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湛蓝，草木葱茏，但是并不炎热。其实立秋多日了，早晚已能感知到秋日渐凉的意思。人们把立秋到秋分这段时间称为“长夏”，但是，我感知到了秋。人到三十，犹如节令立秋。回头是春夏，往后是秋冬。昨日繁花似锦，明天霜华满地。
处于“长夏”的我，在高楼林立的深圳，白天带着便当挤在通往南山的地铁上，开始一天的忙碌;晚上踏着暮色，步履匆匆回家拥抱我的小孩。她还那么小，是春天里团团簇簇的花丛中最娇嫩的那一朵，初升的太阳把粉红给了她，她张开双手就能摸到阳光温暖的触角。拥抱她，我告诉自己向前走，莫回头。可是我，还是回头看了看，看看这些年那条走的最多的路——红星路。
有位前辈曾对我说，“红星路101号”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目。多少次我写下这个题目，却不敢虚构一个字。我在这里工作了十年，红星路反反复复走了无数遍，这里的人和事都是我熟悉的，倾注了我很多的情感，似乎虚构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对我十年青春岁月的不负责任。
红星路，红绿灯多，一路走过来，十字路口蜘蛛网一般交叉。酒店也多，一排一排大大小小的酒店，每天都可以看到婚车，不是停在这家门口就是停在那家门口。有发廊，里面坐着一排排穿着素白裙子的女人，笑得暧昧不清。有菜市场，那是我下班后最常去的地方，每天和一些大婶一起讨价还价，她们以为我还是个学生，经常笑问我：“是母亲给的钱不够吗?这么爱讲价。”有书店咖啡店，里面的人最让人舒服。有服装店、窗帘店、手机店、饰品店、早餐店、水果店、中介公司、装修公司……有别墅区、高档小区、农民房……
红星路新新旧旧，店前面一排看着高端大气，后面却是脏乱差。就像进城的村妇换上了新衣服，还来不及洗掉脚上的泥土，就被推到人面前。我一边艳羡城里的新鲜，一边抗拒这份脏乱不堪。这复杂的心路历程让我对这个城市的情感有些飘忽不定：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这样的情感延伸到我的工作中。在外人看来，我有了一份看起来很体面的工作，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报社，表面的我告别了透着苦寒的黄土，可那根深蒂固的乡土记忆从未在我心中消亡。每次路过长势茂盛的草地，我就会想要是把我家的老黄牛牵来吃草，一定能吃好饱;看到戴着帽子进进出出的时尚达人，我就会很焦虑，因为我的祖母告诉过我，戴帽子进屋老鼠会变多;下雨天我会猛地跳起来想去找接漏雨的脸盆;吃自助餐我总是一开始就用地瓜香芋把自己的肚子喂得鼓鼓胀胀……
颠沛流离的出租屋生活
是的，我的工作看起来体面，可是工作之初，薪资微薄，不包吃不包住。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家里的开销、还债、供弟弟读书……一点点加剧了我的贫困。于是我喜欢“贪便宜”，喜欢租住房租低的屋子。在那有些灰暗与破败的出租屋里，我常常枕着梦想入眠。
梦想遥不可及，现实冷如寒冬。说到底，我是一个在人间烟火中行走的世俗女子。怕穷，怕那种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的日子;怕苦，怕沉重的负担下那被眼泪模糊的前路;怕黑，怕四周都安静，星星都隐藏了踪迹，盼不到天明……多少次，我在这里感受着爱与恨、忧伤与感动、卑微与倔强。
那些年，我有过无数次搬家的经历。从红星东路搬到红星西路，从大同路搬到建设大道，从四伙记搬到昌盛街，从金钩湾搬到火车站……市区离家乡不远，不用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可我总有一种在家门口流浪的挫败感。搬家的理由五花八门，那一幕幕常常像电影回放般，不经意地在我脑海里掠过。
那次是在大同路，那是一条美食街，一楼二楼做饮食，我租住在六楼，房子很旧，没有电梯，后面开个通道让租客上去。楼下厨房散发着一股又一股难闻的气味，我每天都踩着油腻腻的过道上楼。屋子里总是有很多蟑螂，睡前拿“神奇药笔”在地上一画，第二天就有四五十只大大小小的蟑螂尸体散落在各个地方，触目惊心，有的还在扑腾着翅膀垂死挣扎。更恐怖的是有一次在冲凉房，一只硕大的老鼠躲在煤气瓶后面，看到我进来吓得乱窜。我和老鼠一起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四目相对，相看两厌，渴望逃跑。它逃到门边又出不去，我又没有勇气推开那扇门……与老鼠对峙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没有办法，迅速打开门，老鼠和我比赛着逃了出去，而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地方。
记忆不经意间切换到红星路某酒店后面的民房，对门住着一个美艳的女人，每天画很浓的妆，脚踩高跟鞋，走路婀娜多姿。她总是很晚才回来，高跟鞋撞击地板的声音总是把我吵醒。有时候半夜三更会有醉汉对着她喊，她急急忙忙冲下楼，试图阻止这荒唐的举动。我蒙住头，被吵得心烦意乱。我们每次在楼道遇见，她总是对我仓促一笑，有些讨好。我来不及反应，她就又匆匆忙忙走在了前面，似乎很怕我会和她说些什么，而我什么都没有说过。可以好好地生活，谁又愿意这么落魄?
夜很黑，一点一点吃掉窗户。我的房门被敲了半个钟头，那咚咚的声响像铁锤，一下一下地落在我身上。我在恐惧中落下泪来。对门的女人终于开了门，破口大骂：“神经病啊，哪个门都记不清楚。没事了啊……”我知道最后一句话是冲着屋里瑟瑟发抖的我说的。第二天出门，她坐在门口的楼道上，等我。素衣长裙，长发披肩，笑得温婉，像个圣洁的女生。
“那个……昨晚很对不起。”
“嗯，没事了。”
“要不，你搬走吧?这里太乱了。”
“哪天生活好些了，不要做这个吧?”
她说“好”，眼睛红了。我搬走以后，再也没见过她。
刹那间，记忆将我带回火车站旁靠近金钩湾的地方，听说那里曾有个火葬场。每次路过火葬场旧址，我都有一种背后凉飕飕的错觉。路灯、树木、广告牌、霓虹灯……影影绰绰，在我丰富的想象中迷离又恐怖。
这里也很乱，半夜三更可以听到有人唱歌。有时，楼下一些人拿着大刀追着砍，我站在破旧的玻璃窗前，恐惧地看着他们，不敢去上班。直到警车响起，人群散去，我忍着恶心与惧怕，从一滩又一滩腥臭的血泊中跨过。
有一次，老家有个小侄女被开水烫伤，我去医院看她，晚上八点回来，门被撬开，屋里一团乱，唯一值钱的电脑被盗。还有十几本手写的日记本，因为放在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里，也被盗。想不通的是，我的菜刀被放在床上，这把横在床上的刀让我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中。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做噩梦。梦中的场景特别清晰，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周围的风和蚊帐在轻轻摇动，甚至可以听见楼下汽车的声音。我感觉有人拿着刀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掐我的脖子。我拼命想要醒来，就是醒不来。一番挣扎后，醒来时筋疲力尽。我哭着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一边焦急，一边安慰。
第二天 中午十二点，母亲一个人在出租房的楼下蹲着，等我。她穿着土气的衣服，畏畏缩缩地蹲在小巷子里，着急地看着来往的人。母亲小时候眼睛被蜜蜂蜇坏了，看不清，但是她对声音特别敏感。听见我的脚步声，她马上开心地往我走来的方向看，喊了我一声。
我能想象到她找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有多艰难，便忍不住对她一阵嚷嚷：“谁让你来的啊?你看不清，一个人过来干吗?来了又不给我打电话。”
“找份工不容易，你刚上班没多久，不想打扰你。”
我鼻子一酸，忍住眼泪。
“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母亲说着说着，要哭出来的样子。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是该心疼她还是难过自己这么大了还老是让她操心。
母亲迷信，觉得我做噩梦是因为被某个“鬼”跟上了(后来我查阅资料，这是由于压力过大导致的一种睡眠瘫痪症状)，给我带了桃核、狗牙，还有一个铜制的小铃铛，说这些都可以辟邪。桃核和狗牙放在枕头里，小铃铛随身带，这样就不会做噩梦了。
后来所有噩梦醒来的夜晚，我再也没有告诉过母亲，她终于比较放心了。
一个单亲女孩的愿望
“那个你采访过的小女孩，和她妈妈前几天来了我们家。”母亲打电话说。
“嗯，我知道，那天她们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有时间回来。你们聊了多久?”
“她们买了很多水果过来，也聊了很久。我给小孩子包了个红包，她不拿。她说，‘奶奶，我过年再来领红包。’非常懂事的孩子。”我眼前浮现出那个穿着妈妈用旧衣服改做成漂亮裙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眨着大眼睛说话的小姑娘。
“她是很懂事的。她说将来我要是不能有小孩，她就做我的女儿。”母亲没有说话。
虽然那些日子我的生活颠沛流离，但庆幸的是，工作上渐渐有了机遇。《亲亲我的宝贝》栏目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少有人写稿，我只好“赤膊上阵”。采访那天，我约小女孩kiki和她妈妈一起吃饭，一起逛街。路过儿童乐园，她快乐地奔跑。kiki在自己喜欢的玩具前停下脚步，我便陪着她，在漂亮的橱窗前停留。我对她说：“姐姐送个小礼物给你好吗?”她眼睛亮了亮，又黯淡下来。“太贵了，我不要。”她的妈妈告诉我，kiki从来不会要求买玩具，买东西的时候也会讨价还价，很体贴。
聊起孩子父亲的时候，kiki的妈妈面露难色，一阵沉默。
结婚很多年，她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公公婆婆，三姑六婆，亲戚妯娌……各种奚落，各种不堪之语，各种指桑骂槐……他们离婚了。
现实总是充满峰回路转的意外之事，这远比小说更让人不知所措。办好离婚证后，她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因为人瘦，不显怀，所以婆家不知。
“那为什么不找回孩子的爸爸呢?”
“那时候他们多难听的话都说，而且都离婚了，那些委屈不想再受了。”
“为什么不给孩子重新找个爸爸?”
“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找个对我们好的人哪里那么容易?条件好的要求高;条件不好的，也不想孩子跟着我受苦。”
小女孩一直默默地听着，突然对我说：“姐姐，我不会让妈妈吃苦的，等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去教小朋友跳舞，赚学费。”我没有说话，只是抱了抱她。
那年春节，我去kiki家看望她们母女俩。
出租房里没有电视，家具也很简易。房子的厅里铺着地毯，那是kiki练舞用的。厅的另外一半放着一张小桌子，旁边堆着一些杂物。小桌子就是餐桌。
kiki带我看她的房间，看她的备忘录，看她读的书，看她的心愿墙……满满一墙的心愿，用心形便利贴写好，贴着。
“我要考上清华大学。”
“我要成为舞蹈老师。”
“我想找到我爸爸。”
“我想知道我爸爸有没有想我。”
那天夜里，我梦见在儿童公园，一个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在爸爸怀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看见我走过来，便跳到地上，朝我跑来，说：“姐姐，我们都会平安幸福的。”她的脸上挂着笑，那是安琪儿的微笑。
那些难忘的温情
只要咬牙坚持下来，转变就在前方等着。
那十年，我是在红星路101号六楼的办公格子间里度过的。有时会认为这辈子就这样过了，无波无澜，死气沉沉。后来做了几年副刊编辑，那些努力向上的人，那些触人心弦的事，重新带给我无尽的动力。
我是在同事写的报道中认识江伟的，那时候他在宣传自己的第二本书《蝼蚁》。照片上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歪着头，戴着帽子，对着镜头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6年，17岁的江伟走在路上，不幸被歹徒砍成重伤，在医院整整昏迷了 81 天，不能行走，不能言语。后来虽然慢慢康复，但唯一能动的只有左手。他试着用左手拿东西，试着自己握着牙刷刷牙，使用电脑时，靠着一根小木棍去操作……他就这样完成了三部小说。
他只给我投过一篇稿子，排版格式和标点符号都很凌乱。我细心地帮他调整。他写道：“小鸟被关在笼子，鱼儿被困在鱼缸，它们和我一样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然而关着我的不是笼子，困住我的也不是鱼缸，让我失去了自由的罪魁祸首是可恶的伤病。”
如果不是那场飞来横祸，结婚生子对他来说是最普通不过的事。他成绩极好，美术书法尤为出色，曾获得“2002 年全国中小学生优秀美术书法大赛”特等奖。他说：“我小时候梦想当书法家，还有一个动漫梦，很遗憾，现在写不了，也画不了了，但我不会放弃。”生命中遇见好多艰难，但他从未放弃。
我是幸运的，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平凡小事，真实地发生着，琐碎却充满温情，打动了我这颗渐趋冷淡的心，给了我再次出发的精神动力。
我曾收到一篇写作者重病期间口述的文章。“时日无多，留个念想。”“ 有了妻子和子女们的悉心照顾，虽然无时无刻不被病痛折磨，但我觉得自己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哟，生活这么美好，我还要活下去。我绝不能倒下，我还要在清晨第一缕阳光出来时送孙女去学校;我还要在傍晚最后一抹夕阳下陪妻子散步……”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感叹“生活是多么美好”，这让我想起《穆斯林的葬礼》里的一句话：“真羡慕你们这些活着的人，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
文章发表几个月后，作者去世了，走得很安详。他感谢我帮他实现了最后的愿望。一个生命的无声谢幕。生活还是剥蚀掉了许多期待。
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人生。
后会有期，勿念
尊敬的领导：
值报社用人之际，不期辞职，实属不敬，深感愧疚!
……
余以凡才，承蒙殊遇。得以与诸位贤德共事，荣幸之至。
余历经十载，兢兢业业，竭力而为，以图报效。
今逢家事繁多，工作易分心，常添麻烦。思于此，惭惭然不知所措。思之再三，万般不舍，决意就此辞去，愿终生莫逆，他日江湖相见，如能效力，定将义不容辞。
……
凄凄切切，笔未落，泪双行。
就像谈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恋爱，最后不得不说分手。
坦白说，这么多年对报社不是没有过不满，比如因错别字挨批评，罚单贴到楼梯口的时候;比如一天来来回回在没有电梯的六层楼跑上跑下送样报的时候。可更多时候我是感恩的。
报社给了我许多机会去学习，去成长。
《东江》文学副刊复刊时，领导亲自带我去找作协的前辈，请他们给我指点。所有和文学相关的活动，领导批假时都非常开心。去采风、去参加文联活动、去培训、去参加省作代会……2016年和2017年，因为特殊情况，领导整整给我批了一年的假。
第一次出书，出版社只给十本样书，于是报社自费买了一百本送给大家。
曾经，我是一只铆足了劲渴望飞翔的燕子，也曾穿过茫茫人海，也曾淋湿翅膀，也曾跌落在地，却从没忘记坚持和努力。
现在，我有了我的小女孩，我爱她，胜过我自己。
在所有的十字路口，我闭上眼睛都会选择朝着她走去。
那天，女儿从凳子上跳下来，磕到桌子上，牙齿把下巴凿了个洞，我心疼不已。也就在那一天，我递交了辞职信。
母亲说：“你想陪在女儿身边，你就去吧。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就是以后离你远了，我会很不习惯。”
我知道我要奔赴的，却忽略了将要远离的。
我从工作生活了十年的河源抽离出来，仓皇而逃。女儿成了我逃避的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也在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我那么爱这座城市，却待不下去?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这份工作，却留不下来?
离开之前，我悄悄地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办公桌上绿萝的叶子又长了几片，蓝色妖姬放了几个月，很快就要扔了。同事们还没有下班，依旧有说有笑。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不知道明天雨会不会停，天空会不会放晴。
时间的巨轮轰隆隆地碾过青春，碾过过往。偶尔，我也会路过红星路101号，路过皇庭大酒店，路过红姨早餐店，路过光明书店，路过茶山公园……想起那年荷风微摆时，一个白衣飘飘的女孩躲在破败的出租屋内亲笔写下未来。
十年，如昨天，亦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