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微博之后，对于谣言和真相的争论，一直是微博和媒体的一个热点。在自媒体时代，谣言与真相的关系显然值得每个人思考。
儒家很早就注意到言论传播的力量，《论语》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就有这种含义。儒家一直强调言行之仁，希望君子通过个人修身，达到言论的真实。所以《论语》中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并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认为那些传播道听途说的人，是德之弃物。不过，古代谣言还有一种形式，被称谶言或谶语，这类谶语多为隐语，人们认为可“预决凶吉”。包括《易经》的卜筮之语，吉凶也在于如何解释，人们并不认为这类对隐语的解释就是谣言。
翻开史书，历朝历代这类谶言特别多，多通过儿童之口传唱。比如秦始皇时，有仙书和童谣均传“亡秦者胡也”，始皇于是发兵30万抵御胡人匈奴，并修长城。哪知最终秦王朝并未亡于胡人，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中，一语成谶。应当说，每逢暴政或政局混乱的朝代末年，都是这类谣言和谶语大兴之时。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如秦末的“大楚兴，陈胜王”、西汉末年的“代汉者当涂高”、董卓专权时的“十日草，何青春，十日卜，不得生”、东汉末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都属于这类谶语。秦始皇颁有最严酷的对谣言的禁令，秦法有“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的规定，即便如此，短短的秦朝却成为各类谣言传播最多的时代。
不过，在西方传播学中，并不把谣言看得那么可怕。有美国学者认为，谣言不过是民众在讨论过程中创作的即兴新闻，传播的往往是对事件未经证实的描述或解释。它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些模糊而关键的社会情境中的正常社会反映。它往往携带着民众的集体智慧，目的只是为事件寻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真相。谣言源起于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未知，如权威机构没有公布事件的真实信息，或公布的信息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往往会导致谣言出现和传播。所以换一个角度看，谣言也是一种新闻或传播方式，它表达了民众对未知真相的一种猜测或推理，这种方式可以化解民众对信息不明的焦虑和恐慌。
谣言与真相包含着一定的辩证关系。谣言的盛行，往往表明真相的匮缺、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畅，或人们探知真相的成本过高。谣言未必意味着完全的虚假或毁谤，它更多的情况只是未经证实而已。所以，人们常根据消息提供者的可信度，来判断一个谣传的真实性。在一种信息和新闻常被严格管制的社会秩序中，谣言周期化的诞生，会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一部分。一旦民众获知真相的渠道多了、成本低了，反而让谣言难以存身。从这个角度说，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反而有遏制谣言传播和扩散的可能。因为这类自媒体，使得每一个身处现场的民众，都有可能成为事件的直接报道者，即便有人散布了虚假信息，也会很快被来自现场的一手信息纠正。
很多被指责为“谣言”的信息，常是民众对事件疑点所发出的合理质疑。这种质疑，是人们寻找真相必经的一步。任何对真相的理性探寻，必须确保民众有质疑的权利和自由，只有排除了一切合理的怀疑因素，我们获知的真相才具有权威性。没有经过充分质疑的真相，很难做到取信于民。所以，西方早有学者指出，即便在言论自由、法律完善的社会中，也不可能使谣言完全消失，因为谣言的消失违背了人们发现真相的原理。对真相最大的遮蔽，往往不是流行了什么谣言，而在于相关部门或利益集团，对民众探寻真相的管控。
应当说，对任何重大的公共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虽然这种判断和看法，每个公民可能有不同价值立场，但在一个多元时代，这种多元性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客观存在。真正让人恐怖的倒是，对一个事件只允许有一种判断一个看法，这种思维只会导致对信息和言论的管制，使得社会和民众离真相越来越远。同样，一个置身微博的个人并没有必要等事件完全告一段落，再发表自己的观点。只要对真相保持足够的敬畏，对谣言保持必要的警惕，对来自他人的质疑有着不断的反思，就可能在微博的多元环境中修炼成一个成熟的公民。很显然，在微博这种言论社区中，那些常常制造谣言的人，会很快失去这个社区中民众的信任，谣言的制造者最终伤害的是自己的信誉。
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积累起来。微博无疑在加强大陆信息传播的透明度，这种透明度只会提升民众在公共生活中的安全感和相互的信任感。这种透明度，需要我们对谣言有一种理性的态度，谣言也是人们接近真相的一种手段，有它积极的价值。只有宽容地对待谣言，我们才可能揭示更多的真相，谣言的土壤才会越来越贫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