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案日前在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由主审法官蔡守训撰写的判决书“量刑审酌之理由”部分，因其行文颇有古韵，引经据典，文采斐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赞叹。网友们转载这份奇文的同时，不忘提醒与我们大陆的司法判决书加以对比的用意。
据说，蔡守训法官不是第一次采用这种写法，审理马英九特别费案时，他曾找出宋代“公使钱”的历史起源来解释特别费。判决书引经据典的台湾法官也不只蔡守训一个，曾有法官引用过《庄子》。如果这是台湾法官撰写判决书的通行风格，那的确让人佩服他们的法律专业素养和传统文化素养。
事实上，我们的司法判决书并不是一开始就缺少文采的，这里的文采当然主要指对古汉语的运用。我找到一份建国初期由基层法院撰写的判决书，之乎者也，短句铿锵，尤有古语之遗风。为什么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呢?理由有很多，其中一条是我们的传统语言文化被数次运动冲击得支离破碎，传统文化的保存与教育也没有台湾做得好。
即使这方面有差距，我并不相信没有一个大陆法官能写出类似的判决书来。问题其实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写出注重文采与修辞的判决书，而在于我们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却没有这样去做。
作为单纯的司法文本，判决书若能说清审判的理据，做到逻辑严密，文采与否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判决书也是要面向公众的，广大公众是司法判决书的预期受众。司法与社会的关系，法官与公众的关系如何，自然会影响到判决书的行文风格。
主审法官蔡守训的判决书，体现了他个人的强烈风格，在一种相对独立与舒展的氛围中，法官个人的风格才会没有太过顾忌地流露出来。如果法官审判受到干扰因素较多，除了法律条文，需要顾虑的东西也较多，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氛围下，很难想象一份判决书能够体现出多少法官的个人风格。
对于现代公众而言，法律的尊严和法官的权威，主要不是通过高高在上的距离感，面无表情的形象符号，也不是通过千人一面、刻板枯燥的审判语言来实现的。在谨守法律的前提下，法官的判决既是对具体案件的裁决，也可以看作是与公众的交流，在交流中法官有法理的阐释，也可以有伦理情感的释放。然而，如果公众不被看作是平等交流的主体，而只是被告知和服从的对象，那么法官所需要做的仅仅是一锤定音式的表态，不厌其烦地阐述道理、个人风格、文采等等皆像阑尾一般既无用处，也没必要。
我想起当年《南方日报》头版刊登肖扬仰天大笑所引起的震动，现如今任何一个官员在公共场合流露出一点个人化的东西，都会引起公众舆论的积极反响。这是政治的“文采”，在某种程度上，与判决书的文采是一回事。
司法判决书的文采有多重要，正取决于“文采”在政治、司法等领域内的表达有多广泛、多充分。事实上，我们并不是期待一份司法判决书引用了多少经典，古汉语熟练到何种程度，而是对符合现代治理理念的公权与公众的关系有所期待，对一个社会当中个体心灵的舒展程度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