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将要被命名为“创作谈”的短文前，我翻出了刊有我小说的1994年第9期《山西文学》。那是我第一次在省级刊物发表作品，那一年我22岁。20年前的纸张依旧赏心悦目，20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还翻出来鲁顺民老师1997年写给我的两封退稿信。“晋中富贵之地，人杰地灵，不可小觑……”我的小说不应该，也没道理得到他的表扬，他只好以赞美晋中的方式鼓励我。
对好多写作者来说，可能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下去，价值和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即便努力一辈子，恐怕我们还是处于美其名曰为“文学基座”的某一个角落里。古往今来，已经有人创造了那么多优秀的文字，写一篇或少写一篇不成体统的文章真的是无关紧要。我们的努力难道就是为了那点可怜兮兮的名利吗?难道就是为了写作过程中接踵而来的惶惑和困惑，挫折和挫败，失落和失意吗?既如此，又有什么道理坚持下去?
这种追问导致的后果极有可能是与文学的疏离。在好长一段时间内，我也疏离过。我和一个朋友探讨这个貌似空洞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不能想，想来想去就不想去写作了。
他的这种说法更像是在逃避。年过四十，我忽然间就觉得它不是个问题了。我讥笑自己长期以来的功利与愚蠢。作为一名写作者，当处心积虑于写作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时，却忽略了写作本身对自我的影响和改变。文学可以陶冶人，涵养人，教育人，从小就在学习这个浅显的道理，但真正走近文学时却把它忽略了。
这该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有些简单的道理只有在经历时光的磨砺后才能够深切地体察到。回头想想，难道写作没有给自己带来某些影响和改变吗?和10年前比，和5年前比，现在每天所讲的空话、假话、客套话不是少了好多吗?内心不是安静了许多，平和了许多吗?因为惦记着读书和写作，不是没有时间和兴趣感受那种自以为是的空虚了吗?写作让心灵更真实，情感更丰富，让精神找到了某一种依附，即便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得到的回报已经不算少了。
好像又是大道理。那就谈一谈这两篇小说。从去年开始，我妄图对自己的写作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这种小结以前也搞过，只是没有这一次用心。我把自己写作中的毛病和缺陷尽可能找出来，放在一起那就是个垃圾堆。生活垃圾拉走就可以了，但清理这些垃圾的过程非常艰难。我不知道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当然不能一直等下去，采取的措施就是人家说的“边整边改”，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定位。比如，我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叫杨湾的村庄，一个叫喜镇的小镇，一个叫凤城的小城，希望能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地理，让笔下的人物找到恰当的归宿。同时也是鞭策自己，如果写得太差，就对不住自己，对不住给自己取名字的父母了。比如，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整体的艺术走向，希望能写出日常生活的真实、沉重，更重要的是荒诞。事实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庸常的荒诞，甚至在面对荒诞的时候觉得一点儿也不荒诞了，我不清楚自己能否在这个方面挖掘出些许生机和新意。我关注的当然还是那些普通人，那些在城乡间为生计奔波者的精神处境。他们是我的亲戚、乡邻、同学，我关注的其实还是自己。
《水果炸弹》是在陪儿子看《熊出没》时决定写的。让我恐慌的是，他在会写100个生字后信誓旦旦地放弃了当厨师的理想，决定长大后要当一名作家了。他还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老师和最要好的女同学。我把《熊出没》某一集的题目直接拿过来用。我曾经当过山区教师，现在见面机会最多的一个学生就在开公交。我坐着公交上下班，难免会遇到他，难免会和他聊几句。他鼓动我买车，好像即便投币他也不同意我坐他的公交车似的。我买上车后他就和我诉苦。他太累了，腰困，屁股疼，早出晚归，最怕的是三伏天，每天都在固定的线路上一成不变地绕圈子。我没办法解决他的困难，于是写了这篇小说。我将他变成一个希望有一点情趣和浪漫的女孩子，感觉没有把女孩子写活，没有写出这个年轻女孩内心的丰富、细腻，或者是任性和粗放。
与《水果炸弹》比，《丹妮的背影》写作时间要早许多。失眠的时候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念头，顺手就写出来了。它和我最近确立的所谓艺术走向离得更远一些，以前我也写过这种样子的小说。写作过程中我总是不够节制，甚至直接站出来交代某些情节，技巧什么的全都忽略了。这个毛病也属于那个垃圾堆，我正在努力清理。
我清楚自己现在还写不出好小说，但希望能搞清楚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自己更适合、更有可能写出什么样的小说。这个想法也许同样是荒诞的，包括给自己确定的所谓的艺术走向，过不了多久也许就否定了。也许，写作的过程就是这么回事，每一次出发都是在与过去告别。
但我相信自己会一直写下去，并且奢望于蜗牛般向前爬，缓慢而富有节奏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