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名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终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装入我的脑海之后，蒲松龄的闪光名字和他的书斋名就铭记入了我的脑海。自然而然地，我就在思考：蒲松龄书房叫“聊斋”，刘禹锡的书房叫“陋室”，纪晓岚的书房叫“阅微草堂”……我虽各个方面都无法和他们相比，但我的书房也该取个好点的名字吧。
童年时的“书房”，是救星，更是恩人。
我童年的书房，不是通常所指的私人存放书籍、进行文化活动的房间，而是一间特别的书房——学校。
请允许我说远一点。我出生在资兴市回龙山瑶族乡，“瑶族”两个字说明我的出生地有多么的偏僻!任何时候，生存才是第一位的。60多年前，那里的小孩要十岁左右才入校启蒙，家长不仅每天要开集体工挣工分，还不能迟到。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每天接送子女上学，路途又远，不到这个年龄上学，父母怎么放心?而我当时不满七岁。
为什么我反常到不满七岁就入学呢?
不是偏僻山区的人是无法体会偏僻山野那种孤独荒凉气氛的——几乎除了晚上和白天三餐能看到父母的身影外，只能听到鸟叫鸡鸣声!1964年的一个晚上，我听到了父母亲的谈话，得知哥哥要入学了!有兄弟一起在家里玩耍，还不要紧，我一个人在家里看家，多可怕!多恐bu!就这样，我开始想办法逃离这个恐bu世界。那天戴老师在我们家吃早饭。饭后父亲刚把我哥的学费——三元元捌角钱从钱包里拿出来，我一个箭步上去抢到了手上，然后放到老师手上，说：“老师：这是我的学费。”就这样，我得以逃离了孤独、恐bu的苦海。可以说，学校是我人生中的大救星。
青少年时期的“书房”，难忘你的特别和里面的“法宝”。
我青少年时期的“书房”，也很特别——
首先，青少年时的“书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前期，尽管相当多的人不愿送子女上学，即使想上学也不一定上得了。往往相邻一大片(有的是不同的县和公社)才联办一所高小。后来经济发展了，全国来了一场文化普及运动——“公办小学下队来”：生产队、大队办小学，公社办初中、高中。我恰好赶上了社会经济发展这趟时代列车。
其次，青少年时的“书房”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公平。毫无疑问，“公办小学下队来”从制度上根除升学中的腐败。保障了平民百姓都有学可上的社会公平。
第三，19177年恢复了“高考”，允许所有有资格参加“高考”广大青少年走进考场，从制度上粉碎了某些基层干部不当利用手中“推荐”权的美梦，从制度上保障了广大青少年享受高等教育的公平。
难忘书房里那件改变我人生命运的“法宝”。公平的教育制度虽然保证了我走进了高考考场，但能否在考场胜出，还得靠自己的高考分数。偏僻地区和教育发达地区的初、高中文凭，表面文字虽然一样，但那批文凭持有人脑袋里的知识装有量可不一定是一样的。还有，我的青少年时期，是我国一个特别的年代。我书房里的书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除了几本上学用过的教科书、连环画小人书以外，就是《毛主席语录》《水浒传》以及批林批孔等时事书刊。我一个偏僻山区的考生，所得到的教育，比发达地区差一大截，复习资料奇缺、城里老师不认识，得不到有效现实指导。如何在高考中胜出?我想，除了我在校刻苦学习之外，书房里那本《算术》就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法宝”。那本《算术》是我大哥1961年读郴州师范时所用的课本。它提高了我的思维能力，弥补了我的知识漏洞。
中年时期的书房，是使我产生前进动力的地方。
高考制度施行之后，我的书房由农村搬到了老县城。我在努力工作、阅读别人书本的同时，渐渐地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我的书房里，什么时候才会有刊我的名字的书刊?在老县城及其附近工作的三十多年里，这一想法成为激励我努力前进的动力。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理想还是空想，没有丝毫实现的迹象……20年过去了……灰心、失望、努力;再失望，我在书房写啊写啊——2002年9月，载有“尹长生”三个字样《中学语文教学》终于出现在我的书房!有了好的开头，我的劲头更足、更努力了。也许是因为刊物名气大(我国语文教学的三大名刊之一)的缘故吧，在随后的十多年里，刊有“尹长生”字样的《语文学习》《湖南教育》《咬文嚼字》等知名品牌杂志;《中国教师报》《语文学习报》《文萃报》《科教新报》《德育报》《郴州日报》等20余家知名报刊，一本本陆陆续续进了我的书房。
老年时期的书房，是我发挥余热、享受天伦的宝地。
2017年，我正常退休。我的书房由老县城搬到了省城长沙。除了仍在书房备课改作业，发挥余热外，还能听到女儿女婿的嬉笑和外孙的哭笑。还有我的三个没想到：
一没想到《人文湘南》编辑部李主编他们，每季都会把刚出版的新刊邮寄到长沙。
二没想到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教师，到省会还会受到青睐——能进入校外培训机构发挥余热。现在即使是市县城市，退休教师满大街都是，能够获得聘任不易，更何况省城?也许是因为那张头版刊有我个人照片的《语文学习报》，也许是因为在电脑、手机上输入“湖南资兴尹长生”，点“搜索”，就出现与我相关网页的缘故吧。
三没想到，2017年12月、2018年12月，刊有我名字的、两本厚厚的文集《不沉的乡愁》《激情岁月》放进了我的书房。
2019年的3月，一份刊有我在其中的集体照片的《长沙晚报》，也进入到了我的书房!
现在，我在为我书房的命名而发愁：
我的书房由有偏僻偏远得不能够再偏僻偏远的小山沟搬到了省城，除了我个人的努力之外，更见证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个连童年都担惊受怕、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乡野平民，中年时能把自己的名字刊上国家的权威书刊;老年时不仅能远离那闭塞的乡野、乔迁到繁华的省城，还能过上衣食无忧、颐享天年的生活。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如果没有社会制度的公平，可能吗?我的书房就见证了我国社会制度进步。
我的书房怎样命名，才能体现上述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