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季平是中国当代音乐的一张名片，他以其生生不息的创造和源源不断的作品，在中国的影视音乐、交响乐、民族管弦乐和歌曲创作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其作品至少影响了两代人。我有幸和他相识、相处、相知，不仅有着工作的交集、作品的合作，还有着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2018年，我担任大型历史文献片《延安记忆》的总撰稿，作品完稿后，我为这部文献片写了一首主题歌。北京导演团队的老师们建议，最好请赵季平老师谱曲。我联系他，表达了我们的请求，他回复：“很抱歉!我正在北京担任‘一带一路’国家领导人会议大型文艺演出的音乐总监，实在难以脱身。”演出结束了，我们有机会相聚，我又和他谈起此事。我说：“赵老师，我原来是这部片子的顾问，后来这部片子一直没选中撰稿，我就被迫成了撰稿。本子写了大半年，拍了近一年，10集已在做后期，共约450分钟。我觉得应该有一首歌为片子增色，就写了这首主题歌《天爷爷打翻了酒一坛》。用今天的话说，‘炒股(顾问)的炒成股东(撰稿)了，抓贼的变成贼了’。”他听了开怀大笑：“那我就把你这个‘贼船’推一把。”于是，我们就有了这首歌的合作。
他很认真，虽然歌词仅有几句，拿着词和我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商量着对歌词细部的微调，末了，告诉我打算用陕北信天游风格去写。他让身边的陕北同志用陕北话读了好几遍词，又自言自语地用陕北话模仿了几遍。我知道，他在琢磨怎么把这首歌和陕北的历史、陕北的风情、陕北的语言、陕北的音乐元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两个月后，我出差青海，他的电话来了，说作品基本成型了，他想让王二妮唱。我说男声不行吗?他说，你的歌里有“红军哥哥点了一把火”，王二妮是女性，又是陕北人，还有很好的演唱基础。为了三分钟的录制，年逾七五的他亲赴北京录制，他告诉我，为了保证演唱质量。录音前还专门把王二妮叫来，给王二妮上了两个小时的“辅导课”，指出她音域的不足，鼓励她对歌曲融会贯通，挑战自己超越自己。三分钟的歌，录了4个小时。歌制作完毕，他把我叫到他家，我们在他的工作室细细品听。连听了几遍，然后说：“还不错!”我感觉已经很好了，谁料他会拿起手机给在北京的儿子赵麟打电话：“第42小节、第47小节音不准，请迅速调整。”这种止于至善的态度，至今印在我的脑海中。
想到我们俩合作的另一首歌《安康》。我的歌词在他的钢琴上放了两个多月，他一直在酝酿，一天半夜突然有了想法，爬起来一气呵成。想到我俩为黄帝陵写的《风从千年来》。“你的歌词在我这放了十一个月，我酝酿了近一年，这必将是一首今天好听、十年后依然会好听的歌!”他说得很自信。他的“自信”最终得到了印证，《风从千年来》MV正式发布后，一个半月点击量达1.2亿。我分享着他 “收获”的喜悦，也体味着他“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精益求精的执着。
严厉的父亲
赵季平的儿子赵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总政歌舞团的创研室主任，已成长为我国新生代作曲家中的代表人物。赵季平平时对孩子的教育比较严格。我和赵麟、雷佳曾经共同创作过一首叫做《城》的歌，合作间隙，我问他：“赵麟你长大了，现在还定期给父亲汇报工作吗?”他说：“要汇报的，我每年至少要认真地汇报一次。”我笑着问：“你害怕父亲吗?”他说：“不能说害怕，但心里还是很‘怯火’的，每次汇报都要认真想想，不敢打马虎眼。”当我和赵季平聊起赵麟每年给他“汇报思想”时，他说：“我也是认真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像一个艺术家的样子，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要有音乐工作者的基本操守和基本修养，要以优秀的作品立身。认真是最基础的，做人是最基础的。”他说，“娃是很努力的，我很少当面表扬他。”
他当面“批评”儿子，实际上背后却在分享儿子的成绩。记得一次他不经意地跟我说，“我儿子现在已是大校了，任命状是习近平主席签发的。儿子说，当年我爷爷在西北局任职的任命书是毛主席签发的，你儿子的任命书是习主席签发的，一家两代人这样的情况不多。”他在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言语中洋溢着欣慰和自豪。
2019年年初赵季平参加全国人代会，他以中华文化走出去为题，在分组会上发言。
他说，刚刚收到朋友的一条短信，我们国家一位作曲家创作的交响乐《逍遥游》，由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携手琵琶独奏家吴蛮在美国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隆重演出。一共演出了四场，场场爆满。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实实在在走出去的范例。《逍遥游》的作者是谁呢?他没有说，就是那个“刚刚发来短信的朋友”，他叫赵麟。观看了这场演出的广州交响乐团的一位指挥，后来告诉我：“演出非常成功!谢幕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达13分钟!”
他时常告诫儿子，有了一定社会影响、有了一定成就，要自知、自重，不慕虚荣，不图热闹，不赶场子，一定要有生产能留下来、能传下去作品的专业理想。有名气了不要翘尾巴，翘尾巴丢掉了前途，翘了尾巴毁了声誉，翘了尾巴影响人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翘尾巴。
这种“父训”蕴含着家学传承。赵季平的父亲、国画大师赵望云先生曾叮嘱他：“踏踏实实地拜民间音乐为师,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素材,写我们民族的音乐作品。”他的艺术审美和音乐追求，直接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曾直言：“我的音乐观是来自我父亲的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美学观。1972年，他给我画了一本册页，封面上写着——生活实践是艺术的源泉。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
有一次赵季平邀我参观他父亲赵望云先生的遗作展。100多幅作品，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斗方小品，都极为精致、精彩、精美。我说我的观感：“一丝不苟，溢彩流光。”赵季平动情了：“老父亲的认真近乎苛刻，渗透在采风、写生、构思、创作的每一个环节!不仅需要我学习，也需要赵麟他们继承和传扬。”这也是一个普通父亲对儿子的要求和期盼!
低调的“主席”
2009年12月16日，赵季平作为陕西省文联主席、西安音乐学院院长，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七届主席，这是陕西文化界的大事。会议结束，他返回西安。我受领导委托，代表省委宣传部到机场去迎接他。我发现他是一个人从出口孤零零地走出来。我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呀?”他说：“我就是一个人呀。”我说：“你的随行呢?”他说：“我在京有事，回来晚一天，让他们先走了。”我笑着说，“你得有个人跟着，你现在是主席了。”他说，“前呼后拥的，不好!主席也是普通人呀。”
他这种“普通”贯穿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联想到我们经常不张不扬地找一个不起眼的餐馆小聚;他和陕西音乐界的同仁谈笑风生、水乳交融;他对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交通问题、物价问题甚是关注。2019年5月23日，央视《经典咏流传》在延安搞实况录制，那期节目有赵老师和我合作的歌曲，邀请我们参加。没想到此次活动的组织方没有订到公务座，只能委屈他坐二等座了。候车不能进贵宾室，我们一同在候车大厅等20多分钟。因为他是我代为邀请的，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善解人意的他却说：“没事，没事，在哪等都是等。人家忙，我们两个能到就行了。”记得那次演出结束后，我们乘车返回西安，他和我商量，“我们在路上吃饭就不麻烦地方了，随便找个地方解决一下就行了。”他就是这样，始终把自己看得“普通”。
他谈起赵望云先生时说，老先生的作品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老百姓就是他的视觉中心，他观察老百姓的是一种温暖的视角。赵望云如是，赵季平亦如是。
一片冰心未改
赵季平对延安有着特别的情结，曾动情地给我讲第一次到延安的情形。1963年他在西安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首次去延安，到的时候是下午，夕阳的余晖把宝塔染得通红。他说：“我们一车年轻人欢呼雀跃，感动得很。”我戏问：“是真感动还是假感动?”他说：“那是发自内心的感动，那是真的!那种感动今天想起来依然很清晰。”那是他第一次接触陕北民歌、陕北道情、陕北说书，他们待了一个多月，步行10多里从市场沟去杨家岭和枣园，虽然艰苦但对陕北民歌的博大精深有了全面的了解，也对毛主席的5·23讲话“文艺为人民大众”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延安元素”直观地反映在了赵老师的艺术创作中，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始终是他不变的文化坚守。他在自我述评中曾说道：“我是人民的儿子，是民族音乐的儿子，当我从事创作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人民大众那佝偻身影和期盼眼神。”
他不仅用延安精神要求自己，还积极地用延安精神鼓励别人。一次他到南方某音乐学院讲课，院方问他对学校的建设还有什么建议。他说关键是教育，关键是管理，关键是理想，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要有理想和情怀。现在学校的教学设施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我们缺的是一种音乐责任、音乐担当、音乐情怀和有价值的精神追求。硬件不是出精品的必要条件，关键是要有理想和情怀、责任，如果没有，条件再好学都办不好。我想起《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在延安一间破窑里完成的，组织上为了鼓励冼星海的创作，“奖励”他二斤白糖，他手指蘸着糖边吃边写，就这样七天七夜，一部划时代的音乐作品诞生了，这在今天似乎难以想象。
谈起文艺界的“追名逐利”，赵老师痛心疾首。他说，不要追求名头，名头会毁了艺术，有名头的歌手并不一定比没名气的歌手唱得好。现在有些人要名不要实，要利不要义，甚至要钱不要脸，长此以往，怎么得了!每个学音乐、做音乐的都应该有艺术家的情怀和担当。音乐是精神文化产品，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要有精神涵养，要有精神格局，要有精神境界，要有精神追求。
赵季平曾说：“我和音乐结缘是天作之合。不是我选择了音乐，而是音乐选择了我。我的音乐作品，都是我对生我的这方土地、对养我的衣食父母、对教我爱我的祖国赤子情怀的倾诉和表达;我写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旋律、每一个乐章，都是我童真率性的心语，都是我生命苦恋的歌吟……”
这位行吟诗人，谱出各种人生况味：欢欣喜悦、苍凉悲悯、哀愁苦涩、从容达观……就像他所说的这样，他的作品来源于生活最深处，是升腾于大地中的悦动，是生命之声的真诚流淌，不矫揉、不刻意、不拖沓，有风骨、有个性、有神采，正如他的直率坦荡，赤诚平和。艺术之树根深叶茂，这参天大树的源头，是艺术家从未改变的一片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