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位于北京城区的中心，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地点已经60年了。60年前，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在中南海内的怀仁堂举行的，《共同纲领》也是在这里通过的。社会一直有呼声，要求中南海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北京市的旅游管理部门前些年也曾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重新开放中南海。如在纪念建国60年之际开放中南海让广大公民参观度假，乃是一个还政于民的可行之举，必定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现在的中南海具有二重性质，既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政治运行中枢。从两个方面看，我以为都有开放的必要。
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看，中南海的前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平民百姓想进去游玩，自然是白日做梦。当然，光绪皇帝在戊戌政变后被西太后所困，幽居瀛台，想出中南海而不得，也体现了专制政治最残酷最黑暗的一面。在长达两千年的皇权专制时代，中国有皇家园林，贵族有私家园林，不曾有过公园的概念。直到清朝末年，上海的租界才出现最早的公园。进入民国，从1914年夏起，京城一些名胜陆续对公众开放，成为公共场所。1924、1925、1928、1929年，颐和园、北海、景山和中南海相继辟为公园。30年代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建公园，至今为人们所怀念。公园是近代出现市民社会的产物，不论购票有偿享用，还是免票无偿享用，都是公共空间。把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辟为公园，让公众参观游览，是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度通行的做法，也是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
公园的兴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民权利伸张与收缩的晴雨表。我们说，“文革”是公民权利被践踏的时期，也可从公园的命运来验证。1971年后，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北海公园及附近的景山公园长期关闭。后来才知道，不是北海、景山本身出了什么毛病，不适宜游人进入，而是它们成了江青等权贵的游乐场所。江青垮台以后，北海、景山公园于1978年重新向市民开放，受到一致的好评。
从1980年到1989年，中南海也曾经部分开放，周末供游人参观。北京市许多单位都曾有组织地分配门票。我在当时也参观过。当时的感觉是，不但观看了风景和文物，而且感受到执政者的自信和开明。可惜这种开放到1989年停止了，至今尚未恢复。现在如能开放中南海，其意义不仅是增加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而且是一种主权在民的政治宣示。对于中国公民来讲，既可履行保护文化遗产的义务，也可享受欣赏历史文化遗产的权利。这种公民权利，当然越早归还社会越好。
从政治活动中心的角度看，开放中南海也有很多好处，有利于增加政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今年2月，温家宝总理邀请13名基层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他说，你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不要拘束。大家都来自基层，其实你们应该是中南海的主人，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中南海这个大门是向广大群众开的。我认为，不应当把这些话理解为总理的客套话。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国各界公民的确应当是中南海的主人。领导人的国务活动本身是履行社会公仆的职责，不应当形成高高在上，不可接近和神秘化的意味。领导人只有牢记这一点，才能形成执政的公信力。在制度安排上，也要切实体现中南海的大门对公民是敞开的，而不是关闭的。
其实，国务活动场所向公众开放，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我经历有限，曾经作为普通游客在堪培拉参观过澳大利亚议会的辩论，在渥太华参观过加拿大总督府，看到很多成人在那里运动，孩子在那里游戏。80年代的经验表明，部分开放中南海并不妨碍领导人的国务活动和中央机关的办公秩序。现在重新开放，在技术层面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关键在于领导人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