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阿尔贝·加缪(1913—1960)创作了《鼠疫》，在法国文坛引来无数批评，其中最尖刻也最让他难受的责备，来自于萨特和波伏娃，他们认为，当一个社会被一个作恶多端的无能政府制造出来的黑暗笼罩的时候，身处其中并拥有极大公众影响力的作家，其创作如果不涉及政治和历史立场，不主动肩负起深厚的历史责任感，不指认(即便是隐喻的形式)罪恶的来源，那么，他的写作就是不负责任的，就是不道德的。
彼时34岁的加缪，被这种明显带着厚望的指责，压得精疲力竭。对当时法国知识分子来说，立场鲜明地介入政治，意味着良知与正义，同时也意味着获得公众真挚的热爱与拥戴。那是一种塑造崇高与荣誉的便捷方式，一个知识分子一旦介入政治，他就可以获得一个灿烂的光环，在公共领域迅速显现出其光辉的形象，无论其人格学识究竟如何。
加缪则坚持避免让自己的作品沦为公共激情的产物，但是面对像萨特这样权威性知识分子的责备，加缪很难成功、利索地为自己辩护。来自法属殖民地，从未进入法国名牌大学接受学术训练的加缪，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悲戚的异乡人”的自我形象，不自信地觉得自己是被空降到巴黎知识分子圈内，显得格格不入，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说，巴黎充满了“伪大人物”。
信仰让加缪选择了左派的政治阵营，但是良心又阻止着他完全效忠于它。《鼠疫》所遭受的批评，增强了加缪的困惑。正是在那一年，加缪在伽利玛出版社主持出版一套名为“希望”的丛书，因此遇到了西蒙娜·韦伊(1919—1943)的作品——《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言》，从中获得慰藉。此书是韦伊的遗作，成稿于1942至1943年间，那是她生命最后的两年。
浮出历史地表
《扎根》并不是如它题目所提示的那种严密的学术作品，它更像一本思想随笔集，韦伊在书中试图像讨论人类的物质需要一样，来讨论人类的精神(灵魂)需要，她列出的一系列人类精神需要，有自由也有服从，有平等也有等级，正如肉体的健康一样，韦伊认为人的精神(灵魂)的健康，建立在一种平衡之上，每一种需要都伴随着与其相反的需要。
加缪从韦伊那里获得的最大的启示是，我们的历史与生活中，充满很多矛盾但又和谐共存的真理。一个知识分子负责的方式，不仅是采取立场，还有，在不存在立场的状态里，拒绝采取立场。
《扎根》一书在出版行业获得了成功，并带动了西蒙娜·韦伊其他作品以及相关传记的出版，这是加缪没有想到的。对于加缪而言，此书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与他相遇，让他得到一定滋养，得以修复他在现实中所受的伤害;而韦伊，则是一位值得注意，但并不重要的作家。
他也没有想到，后来，西蒙娜·韦伊凭其遗著，成为欧洲公共思想领域内一个伟大而神秘的人物，既与帕斯卡尔相提并论，亦与汉娜·阿伦特同列“黑暗时代”女哲学家之列，同时，她还有拥有一个独特的称呼——“圣女”。
没有青春的“圣女”
1943年，年仅34岁的西蒙娜·韦伊，在英国伦敦一家医院病逝(肺结核)，法医的验尸报告写道：“死者系自杀，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采用拒绝进食的方式导致死亡。”当时报纸对此事的报道用了这样的标题：“一位法国教授听凭自己饿死”、“寻求饿死，一位法国教授奇特的献身方式”。她的死亡，竟是一则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
韦伊的一生，容易让人误解。她出生于富贵之家，本可以生活得优雅精致，却选择过缩衣节食的贫困生活，为了体验、分享普通人的苦难;她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本可以在大中学哲学教师的位置上，收获她的学术成就，却选择从事底层的劳作(工厂的工人，农场的农工)，她身边的人在介绍她时，总是会强调她极端左派的身份，强调她对政治的那种偏执危险的激情。
而她生前不大的社会影响力，不是来自她的智慧，而是来自她表面上的偏执，她的特立独行，她的不服从。她生前发表在报刊上的那些充满火药味的、反官方、反主流政治观点的政治评论文，没有让她获得社会关系，也没有让她获得精神盟友，更没有让她拥有智识上的权威性，只是提升了她作为一个社会异类的知名度，她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那些在生活中与她近距离接触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她的自我与偏激所伤害，并因此远离她，认为她是冷漠无情的。而喜欢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欣赏她的人，都是远离她的真实生活的人，只通过书信与她建立情感上的联系。
年幼的韦伊与她父亲的合影照里，那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安静漂亮，有一种不张扬的美好气质，跟她身后流淌着光的叶子一样明媚而内敛。然而成年之后，她的相貌并不美，甚至是丑的，熬夜写作、糟糕的食物、繁重的体力活合起来耗损着她的生命，让她显得疲惫而衰老。
她不曾拥有动人的爱情，甚至不曾拥有飞扬恣意的青春状态，她私人生活里最让人觉得好奇的，是她对食物长久的抵制，以及她对舒适生活的抗拒。她的早逝，更使得她的生命犹如写作的抵押物，让人轻浮浪漫地认为，她是为真理献身的女人，“圣女”。
漫长的误解
对一个女性写作者来说，如果被别人贴上“才女”的标签，那么就会有一个悲伤的故事，无可奈何地展开：当她闪耀的才华把她推至成功的山峰，她迅速成为一些人的偶像，之后便是长久的被抛弃被遗忘，即便她曾经的片言只语，仍以格言警句的面貌，不时出现在别人的言说里。“才女”从来不拥有“经久不衰”的品性。
而“圣女”则更令人伤心，这个词包含着牺牲、殉道，强烈暗示着这个人拥有极不寻常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她在世界上所拥有的影响力，与她所承受的痛苦成正比。也正是如此，西蒙娜·韦伊部分作品进入美国后，苏珊·桑塔格写了一篇充满反讽的评论，她对韦伊为人所追捧这一事实，表示极大不满，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文化的表征：人们喜欢那些偏执的、歇斯底里的、过度沉迷于苦难的作者，而排斥温和的、通情达理的言说。
对于生命意志极为强烈的桑塔格而言，韦伊是病态的，后者有着狂热的禁欲主义，不屑于追求快乐和幸福，却又不知疲倦追求磨难，并煞费苦心地自我弃绝。桑塔格甚至提示，韦伊所拥有的那种影响力，更多地来自于她的病态气质，而不是她作品中包含的真理。这篇写于1963年题为《西蒙娜·韦伊》的评论，可能是桑塔格为数不多的轻浮之论之一。
很多美好的东西(情怀、思绪、逻辑、理念)，在日常生活里无处安放，也无法由日常生活所用的语言说出，它们只能在文字里繁茂蓊郁。一个写作者的生活，说明不了他的思想究竟有多深邃迷人，也说明不了他的作品有多杰出。“我能给你写信吗?”“给我写信吧，我也会给你写。”“请读读我的手稿吧”……韦伊向那些被她认为值得与自己发生思想与情感纵横交叉的人，不断地发出这样的邀请与恳求。她短暂的一生，写得最多的就是书信，而她生后出版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从她的书简中整理而来的。
20世纪70年代，韦伊生前的好友西蒙娜·佩特雷蒙特为了写她的传记，探访了很多与韦伊有接触的人，因此收集到大量她生前写的书简即手稿，并将其引用于传记《西蒙娜·韦伊》。此书出版后，再次引起世人对韦伊的热情追逐。自1947年加缪为她出版第一本书开始，法国人对她的手稿、书简差不多搜寻了半个世纪，至1997年才将她的作品完整地出版。
如果桑塔格读到韦伊之后出版的作品，她对韦伊的看法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至少她不会选择使用“病态气质”这样的词。她俩彼此间存在很多类似的东西：以生存意志与疾病抗争，以对生活的热爱与死亡对峙，以理性智识抵抗时代的昏昧。
桑塔格厌恶人们因为韦伊的疾病与偏执而对其印象深刻，这种情绪，反照的是桑塔格对自身现实的认知，她不愿意人们因为她与癌症的关系而记住她。桑塔格的文章尽管有失偏颇，但却成为一种提醒，正如韦伊在生命之幕即将落下时给一位友人的信里写的那样：请关注我的思想，而不只是我这个人。
入世的出世者
西蒙娜·韦伊肯定不会喜欢人们称她为“圣女”。被指认为“圣女”，不仅意味着她道德上的崇高，还意味着她作为一个特殊的形象，进入社会文化的秩序中，并且，后者往往是更为重要的。这种特殊的形象，源于社会文化的某种需要，比如反抗者的形象，因为社会存在显而易见的压迫;无私者的形象，因为社会普遍的冷漠自私;殉道者的形象，因为社会缺失信仰。
而韦伊的政治哲学是动态的，其关键词是平衡：若已知社会在何处失衡，就应尽己所能，在天平轻的一端加上砝码。良好的社会生活是多种力量平衡的结果，人应该对平衡有所设想，并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位置。屈从重力，是最大的恶。
她深入工厂农场，亲身体验那种极度的疲惫，不是为了证实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关于工人、农民更具革命精神。她发现的是，当精英知识分子在抽象的概念里讨论民主、自由，那些为了生活而进行辛苦劳作的人，却在忍受真实的精神奴役，无论是工厂农场还是现代化公司，工作中的隶属关系，包含着令人精神上难以忍受的奴役感，这不是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可以消除的。所以她必须从抽象的世界里退身而出，进入真实的生活，这样她才觉得自己有资格说话。
通过亲身体验，她发现那些鼓吹革命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实是在制造谎言。过分艰难的境况使人卑微，压迫并不产生抵抗，而是产生屈从与温顺，产生精神的麻木与灵魂的粗粝，宏大的社会革命，不过是人民的鸦片，即便成功，那些表面上忠于革命的，往往最先成为叛徒，成为利益获得者与维护者。
西蒙娜·韦伊对政治的感情，并不像她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激情。她说，在政治领域追求善，是一件困难的事，远远超出了人所拥有的能力，但是奋力追求公共的善，与追求内心的完美一样，使人超越人性的局限得以滋养更好的品性。因此，观察社会参与政治，是同从社会中隐退一样有效的净化方式。
建设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建设外部世界是不可分离的。她的社会关怀，既指向社会正义，也指向内心的宁静。
我们处在爱恰恰可能之处
韦伊这些观念为人所知，已经是20世纪末了。在历史的长河里，20世纪最大的标志，是两次世界大战，两种极权，二者带给人的影响，是道德上的损毁，以及社会秩序上的破败。
美国的欧洲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在审视20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为后，写下一本书《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构建了一个悲剧的舞台，在那里，满怀良知与希望的知识分子，惨死在政治的黑色利剑下。“对世界之美更多的沉思，对我们所向往的未知之善的更多的沉思，能够在我们持续思考人类秩序时给我们以支持”，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而成为悲剧，这样的叙事方式，在韦伊那里是不存在的。
审美诗意的立场，与政治反抗的立场是互相通融的;照料自己的内心，与参与外部世界是同质的;爱他人与爱自己是同层次的。尽管她不是那种能建立起一个严密体系的哲学家，也不是拥有强劲的分析逻辑以及社会调查的社会科学家，她却用文字点亮了另一个空间，打破我们习以为常的界限。
她以一种充满灵性的分析方式，把完美的私人生活与积极的公共生活嵌合在一起，令人惊讶。她写过刚硬严肃的政论文，讨论社会制度、社会改革，讨论宪法与法治，讨论战争与道德，却也写下了如下温柔的文字：人的生命是卑微短暂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充满荒谬，而人拥有的最大的特权是，我们处在爱恰恰可能之处。爱的可能性，高于恶的现实。
韦伊改变了帕斯卡尔那个著名的赌注，帕斯克尔说，来，我们打个赌吧，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存在，你将一无所获;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你不仅不会有任何损失，而且还获益良多。韦伊的赌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相信爱与善的存在，你将陷入生命的空虚与逼仄;如果你相信爱与善的存在，你不会有任何损失，你将在培植自己的人性之同时，获得社会生活的幸福与私人生活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