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和别人争论时，产生的是雄辩，在和自己争论时，产生的是诗。我们和雄辩家不同，他们一想起已经争取到或可能争取的群众，说话的语气中就充满信心。我们却是在疑惑不定之中吟唱。而且，即使面对最高境界的美，由于我们知道自己处于孤寂中，因此我们的韵律就会震震颤颤。我还认为，没有哪一个出色诗人——不管他的生活如何纷扰不安——曾经把享乐作为他的生活目标。我年轻时的两个挚友约翰逊和道生都是生活放荡的人，一个是酒鬼，另一个既好酒又好色，然而他们却具有那种充分理解生活，从梦中惊醒过来的人的严肃态度。他们俩人，一个人在生活上、艺术上，另一个在艺术上、同时也较少地在生活上，都经常对宗教怀有强烈的向往。在我所读过的、听到过的、遇见过的诗人中，从来没有一个是多情善感的人。另一个自我，即反自我，或者有谁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正相对立的自我，只有那些不再受蒙蔽的人，那些以激情为现实的人才能感受。感伤主义者是些讲求实际的人，他们相信金钱、地位、婚礼时的钟声，他们的幸福观就是不管工作还是游玩，都要忙到把一切全抛在脑后，只记得眼下的目标。他们在注满忘河之水的杯盏里找到自己的欢乐，至于醒悟、想象、揭示现实等等，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词——忘形情境。一个老艺术家写信告诉我，他在纽约的码头上闲逛时，看见一个女人在给病孩喂奶，于是从她身上得到了一个故事。她还对他谈起了其余几个已经死了的孩子，那是一个很长的悲惨故事。“我想给她画一张画，”他写道，“如果我不去经受这一切痛苦，我就不可能相信自己感受到忘形情境。”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因为信仰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是人能贡献给上帝的唯一礼物，所以在贡献时必须是诚心诚意的。我们也不能靠掩藏起丑恶来为世人制造一种虚假的美;只有经受过一切想象得到的苦痛的人，才能创造至高无上的完美，因为只有当我们看到和预见到我们所恐惧的东西，我们才会得到那令人目眩的、无法预见的、行动迅捷的漫游者的奖赏。假如他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和他就毫无缘分可言，然而他与我们存在的关系却像是火与水，像是寂静与喧闹一般。在一切不是不可能的事物中，他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因为那些只需轻而易举就可到手之物永远不会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正如谚语所说：“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我明白我一无所有时，当我明白塔楼鸣钟人以一瞬即逝的钟声作为灵魂的婚礼之歌时，我将看到黑暗变为光明，虚空变为丰实。
心情动荡不安的人常常是最快地感受到转虚为实这一点，而且有那么一阵子心情会更为烦扰。当生活把她的幻术一个个收起时，那些欺瞒我们为时最长的很可能就是美酒和肉欲的亲吻。我们的商会和下议院里并没有人体那样的神圣美的结构，他们的狂乱也没有因太阳的照晒而成熟。而诗人呢?也不是站在神圣的庙堂里，而是生活在包围庙堂大门的旋风之中，因此也有可能受到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