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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庐的历史记忆

时间:2023-11-25    来源:www.xinwenju.com    作者:邵建  阅读:

  那天,台北,天甚晴、海甚蓝、人甚惬。紫藤庐主周渝先生知我喜海,租了一辆商务车,一共6人,8点多出台北,往东北海岸,一路逶迤。中午,在基隆附近的一个海湾停车吃饭时,周渝接到一个电话。合上手机,他说,龙应台等下要带朋友去紫藤庐午餐。其实茶馆本非午餐之地,只有简餐,而紫藤庐的简餐却是简而又简;但,龙应台等人却常来此聚会。

  紫藤庐位于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现在已是台北显名一时的艺文茶舍,可是它的前身,却是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高等官舍。1950年以后,它成为国民党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周德伟的住所。进得一楼房厅,右面的墙壁上有周德伟的一帧照片,那是他60岁生日那一天拍的。一袭传统长袍,身后是一副对联。工稳的隶体出自湖南省原省长赵恒惕,联句则是周德伟的自拟:“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几天后,在那天也一道出行的台北政大一位老教授家里,说及这副名对,他快人快语手一挥:上联是骂知识分子的,下联是骂蒋介石。

  对子倒未必是骂蒋介石,但周德伟却没少骂蒋氏其人。周渝是周德伟的幼子,幼年时,他父亲常会邀一些朋友或学生到家聊天,但那场面常常不是那么令人如意。周德伟有时会陷入一种恶劣的情绪中,当他用湖南话大骂蒋介石时,那乡音在周渝耳中分明就是“蒋该死”。周虽为国民党官员,却厌蒋。1950年代初,他在自己的家中办过一个自由主义沙龙,每两周一次,来者有殷海光、张佛泉、徐道邻等,但维持半年多就难以为继了。因为他家巷口对过有一个小糖果店,那个30来岁的长脸店主是特务,任务就是监视他们家。他家的电话提起来,话筒里经常会有声,周渝的大哥告诉他,这是电话里头在录音。

  那天在基隆海边午餐后,又驱车往基隆山上去喝茶。那是一座面海的山,我们到的地方叫“九份”,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即在此拍摄。晚饭在山上,周渝讲过这样一段,监听的特务听久了,有一天见到周渝母亲时,悄悄递话:告诉你们家周先生,别再骂小蒋先生了(指蒋经国),尤其不要在电话里骂。蒋经国当时是台湾情治系统的头子,那天车过基隆的某海湾,我还瞥见他那状若和蔼的露天雕像。在台湾地区,蒋经国现在是中华民国历任总统中民意指数最高的一位。但,我本人对任何权力者都没有兴趣,因此,看过太多类似雕像的我,即刻把眼睛移开去看海了。

  周德伟是财政部的关务署长,台北情治系统自然不会轻易把他怎样。对他的监视,只是一种态度,或者,一种威慑。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蒋介石本人在理念上极为反感自由主义。还是1943年,蒋在《中国之命运》中批评:“五四之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蒋认为这两种主义的流行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1949年国民党海峡败退,共产主义在大陆,自由主义就在台湾了。因此,当时蒋氏系统的白色恐怖,针对的对象之一就是自由主义。何况,周德伟的自由主义是古典一路,力反一切集体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由于计划经济其实是政府经济,由政府主导,它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府本身几乎都有计划经济的本能,蒋氏的国民政府也不例外);这样,周德伟的自由主义沙龙,自然不为国民党情治系统所容。反过来,周德伟对国民党尤其蒋氏父子,亦情感极恶。即使今天,我从周渝身上,亦能感受到他对国民党的反感。这是积怨了,www.xinwenju.com它来自他父亲,也来自他自己的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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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紫藤庐还不叫紫藤庐,周德伟把自己的住所命为“尊德性斋”,这是他作为自由主义者尊传统的一面。1950年代的自由主义沙龙,到了1960和1970年代时,台湾民主运动出现,它又变为岛上党外运动的聚会场所,像今天台岛的政治人物陈文茜等,当年就经常出入此地。待至1981年,周德伟已定居美国若干年,由其子周渝将此宅辟为茶馆,并命之为“紫藤庐”,而后它便脱离政治向文化场所转化,逐渐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品茶论道的地方。

  回顾紫藤庐的历史,周渝认为“左派、自由主义和传统”是支撑紫藤庐的“三只脚”。历经自由主义沙龙和左派运动,而今的紫藤庐,更自觉往传统的“文化道场”方向转型。今年恰逢五四90周年,紫藤庐围绕五四有系列讲座,其中5月23日晚“紫藤庐的人文传统以及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主讲者正是庐主自己。庐主认为,当年新文化运动把传统文化简化为“封建思想”,这在今天,需要很好地反思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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