新的意义，或者被抽去了旧有的美好含义，有的甚至干脆拧到了意思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当然，更多的是与“人民”一样，它们的意义变得十分模糊，在何种意义下使用，全看有权使用它的人当时的需要。有时一个词既可以指事物的正面，又可以指事物的反面，而它们之所以还被继续使用仅仅是因为极权主义领袖和他的宣传家不能另造一套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