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有些别致的书房 塘中水仙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女性主义小说家、批评家。在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说过：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要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 想想，除了觉得是真理外，还有那么点小温馨，令人有一种受到鼓舞后的自信。 而生命至此，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未嫁时属于自己的那间房——最初的书房，它兼具卧室的作用，也可统称为我的闺房。 原本我是和姐姐住在那房间里的，那种状态从我几岁开始的我没有一点印象，只是记得，从我小学三年级那次被数学老师冤枉不学了数学之后，比我年长六岁的姐姐，就用她的一张自己从未用过的借书证，从初中到高中，借遍她所在的学校图书室，把一本本厚厚的大部头，渐次放在那个房间的床上——因为姐姐要上晚自习，我们平时极少见面。 不去学校时，我会在那间房子里阅读;去学校时，会在数学课上毫无顾忌地阅读。不管懂与不懂，不认识的字，多数时候也不去查字典，就划拉过去，这样的阅读只能属于囫囵吞枣。 到现在所有那时看过的书，能够记得的内容几乎一片空白，也只是记得部分书名：《苦菜花》《红岩》《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暴风骤雨》《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三进山城》《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渔岛怒潮》《红旗谱》《红旗渠》《创业史》等等，以及外国的《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等。三五天一本书的速度，时常让姐姐觉得我是不看好那本书，才刚看了个开头就还给她了。 姐会说：没事，那里有的是书，我再给你去换。就去学校还了，再拿回一本新的来。 那几乎已没了印象的最初的“书房”，没有我们自家的一本存书。却只是留下了姐姐的歌声，留下了她教给我最初认识英语二十六个字母时，尤其是开始说些简单的英语单词时彼此的欢笑声，留下了更多彼此相处时点滴的温馨。 到我十六岁上高中时，姐姐在母亲和哥哥的安排下，嫁给同一镇子上比她大三岁的一个男人。在姐姐想考大学而不得，早早心不甘情不愿地出嫁后，那小小的房间留下了我为姐姐流下的不舍的泪水。 也就从那时开始，我在思考：人为什么要长大?一个女孩子长大了为什么一定要去一个和自己并不认识、也丝毫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家?我将来一定不能像姐姐一样刚刚二十二岁就嫁人! 从此在那间独属于我一个人的房间，我在墙上贴了喜庆的电影画报，每天起床后，把床铺叠得板板正正。 不久，那间小小草房扩建成了崭新的平房，依旧坐东朝西，东西宽度依然是那些，南北却比原先长出许多来。从外面看墙体的下半截是细腻的水泥墙，中间有突出的水泥裙子。水泥裙子上面到房顶是粗砂和水泥搅拌在一起的混合物。墨绿色的门和窗。房间里抹着白粉墙，有一张淡绿的床，是姐姐出嫁时请来木匠给姐姐打嫁妆时一块打的。在上面休息，有一种安恬舒适的感觉。床的一头有大约四十公分高的床头，可以在上面搭我的一些随时穿的衣服。 高中毕业了，我亦渐渐长大，开始了更多的思考，思考而没有答案时，就把父母给我买衣服的钱和所有零花钱都买成书，包括路遥的《人生》、巴金的《家》三部曲、茅盾文集和鲁迅先生的杂文散文，以及《人生箴言录》《人生絮语》《你也能成才》等。当我的初中毕业或没毕业的伙伴们一个个开始嫁掉的时候，我在自己那间生活气息浓厚的闺房里，开始了一个人疯狂的阅读。 那时不仅购书是从镇子上唯一的新华书店，就是所有杂志，也都是从书店里购买，包括《中国青年》《青年一代》《黄金时代》，以及《家庭》《读者》《知音》《八小时之外》和《电影画报》等。这让我的思绪有了放飞远方的桥梁。 每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帮着家人做生意的白天结束后，掌灯时分，一个人便坐在床上看书，阅报，读杂志，写日记，听广播，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伴着攫取知识的贪婪，睁大本不大的探寻周围世界的双眼。忘记了已有最初的“万元户”上门提亲的烦恼，忘记了自己一个人的孤单——有书，便有了最好的伙伴;忘记了家长喋喋不休的教导，也斩断了对于物质金钱的所有yu望…… 这为我在二十一岁走进没有围墙的大学，做好了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准备。在还没有一个书橱的时候，大量的杂志与书本，垛满了那张单人床的另一头，以及枕头旁边所有空着的地方，还有我一本本的日记、读书笔记。 床前窄窄的地上，有父亲在我刚一读电大时就给我买的“小轮自行车”，也叫“二六”自行车，淡紫色的。前后车轮的辐条中间各有一个橘黄色的装饰，塑料的，像是冲锋枪的把手一样的形状和大小。 另有一个柜子，放我的衣服，放在床对面靠墙的地方。柜子上面也同样摞了许多书，每次从柜子里往外拿衣服的时候，那上面的书都要搬下搬上，我却丝毫没有感到麻烦，反倒是觉得内心非常踏实和富有，因而也更加自信。而在靠近床头的一侧是我的书桌，这张书桌至今还放在老家我曾经的闺房里，那是母亲的陪嫁，一件极其古老的有抽屉洞子、有雕花的两抽屉桌子，抽屉的拉手是铜质的拉环。母亲说这件嫁妆到她已是陪送了整整七代出嫁的女人。 就在这样的桌子上，很快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半现代的书架——那是哥哥不用了的，它像哥哥的盛画书的小木箱一样，同样来自城里的干姨家的二表哥。漆着暗红色的漆，下有两个小小的抽屉，中间是长方体的玻璃，最上一层就可以放我临时阅读的几本书了，当然也可以放我已经用完了的日记本。那小小书橱独一无二，至今依然精致着，却在老家那个已是人去楼空的老房里，放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书籍，孤独着，寂寞着，无声地述说着一段深深的历史记忆…… 在那样的房间里，我养尊处优，内心安逸。电大毕业后，我走上讲台，所有业余时间我依然窝在那间不大的房子里，读书报，看杂志，写日记，听广播，并开始往外写稿子，自然也有默默地为深爱的人流下的伤心和痛苦的泪水，将万千委屈和思念，悉数写进我的日记里，成为我今天八十万字青春日记的蓝本。 也是在那个房间里，因为一篇发在省电台“青年一代”节目中的文章，一个时期内，我收到了许多来自省内外城乡男女青年朋友的来信。每天我从学校办公室拿回至少几封信，晚饭后，铺开一张张信纸，逐一回复那些对我充满期待、也如我一样对理想前途婚姻爱情迷茫着的朋友们的来信。也因为这其中的信，最终让我以二十九岁半的村姑身份，终于有勇气走向外面的世界，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落在今天这个小城，永久而不舍地离开了我最早的书房…… 如今我的卧室，同时又是我的书房了，仿佛又回到待字闺中的时光里去了。不同的是比原来多了一个高低橱，除了还有少许的当初作为嫁妆带出来的一部分书，加上这几年在网站做编辑和微信圈认识的文友，收到的八本赠书，在这个手机电脑电子书等阅读极其方便的当下，我将它们整齐地码放在高低橱里——和三毛、张爱玲、萧红等等的书一起把这橱子装满，构成了我的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精神世界。 这个来自朋友搬家时赠送的八成新的高低橱旁边，有我从老家带过来的小组合橱嫁妆的其中一组，上面一半是书，一半是自己曾经订阅的杂志：《人民文学》《收获》《十月》《散文》《美文》《中国作家》《当代》等，最新的杂志是到去年夏天为止，因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征文，获得一个幸运奖赠送的为期一年的《人民文学》。这些杂志和刘年的诗集，整齐地摞放在床头枕边，随手可取。而床头的墙上，用我蹩脚的毛笔字写着几条座右铭： 其中一条来自无名氏：“人生大部分的痛苦，都是自己不肯离场的结果”，来时时惊醒傻傻的却又是重情的自己：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深陷其中，除了一份深爱的事业。所有过往的爱恨情仇，都会化解在一本本书里。 而另一条来自《荷马史诗》上的一句话，其实它不过是上一条座右铭进一步对自己的提醒，二者可相互印证：“莫辜负你的一片聪明美质，你需抖抖精神，留个芳名在青史!” 这就是我今天的现实里的书房了。梦中的书房则是像书店一样敞亮、像书店一样大气、也像书店一样多的书! 有形的看得见的书房在现实里，它会在岁月的流逝中有着不同的模样，甚至还可以流动。而无形的书房却是在心中恒久不变，远离纷扰尘世，那是灵魂的避难所与栖息地，是精神高地的辉煌殿堂，是心灵光明的来处与灵魂灯塔的建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