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然而忘掉历史，你会双目失明。
——[俄]亚历山大·索尔尼仁琴
1
命运，年轮编织的神龛。
生命，被年轮附着和包裹的磁场。
不断创造和改变着世界容貌与格局的磁场，不止是一具鲜活的肉体，还有细腻、充满幻想而且复杂多变的灵魂参与其中。人不过是这颗古老星球皮肤上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大千世界，人其实非常渺小、卑微。仿佛渺小、卑微，就是每个个体在世间的另一个妈妈。
2011年6月，我的大学生涯宣告结束。不想说“终于”，不想说“彻底”，骨子里毕竟还有些恋恋不舍，还有些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里面的主人公富贵早年的放浪形骸，犯不着为生计发愁，更谈不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成都平原无比燥热的夏日，同学们或兴高采烈，或泪流满面，纷纷收拾好行囊，离开待了整整四年的校园，而我，因为无处可去，暂时住在三台一位学弟的宿舍，内心深处似乎还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击往往都是突如其来的，比如2010年秋天父亲的去世。毕业不是，从到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知道四年后的今天会毕业，学校会给我们发毕业证，让我们卷铺盖立马滚蛋。
每天，我竭尽全力让自己继续保持着从前的生活习惯和无所事事，仿佛这才是正确的人生选择。我除了睡觉吃饭去超市买烟和饮料，就是上网，信心满满地将自己写的一些诗歌不断地塞进一些刊物的投稿邮箱，希望它们能够发表，挣些稿费。更梦想某天一夜暴富，去过凯鲁亚克、海明威或者杰克·伦敦那种“带着最初的激情，带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的浪荡不羁的“在路上”的生活。
大学毕业之前，我从未正儿八经地想过明天，也没有想过未来何去何从。我认为自己活得很好，在生命中的某些阶段，也许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包括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包括那些一到夜晚就开始擦脂抹粉的漂亮姑娘。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恐怖的，比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那头从足部开始吞食自己名叫卡托布勒帕斯的动物还有恐怖，毕业的来临，掐灭了我精神上最后一丝松懈和跨入社会的恐惧。
卡托布勒帕斯是卡托布勒帕斯，我是我，独一无二的个体。我已经长大成人，自食其力，是理所当然的事。而透明的空气让我明白，在充满喧嚣的尘世，除了吃饭喝水，人完全不需要张嘴，人完全可以沉默地活着，直到年轮停止生长。那段时间，我像一块会移动的石头，几乎没人跟我说话，似乎每个人都在忙碌，疲惫的脸上写着大颗大颗的汗水，以及一种有所事事的满足感——我至今骨子里还有些自命不凡，就是因为，我连这个都看得出来;我几乎没跟别人说话，一张嘴，除了咀嚼食物、喝水、抽烟，更多的时候形同虚设。
秋天，成都体育学院开学之前，学弟们陆陆续续开始返校，本来奢望继续拖延一段时间的我不得不离开校园，重觅寄身之所。我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这就像青年小说家石一枫在他的《地球之眼》里提到的“校漂人群”，死活都想赖在这里似的。算是合租吧。只有巴掌大的一个单间。房子里，还住着一对小情侣，一个中年男子。房租每月六百，显然这不是个小数目，为了让自己在灯红酒绿的省城继续混下去，我不得不跟一个兄弟在赶集网和58同城卖二手自行车，各种牌子的山地车以及公路跑是我们经营得最好的车型。我们卖车的借口无非是，大学刚刚毕业，即将回老家工作。很多人信以为真。我的这位兄弟名叫黄鹏，也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内江人，跟我舅舅的儿子一个名字，他在罗马广场一家健身会所当健身教练。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很铁。促成我们友谊的，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他却说得一往情深，他告诉我之所以觉得我这个朋友可以交往，是因为，大二有次上田径课学习跨栏，因为身材臃肿，跨栏姿势别扭，老师和班上同学们都因为他笑得前俯后仰，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笑。
他记住了那个没有笑的人。
其实，换做任何人，我都不会笑的。我并不觉得这样就是在炫耀自己有多么慈悲和正义，我只是觉得，人，各有所长，我们今天嘲笑的人，明天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黄鹏说起曾经的大学同学都是满脸不屑、咬牙切齿的样子，我想，也是这个缘故。
卖一辆自行车，利润差不多就是一百块钱。为了卖自行车，我花了一千块钱在商场里买了个普通的BenQ明基数码相机。在自行车贩子那里，买车不叫买车，叫“打车”。那段时间，我们跟九眼桥的二手车贩子打得火热，打了车，然后拍照挂在网上。每天生意好的时候可以卖五六辆自行车，生意不好的时候，差不多也可以卖二三辆。这在我们看来，确实比上班强多了，我们野心勃勃，希望把事业做大，黄鹏甚至连他的健身教练也不想干了。
卖自行车是个灰色行当，虽然，从来没有问过这些自行车的来历，但我相信，这些车绝不仅仅是旧车翻新然后再处理给我们这么简单。真正让我们良心不安并且洗手不干的是我们自己，或者说是那些职业小偷。一天，我们从九眼桥打的车被偷了，一辆捷安特山地车。几百块钱在眼皮子底下打了水漂，我发现后，气得肺都炸了，以为小偷把我们买回来的自行车偷走又卖到了九眼桥。我气冲冲回到租房，提着沉甸甸的铁制双节棍——别的寝室的兄弟送给我的“防暴武器”——平时关系要好的在外面受了欺负和委屈，都是给我打电话，叫人。两人一道去九眼桥晃了几圈，四处打听，心想要是碰到了绝不手下留情。这很荒诞和莫名其妙，但确确实实是我走过的路。
如同我和黄鹏之间友谊的诞生一样，卖自行车的人自行车被偷这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却有着某种石破天惊的力量，一下子就浇灭了我们生机勃勃的野心，激活了我们枯萎的良知，让我们意识到卖自行车并非长远之计。那个夜晚，坐在一环路路边的水泥台阶上，望着车水龙马的一环路灯火如昼仿佛一条永恒灿烂的河流，我们说着说着就决定洗手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彻底不干了。黄鹏继续去他的健身会所安心当他的健身教练，我则继续我的无所事事。那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日子，我反复告诉自己，苦难早晚灰飞烟灭，就像身体总会翻过黑夜。
山不转水转，终于，在一位作家朋友的牵线搭桥下，我退了尚未到期的房子，结束了我的“校漂生涯”，回到老家绵阳，在北川一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找到了饭碗。“老家”这个词，有时想起来很奇怪，在绵阳之外，绵阳就是我的老家;在绵阳市内，潜意识里会觉得只有断裂带才算得上是我的老家。老家好像长腿似的，一直在逃离。
2
2012年，我已在北川工作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撕心裂肺的汶川地震过去四个年头，整整四岁，有四个年轮了。在北川，灾难的四个年轮的脚后跟上，地震的阴影犹在，各种后遗症也在显山露水，不断膨胀，向我——生活生存经验极为匮乏的断裂带之子——展示、讲述，让我目睹耳闻过太多的生死与疼痛，让我慢慢变得成熟了。
这一年，我肉身的土壤上面业已长出二十五道年轮。我的二十五道年轮，是二十五个春夏秋冬浸泡出来的，有日常生活的深沟浅壑的哺育，也有断裂带山山水水的滋养。我的年轮跟平原、河谷、丘陵以及山区地带那些为岁月而生长的树类似，长得不快不慢，挤牙膏似的，一年只长一圈。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别走得太快，等一等灵魂。我的年轮还是长得太快了。快得有些突兀，就像有人在它生长的道路上专门为它铺了一条高速路。西蒙娜·波伏娃说：成人是什么，一个被年龄吹胀的孩子。是的，我希望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被年龄吹胀的孩子。毫无疑问，我肉身的土壤上面的年轮还会继续生长出更多的年轮。至于，已有的年轮，我想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感觉自己好像只是到这儿到现在来旅游观光，而那个真正无忧无虑的我，仿佛还活在从前的某个角落——同样虚无缥缈的背景之下，距离现在的自己，就像银河系以外的世界，或者就像恐龙遍布星球的史前原始世界那么遥远。那么遥远。
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
过去，却可以抵达现在和未来。
年轮，我心中的针，显然，我没办法逃避它们的来临，也没办法阻止它们生长。我曾多次在断裂带看到过各种树的年轮：松树的、青杠树的、苹果树的、春芽树的、梅子树的、李子树的、珙桐树的、柏树的、紫荆树的、白桦树的。但我从未亲眼目睹过自己的年轮。我只能想象它们，一些经历的碎片与一些过程的混合物，在皮肤下面的血管里循环往复。也许，它们，就像我充满倦怠的呼吸，秘密活在空气的肺中。我结结实实的二十五道年轮，所供奉缠绕和绑架的躯壳，完全没有值得我去纪念、骄傲和忘乎所以的东西。完全没有。我的布料裤兜，我的黑色钱包，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空空荡荡，双手却经常强盗似的闯进去，跟里面压抑的空气一起分享彼此的寂寞。有时候路过一片草地，我真想随手扯些青草，塞进去喂饱它们的肚子。浑身上下，除了一堆血肉和骨头，以及一眼就能得出结论——不过是些地摊货——的衣装，我所拥有的，不过是一无所有。更大的威胁来自脚下的路，它让自以为是、满腔热血的我深感不安，整个人似乎都要在内心的愧疚当中沉没了。
我的年轮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它是世俗的，也是具体的。
“都成老小伙子了，还没个正儿八经的工作，还不结婚生娃?!”每次回断裂带，独自在家操持家务的母亲，总会如此夸张地揶揄我，她满脸不屑，好像我压根就不是她亲生的，好像我很愿意这样很享受这种状态似的。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见面的方式，简单直接，一针见血。
母亲身上还有种惊人的能力——火眼金睛，她似乎总能从我的面色苍白，从我的落寞神情，洞悉到点什么，就像外婆家的那只大黑猫，总能捉到老鼠。她的担心，跟这个季节的草，跟断裂带河里的水，一样幽深。母亲所谓的正儿八经的工作，就是当公务员。在断裂带，公务员无疑是乡亲父老们眼中最好的出路。公务员的饭碗是铁饭碗。母亲希望我能端上铁饭碗。我没有时间。很多时候，我是一块随波逐流的泡沫。
我在绵阳新北川县城给旅游公司打杂跑腿，虽然饭碗不是铁的，但我已经非常满足。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第一次从财务手上领到一份工资的心情和颤抖。二千六百块钱，拿在手上，沉甸甸的。身体轻飘飘的，像山里的云和雾霭。
然而，好景也不长。初夏的一天，我大学毕业以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好像1912年泰坦尼克号处女航时的遭遇，没能够在生活的海面上挣脱无情的命运，说没就没了。公司垮了。我失去了我的工作，它也失去了我，眨眼间，它已经成为路过的风景。失去是我们彼此唯一的联系。失去的滋味，即便万语千言，也难以描绘，就像，明知考试时交了白卷，当拿到成绩单，可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得了零分的那种感觉。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就像巍峨的珠穆朗玛峰，或者就像亲爱的巴勃罗·聂努达先生写到的马楚·比楚高峰，活活压住我的肩膀，压疼了我的呼吸。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没有结束，就不会有开始。”
好就好在，我的念头里并没有长出诸如“遗憾”，或者“感伤”之类的尾巴，虽说，这份工作的地位非比寻常，堪称是我所有工作的妈妈。我并不是真的喜欢工作。
“就当是投错了胎吧!”
望着镜子里我正在疯长的黑色胡须，我如此幼稚地安慰自己。
苦难早晚灰飞烟灭，就像身体总会翻过黑夜。
我跟女友决定退掉租房，离开新北川县城，到绵阳城里“另谋生路”。公司拖欠了我和女友差不多两万块钱工资，看样子是没指望了。离开新北川县城那天，应该是在上午。我的心就像震后选址兴建的新北川县城，就像我的布料裤兜我的黑色钱包，空空荡荡。巴拿恰商业街人影稀疏，花坛里的草木却生机勃勃，让我想起多丽丝·莱辛在她的《野草在歌唱》中描述的非洲场景。脚踩着草尖小小的露珠儿和川西北平原料峭的寒风，创造并主宰苍茫大地的遥远恒星，或者说长着一张大圆脸的金色朝阳，像是丝绸般光滑的岁月一个寻常夜晚终老后留给人间的礼物。孤家寡人的它，就仿佛一颗迷惘而又透着几许慈悲的眼珠，趴在一块没有无忧无虑的牧人，没有锈迹斑斑的栅栏，没有像断裂带的老家那样永远呈现着召唤姿态的青瓦房，也没有牲畜的死气沉沉的牧场的皮肤上。牧场那辽阔的皮肤，像祖母脑袋上面的头发的颜色，要黑不黑，要白不白，是灰色的。
我们找了一辆面包车帮我们搬运虽然不多但却沉甸甸的行李，包括我们自己。
还记得，开着半新旧面包车的司机，颇为健谈，让我忽然想起舅舅——我外婆唯一的儿子。面包车总是让我想起我的舅舅。外婆有五个儿女，就养了舅舅这么一个儿子，外婆当然希望生下的每个孩子都是儿子，结局有些勉强和不遂人愿。舅舅先后买过好几辆面包车，每辆车遇到舅舅都堪称是灾难的开始，面包车折旧的速度，仿佛吃了兴奋剂似的。面包车总是让我想起我的舅舅。
一路寒暄。
就要到了，就要到了!
小我五岁的女友为我指引着。脸上闪烁着某种喜悦，那一刻，我觉得她很美，像自由女神。透过车窗，远远望见一座哥特建筑风格的古老教堂耸立在成片的楼宇中间，有些庄严，有些肃穆，有些另类，仿佛它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四周，高高的砖墙帮助它与它们划清了界限。“露德圣母堂”五个大字似乎在向我主动介绍着自己的姓名。女友告诉我，新租的房子位于绵阳市三里村三舍。具体位置，在露德圣母堂背后顺数第二栋廉租房。
成都毕竟是省城，一个小单间就要花六百大洋。在绵阳，我们租的这一套房子，每月加上水电费也才五百左右，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一番比较，我感到自己就仿佛捡了什么大便宜似的，开心，满足。就这样，我跟女友在绵阳市三里村三舍住了下来，在露德圣母堂背后顺数第二栋廉租房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挨边五年。
3
无形之中，我已将露德圣母堂这一带，或者说，这块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土地，视为我精神上的伊甸园。它的外在并不繁华，但也足够喧嚣和热闹了，麻将馆，游戏厅，网吧，超市，烧烤店，菜市场，理发店，面馆，包子铺，卤菜店，水果店，茶楼，美容店，五金店，裁缝店……海岸线上的浪花一样密密麻麻、随遇而安地拥挤在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两旁，呈现着东方的无序、凌乱与自足。
置身其中的露德圣母堂，则越发显现出它的与众不同。
刚到绵阳三里村三社那段时间，我总是如其所是，将露德圣母堂称作“露德圣母堂”。后来，我才慢慢知道，绵阳的本地人和外地人压根不会把露德圣母堂称作“露德圣母堂”，而是唤作“天主教堂”;同样的，刚到绵阳那段时间，但凡别人问我住绵阳哪里，我都会如实相告——三里村三舍。后来，我就不这样说了，也不说自己住在“露德圣母堂”背后顺数第二栋廉租房，而是说自己住在“天主教堂”。
这是“地方思维”，还是入乡随俗?我不敢肯定自己今后能否找到铁饭碗。但是，我敢肯定，在绵阳，知道天主教堂的人，绝对比知道露德圣母堂的人要多得多。不管怎么说，现在，好就好在，我总算是跟露德圣母堂扯上一点点关系了。这是缘分?造化?仅仅是偶然?或者，别的什么?
每次从外面穿过锈迹斑斑的铁门，经过它高高的用红砖砌成的围墙，看见露德圣母堂尖顶上庄严肃穆的十字架，以及比起周围的建筑显得格外独特的造型——在某些人眼中它一定有些不伦不类、多余或者好笑——我没有过这种感觉——它带给我的是神秘，是信仰、慈悲还有寄托之类的精神上的淡淡的放松跟愉悦——我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莫言和他小说里写到的高密东北乡，史铁生和他散文里写到的地坛，于坚和他诗歌里写到的尚义街六号。我对宗教没什么兴趣，也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露德圣母堂之于我，恰似君子之交——淡如水。门口铁制的大门随时开着，我从未刻意要求自己哪一天走进去瞧瞧，这个大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
我的脑袋也是一个葫芦。估计断裂带的母亲经常在想我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我没办法告诉她，这是我的秘密。来绵阳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母亲才知道我北川的饭碗没了。我不想她再为我的事情操心，而且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刚刚开始的一切无比艰难，为了不至于穷困潦倒，女友很快在一家农业公司找到了工作，而我，因为没有合适的职业，不得不老老实实待在租屋，至少，可以少花些钱。当然不能再这么无所事事地荒废下去，写作，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作家，成了我唯一的退路，我开始沉下心来认真读书写作，希望今后能以稿费维持生计，书读累了写作累了，通常是傍晚时分，女友下班之前，我就独自到露德圣母堂对面僻静的西山公园转转。
每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打细算，钱包捂得紧紧的女友会给我留十块钱，作为我每天必要的生活开支。剩下的时光租房里就只剩下我，各种书籍，还有一个个空白而又饥饿的word文档——我制定了周密的写作计划——希望通过大量的练习与摸索，写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作品，就像与租房仅仅隔了一栋廉租房鹤立鸡群的露德圣母堂。
人都是逼出来的，在绵阳的一段时间，以前大男子主义思想盛行，宁愿干苦活累活脏活，却打死也不愿意做饭的我，竟然学会了做饭，炒菜，洗衣服，自己照顾自己了。这样一来，家里又似乎多了一个女人，就是我。
即便经济上如此步步为营，没钱的日子还是时不时地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也只好厚着脸皮跟关系要好的兄弟和同学借钱，五百块，一千块，不敢再多了，怕还不上。有什么办法呢?好就好在，虽然偶尔翻脸、争执，女友却从未怀疑过我的碌碌无为，她自始至终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信心。
天道酬勤，日子不会总是这么灰暗下去，慢慢地，我的作品开始在国内一些文学刊物陆陆续续得以发表，稿费也越来越多。当然，纯粹依靠稿费还不行，为了多挣些钱维持生计，我除了写自己的东西以外，还在一些网站上寻找各种征文启事写征文。一般情况都是筛选奖金比较高的。几年下来，我似乎已经成了某些人眼中的“获奖专业户”——虽然我极其厌恶这个名词，我的抽屉里已经摆满了一百多个获奖证书，它们在我看来毫无用处，我感谢的是那些如同甘霖如同雪中炭的奖金，让走投无路的我有了一线生机。
2014年2月，我跟女友全款买了一辆白色轿车;2016年上半年，我跟女友在绵阳园艺山以首付的形式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似乎，一切都有了着落。提到这些，我并没有苦尽甘来或是功成名就之类的自豪感，这实在没什么可嘚瑟的。就算没有它们，我一样会感到满足，毕竟，这些年的写作与阅读生涯已经让我挣脱了之前的焦虑、失落和迷惘，让我真正的成熟了，某种程度而言，也是让我成为了自己。
与2011年卖二手自行车情形类似，随着生活渐渐好转，我再也用不着想方设法或低三下四到处借钱——仿佛是在出卖自己的尊严和灵魂。在我眼里，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比金钱重要，日常开销够花就行，我没太大的物质欲望和野心——或许，这也是文学和写作的魅力跟陶冶。
因此，出于尊重自己写下的汉字，也渴望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的我决定不再为了挣钱去写征文，而是心无旁骛写自己想写的作品。当然，挣钱绝对不是庸俗，不愿意挣钱也绝对不是清高。我只是更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点，而已。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其小说《燃烧的心》题记中如此深情写道：“高山燃烧了大家都会知道，心在燃烧谁又会知道呢?”
我的心也在燃烧，在为梦想而燃烧。
4
来绵阳的这些年，在露德圣母堂背后顺数第二栋廉租房的这些年，我外在的锋芒就像是失去了翅膀的鸟儿再也不能飞翔，我习惯了沉默寡言，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隐藏在文字里，而不是把它们涂在空气的皮肤上，最后彻底变成空气。
改变总是无形的，改变的力量总是无形的，精确而忠实的镜子不会告诉我这些秘密，偶尔，不是经常，我自己却能意识到，比起从前，如今的我确实变了许多。
我骨子里的傲慢与狂野，就像老年人身上的皮肤，慢慢松弛;我的心也越来越柔软，像母亲托人从新疆寄回来的棉絮，有时候，我都难以分辨，我的一些落在具体事件上的行为或者表现，到底是软弱，还是一种大智若愚?
2015年的一天，我正在租房里全神贯注改一篇小说。忽然听到楼下一阵谩骂如同雨点，从楼下升上楼顶，升上天空。谩骂夺走了我的注意力，还在感叹，楼下终日麻将声不绝于耳，这样突然换了个频道，还真有些不适应。结果没多久，屋外就传来了一阵粗暴的敲门声，那种力度，估计是恨不得把门敲碎。
我迅速起身，离开电脑，开了门。一个愤怒的中年男人指着我的鼻子，劈头盖脸地问道：“刚才是不是你把水从楼上泼下来的?泼了老子一身!”因为个子不是太高，这个中年男人始终扬着脸，一副要置人于死地的架势。说完，他又有意指了指自己，蓝色衬衣已经湿透了。
一瞬间，记忆像是被什么激活了似的，我望着面前怒发冲冠的中年男人，就像看到多年前的自己，野蛮而肤浅。
“没有。”我告诉他，我没有到楼上去过，更不会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中年男人显然不相信我的话，显然看我对他说话毕恭毕敬，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他居然用力推开我，大摇大摆地闯进门。好像他进的不是别人的屋，而是自己的家。
我觉得这人真有些莫名其妙。我之前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人。
中年男人先去了卧室，看了一阵，又转身走进厨房，然后又推开卫生间的门，看了一阵，然后背着手，目露凶光，阴险地看着我，问：“小伙子，你说，到底是不是你?”
还记得，这个中年男人一边进屋搜查证据一边叫嚣，“今天要是被老子逮到了，一定把他弄死!”愤怒已经冲昏了他的头。
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我已经失去了解释的耐心，我也不是好惹的，我提高嗓门说道：“说了不是我就不是我，请你出去!”
中年男人却对我的话置之不理，继续在屋里东张西望。我的拳头已经生气了，嘎嘎作响，不过，我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保持理智，不惹是生非。过了半分钟，估计确实没有找到什么把柄，中年男人这才背着手骂骂咧咧走了出去，又去敲隔壁的门了。我迅速将门关上。
当我回到电脑桌前，我就有些后悔了，这种人，该狠狠教训一顿才是。
可是，我终究没有动手。要是我还是以前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我，可不会这么善罢甘休!
印象中，还有一回也差些发生斗殴事件。2016年，我跟女友一道开车去城里购物，车刚开出露德圣母堂不远，因为超了一辆轿车的缘故，引得人家车上四五个男人一起冲我们破口大骂，女友也不示弱，一一回敬。这下子就像是捅了马蜂窝，要不是车正在行驶过程当中，那辆车上的几个人估计早就冲过来了。其中一个人还挑衅地说，有种把车停路边上去。我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飞快摇上车窗，示意女友继续开车，不管了。正如赫塔·米勒所言：“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就没有存在过。”不知为什么，那个当口，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旋转。
后来，事情虽然过去了，女友当时的一句话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她问我：“你还算是男人吗?”
“你还算是男人吗?”我问自己。按当时的情形，我们的实力明显薄弱一些，不过，毕竟离露德圣母堂不远，我亲家在这一带也算混得开的人物，只需打个电话，这几个人估计都得去一趟医院。我估计女友也是这么想的，才敢大着胆子跟人家闹得不可开交。不过，真的打起来有什么意思呢?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有什么意思呢?人不受罪，钱受罪。我的态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算了好。
“你还算是男人吗?”
我只能在内心轻叹——我肉身的土壤上面都二十九道年轮了，世界，你还是这么热衷于争强好胜，还是这么喜欢好勇斗狠!巴勃罗·聂努达先生写在《鳏夫的探戈》的那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
如果一件事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生活得愉快，我们何必让它发生?只要是人，谁不会遇到点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事实上，迄今为止，这些略微不快的记忆，始终都没有被时间冲走，它们坐在我的灵魂深处，有短暂的耻辱和委屈，也有着正确的光芒，更多的，是平和与冷静，是一如既往的对卑微和渺小的认同——
尤其是我自己。
5
2016年7月27日，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园艺山上买的房子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我得出门去看看。楼下稀里哗啦到深夜的麻将馆的卷帘门死死关着。露德圣母堂围墙里面探出的树木生机勃勃，暖风吹得树枝嘎嘎作响，尖顶上的十字架闪闪发光。
正是这天早上，露德圣母堂附近所有人们平淡无奇的生活，注定要因为一个衣着普通的女人，一个明显愤世嫉俗的女人，掀起一块不大不小的波浪。
我也碰巧遇了个正着。
路过现场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被警察控制，面无表情地蹲在地上，双手背在背后，戴着一副亮闪闪的手铐。她老老实实蹲在那里，像块石头，一动不动。
真相如同摁进水底的游泳圈，迅速浮出水面：她做了一件让众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拿着一把菜刀，将停在小区停车场的几十辆轿车的挡风玻璃砸了。每辆车的挡风玻璃上都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窟窿。
一个头戴安全帽的民工大叔正冲着人群，激动而难掩兴奋地讲述着当时的情形，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当他看到这个女人开始拿着菜刀大搞破坏，就立马冲上前去阻止，不过，效果似乎正好相反，他拦在哪辆车的前面，那辆车反而会多挨上一两刀。也就是说，一辆车的挡风玻璃本来只有一只眼睛，他这样一拦，反而帮了倒忙。
“我拦都拦不住啊!”民工大叔委屈地说。
围观群众议论纷纷。
有人说她是疯子。
有人说她是神经病。
有人说她是正常的普通女人。
我想，还好，幸亏她是个女人，不然的话，那些牛高马大的车主可能真的不会放过她，她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地蹲在那里了。
好就好在，这个女人没拿菜刀砍人。
我最不能忘怀的还是这个女人的一番话，或者说质疑：“我才挣五十块钱一天，这些人凭什么有车开?”
我为自己看热闹的心思缠上裹尸布。没有兴趣再在人群中待下去，于是，默默退出人群。步行至露德圣母堂门口的人行横道，等机械的绿灯睁开眼睛，然后踩着画在黑色沥青上面的白线穿过马路。再往上走，是西山公园，是园艺山。我转身看了看那些高高竖在顶上的十字架，然后，头也不回地朝园艺山，朝我的新家走去。
再过上几个月，我就会离开这里，住进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想起来觉得挺好的。
山上的植被比山下茂密得多，视野也开阔，空气好，有风，一路都是树枝嘎嘎作响的声音。
只好慢慢走着。
世界真大。
我不想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