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讼法草案公布后，舆论争议四起。争议焦点虽多，核心无外乎法律的天平该倾斜于公民权还是侦查权这一问题。最近，《人民日报》推出了“聚焦刑事诉讼法修改”系列报道，“沉默权入法引发侦查机关担忧”为该系列之一。“沉默权”引发的担忧，再次凸显了这一核心争议。(《人民日报》9月14日)
侦查机关之所以担忧，是因为“沉默权”一旦引入法律，口供的依赖程度将下降，侦查机关将不得不在其他证据的搜集上花费更多力气，无形之中将增加侦查成本，减损侦查效率。毕竟，“沉默权”能够遏制刑讯逼供，但也同样可能阻碍其他技术性的问讯。因此，来自侦查机关的声音认为，“沉默权”入法是有些超前的。
侦查机关的这种声音不是没有道理，但显然也低估了侦查手段提升的潜力。法律是否超前，不可能以现有的侦查水平为标准。任何侦查手段，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进行，而谁是程序的制定者?不是侦查机关自己，而是法律。也就是说，先有法律规定侦查机关所应遵循的程序，其后才有相应的侦查手段产生。孰先孰后，上述意见似乎混淆。总之，法律首先要从价值上体现公平、正义的追求，而不可能去迁就现有的侦查水平。
当然，这么说，对侦查机关而言或许是强人所难，有担忧和争议在所难免。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所熟知的“沉默权”，即“你有权保持沉默”，其来源于美国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该案直接促成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诞生。然而，米兰达案在当时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中，仅以5票对4票的微弱多数通过，“米兰达规则”也在当时美国司法界产生巨大争议，且不亚于我们今天对于“沉默权”入法的争议。反对者所考虑的，其实也和上述侦查机关的意思一样，大家都有共同的担忧。
但是，我们回头看看，“米兰达规则”降低了侦查效率吗?没有。不但没有，反而成为一项法律常识，在美国是常识，在我们这也是妇孺皆知了。其实，如果侦查手段不得不因新的程序而变更，那么它总会在新的程序中重新找到效率。最重要的是，只要有章可循，侦查的效率总能得到提升。而历史地看，公权不断受限，同时也就会不断被逼着在新的方向上重塑自己的效能。如果只是让法律悬置下来，等待它的进步，它可能永远不会尝试着去进步。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程序公正是重要的，那么“沉默权”就应当入法。“沉默权”，本质上是让犯罪嫌疑人不做对自己不利的证供，并让他们和侦查机关在问讯中处于对等地位，不管他们是懂法律还是不懂。事实上，新刑讼法草案已经扩大了律师在场权的保障，并且，律师的介入从诉讼环节提前到了侦查环节。如果让这一权利的前移真正实现，就离不开“沉默权”的保障。否则，律师提前介入侦查环节有何作用?这就是说，权利若不能系统保障，也就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