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薄雾。
一通电话把我从睡梦里拉出来，溺在被窝中酣甜的梦破碎了。
四伯死了，昨天夜里。
我麻木地在行李和人头攒动中被挤进车，瞥见角落里还空一个座位便迈步抢先过去，安置好行李，随后便瘫坐在座位上，让被落下的思绪在后面追上来。
车缓缓起步，远处青黄交织的树木变得朦胧起来。青是黄，黄也是青，无法分辨，模糊又单调。
下了车，漫野的桂树，扑鼻的馨香，可我确已泪潸潸。
秋风肆意地扰乱着树枝，拂下一地金黄。一个大大的“奠”支在灵棚前，挪步过去，脚下的树叶被四分五裂，痛苦地呻吟。
四伯一辈子没享过福，村里人总这么说，可我见过的四伯好像从来都是乐呵呵的，尽管四伯穿着不咋地：夏天一身军绿裤褂，黄球鞋，颇有点军人气质;冬天总是一件灰不拉叽的棉祆。
小时候我住在祖母家，那时候屋子还没翻新，总有些小土疙瘩，混着干稻草梗，积在墙角旮旯里。四伯虽然平日里忙，但闲了总会来这里，笑呵呵地从他的破棉袄里掏出几颗糖来逗逗我，教我喊些什么“先富帮后富，共奔小康路”的顺口溜，再跟祖母唠唠村里的事儿，今儿个谈谈这家有没有什么困难，明儿谈谈那家可遇到些什么问题，幼稚的我总感觉四伯好唠叨。
四伯的破棉袄里有个夹层，夹层里装着一个小本，小本的纸皱皱巴巴的，和他的棉袄一样破，我猜那里面记着村里的小秘密。四伯每次往家里藤椅上一坐，便用他干裂的、布满茧子的手熟练地拉开夹层，把小本掏出来记一记，真不亚于今天的“云储存”!
记得那年午收，我跟着四伯一起去南地抢收麦子。阴雨突然来袭，麦子有的沮丧地耷拉着脑袋，有的倒伏在地上，浑身溅满了泥浆。
“这怎么办啊?四伯!这少说也得三亩地啊!”我一时间乱了心神。
“抓紧时间收麦子!一株也不能落下!”四伯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道。
我们只能小心地将它们一株株扶起，割掉，再用麦秸捆扎起来。天黑了好久村里才灯火盈盈。四伯回来以后腰疼得直不起来，我的胳膊也肿得让我睡不着觉。麦子收完了还不成，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地去犁地、种豆子……抢收抢种!农民的想法很简单：种下的种子有个好收成，收获的粮食卖个好价钱。
可那年的麦子淋了雨，价格历年最低。
四伯在村头跟收麦子的议价，生硬地笑着，不断保证这麦子除了淋了点雨，色泽、质量绝对顶一顶二。收麦人微微点头，可一毛钱也不肯多出。最后几千斤的麦子，只换来了几十张皱巴巴的票子。村民们没有办法了。
可是四伯有办法，四伯书读得好，二十出头就投身国家建设，还拿过笔杆子当记者!祖母说，四伯忙碌了大半辈子，上了年纪，嘴里还说：脱贫致富，致力乡村，振兴在当下。说什么都得操劳起来。一辈子扎根在九里堡，几个村来回跑，扛起锄头种田，带领乡邻造林修路。就连邻村邻舍的水井也是四伯帮忙打的。四伯一辈子最好说两句话：“坚决干!”“坚决不干!”扶贫政策下来之后，四伯在村委会门口跟村长铿锵有力地说：这个事，坚决干!
第二年，四伯真的干了件大事。先跟兄弟几个在邻村种了桂树，春季浇腐熟稀薄的豆饼、麻酱、鱼腥水等，夏天扯着管子从村里到地头浇水，秋季施淡肥水，冬季施浓肥水……
不知不觉间候鸟已成群飞向江南，夏日的雷声也偃旗息鼓，桂香开始羞羞怯怯地在鼻腔中打转，仿佛消融了残暑的余热，数十枝花聚成一簇，成千上万簇花挂满一树。满树披满金纱，那粟米粒般大小的桂花便是四伯一年的心血。
“百十块钱一斤?”大家伙眼里透着一种希望的光芒。
“是啊，收成还不错。”四伯笑呵呵地说，“今天把大家伙召在一起，就是想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又一年，村民们耕地施肥，跟着四伯小心翼翼地种下桂树，大家伙没有被眼下只能依之果腹的收成减了志气，反倒更有干劲了，一刻也不敢松懈，仿佛是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于是往后每年九月十月，伴着风，桂香在村里自由洋溢，就连村头老树下的水井上都铺上了一层金箔。
葬礼接近尾声，微风吹来，桂花轻轻落在花圈上，仿佛是九里堡对四伯的告别。太阳无情地离开，最后一缕光缓缓下移，照进路旁四伯种下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桂林。
折枝桂，插在白色孝帽上，沉浸在对四伯的思念中，轻啜一口冰冷的茶水，在化不开的感激里，一遍遍擦拭泛黄的记忆，仿佛这样就能回到过去一样。
四伯，您放心。我退了离开的车票，决定留在九里堡，继续您这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