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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磊

时间:2024-06-02    来源:馨文居    作者:侯 磊  阅读:

  一

  有一阵子,车淋了雨,轱辘转得不利落了,总有点歪,我又推来去找大点儿。

  我们那片胡同里有个修自行车的,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有时要拄拐,脸上还有一颗不小的痦子,街坊们觉得直接叫瘸子没有礼貌,就叫他“大点儿”,一来二去也忘了他真名。那时候老街坊之间,都相互叫外号儿。

  大点儿家所在的胡同是东西向,路北就是他家,比别的地方都瘪进去一块,形成了一块窝风之地,他在此架上几根竹竿搭起塑料棚子,布置了一个修车摊儿。后来他把临胡同一面的墙拆去不少,打通成了套间,在里间那个小塌塌儿(塌塌儿:隔断的单间,源自满语)蜗居,这外间正好修车,拢共没多大的地方。冬天挂上棉门帘子,夏天掀起塑料布,耷拉着竹帘子,倒像个简易的工棚,冻不着也热不着。具体营业时间看他心情,推车过去指不定开不开,没事的时候又见他在门口守株待兔。往南的一条胡同里有家古玩店,老板姓刘,八十多了,说是他爸爸传下来的,我在他那儿看过清版的《三国演义》。大点儿的修车摊儿比刘爷爷的古玩店开门的时间更没准点。可你真有急事去砸他家门,他没准也会起身来披上衣服,弯腰就给你修。

  二

  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自行车打气要二分钱,等同买一张《北京晚报》;90年代时打气两毛,相当于买一根红果冰棍;补内胎是两块,拿龙一口价十块;后来打气三毛时,补内胎已经到了五块,外胎二十块。忽然间有那么一阵子,打气不收钱了,好像那三毛钱不屑于要。而车轱辘的内胎、外胎叫白了,就叫内袋、外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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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来修车的人不少,我推车来到大点儿的摊位时,有个初中生正来给他花哨的新车打气。这熊孩子把大点儿给气着了,原来,学生问他打气多少钱时,那意思竟然是让大点儿亲自给他的车打气。大点儿火了,张嘴就要:“两块!”

  两块钱不少了。学生伸手从鼓鼓的真皮钱包里掏出两块钱来,干等着大点儿来动手。大点儿眼睛往边上一瞟,不由得小声念叨:“这都不自己动手,将来还能干点什么。年轻轻的小伙子,什么德行!”

  大点儿真递了葛,摊位上有张躺椅,他往躺椅上一靠,身边有很小的板凳,板凳上放个话匣子,再陪衬把紫砂茶壶。话匣子声原本很小,他伸手就给拧大了,把单田芳的评书送到耳朵里,抄起紫砂茶壶嘴对嘴先嘬上一口,冲着放工具的铁盘子上一努嘴,示意把钱放在那里,又冲着旁边的气筒子一努嘴,自己打吧。他的另一只手原本很闲,突然间不知从哪掏出俩核桃,开始揉。明眼人能看出,他并不经常盘核桃。

  学生往工具盘里满不在乎地掉下两块钱,见大点儿没动静,就自己伸手了。至于大点儿对他的态度,他要么没看出来,要么全不在意——再揉核桃,你也是个臭修车的。

  学生走后,大点儿对其他顾客都黑着张脸,有人在补内外胎,换车条时,他说:“你帮我扶着点。”那顾客正穿着衬衫西裤戴白手套,捯饬得呲儿啪的(形容穿着皮鞋打扮得闪光),如归国华侨的一身行头,不由得忍着摘了手套,蹭得满手油泥。

  不一会儿没人修车了,轮到了我。大点儿一看我的车,眼睛里闪了一下光:“永久13型,锰钢二八,1980年前后买的,得一百八九十块。”

  还真对,我爹跟我说过,是他当知青回来,拿他十年知青攒的津贴买的。那时候,我爹冬天穿着军大衣骑着车,人工羊剪绒的雷锋式棉帽子,到什刹海去滑冰,后来约我妈出去玩就骑着这辆车,过红绿灯时一高兴骑快了,转身把我妈就给丢了。

  “七几年的车,你家老爷子的吧?”

  “是啊,委托商店前的空场买的,我拿它换煤气罐。”

  我跟大点儿一下子近乎起来。他开始控诉刚才指着他打气的阔学生,他不由自主地愤怒:“那要是我儿子,真想给他松松皮子,拿拿龙。”

  估计那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拿龙”吧。

  大点儿双手扶着我的二八大杠把掂了掂,“后轴磨损,珠子也该换了,骑得够狠,天天带人,当初买的是二手的吧?二手也就便宜个一二十块,就我这儿修得好。”他动手把车给卸了,把挡拆下来,轴碗拧下来,磨损的车轴取出来,不时转身去找各种盒子、铁盘、瓶瓶罐罐里,找他攒了多年的螺钉螺母,垫片、车珠子、黄油,铁盘里还有一个老式自行车上手捏的喇叭,早已锈迹斑斑。他先换了车轴,再转转链条敲了敲,没卸链套,就把链条截下来一小骨节再接上,说这样防止掉链子。

  他说我车的后架子不是原装,太细,带煤气罐直晃悠。二话不说就给换上个熟铁电镀的原装架子,这才配得上二八大杠。架子白送不要钱,就当给他腾地方。我交钱时有些愧疚,就工时而言,他这单生意赔了。按他的工价,每月不过能在烈日或寒风中赚得两三千。

  “嘿,我挣钱的地方不在这儿。这就当玩儿。”

  大点儿潇洒地把扳子往工具盘里一放,发出轻微的咔的一声,不像很多修车人似的哐地一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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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大点儿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是附近唯一一位手上不算脏的修车人,其他修车人的指甲里都存着厚厚的黑泥,吃烧饼都带机油味儿。他上过高中,因残疾没有分配出去,就职业干了修车。干修车是因为他父亲是修钟表的,手上多少有点仙气儿。有个初中同学十五六岁,满北京犄角旮旯地转,攒了辆自行车,大点儿动手给做了个商标。再有是中学劳技课教过修车,没教过别的。他把住房和修车摊儿搞成了里外间,里间有十二寸的电视和一个窗式小空调,还有些书本,墙上挂满了几件几笔娴熟又不在体的书法条幅,贴着已故领导人的画像和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老北京图片。前来修车的人忍不住往里屋探探头,眯缝着眼去远观发黄的标题。人少的时候,他把电视从里间搬到外间,边修车边看电视。外间摆放着几个老式陶土的大鱼缸,各种大个儿的金鱼在缸里甩着尾巴,有制氧机往缸里打氧气。既观赏,又贩卖,都是他自己个儿晒水草分的(繁殖的)。他跟我讲:“卖不动没关系,自己看着舒坦。陶土鱼缸为了防漏,你得先用米汤在里面漫一遍。”边说边用双手比画出撑着鱼缸来回摇晃的样子。外间还挂了个鸟笼,养了只八哥,会说“你好”“恭喜发财”和“八格牙路”。过路人来逗逗八哥,大点儿一脸的不高兴,再给教脏了口儿。

  大点儿总是拄着拐在里外间的杂物堆里穿梭,每一下都永远拄在几个固定的点上,很有准头,从不多走一步路,也不多做一个动作。他很忌讳自己的残疾,你伸手帮他拿个东西,披个衣裳之类的,他拒绝,还劲儿劲儿的。

  有一次,胡同里路过一对父子,正是放学回家的路上,父亲数落儿子:“你暑假作业找不着了?那可是瘸子的屁股——斜门儿了!”

  “爸爸,什么叫斜门儿?”

  “你瞅那个修车的瘸子,咱们等会儿再走。一会儿你看他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看看是不是斜门儿?说,你作业丢哪去了?”

  大点儿可能是听见了。他继续往躺椅上一靠,稍微往里侧身,要迷瞪一觉似的,偏不告诉这对父子什么叫斜门儿。有想修车的,不知大点儿是否还在营业,该不该把车推过来。

  大点儿是怀旧型人格,总在追忆自行车的辉煌,那也是修车人——他自己的辉煌。

  当年西佛爷在世时,京城就有自行车朝顶的香会,也相当于爱好者的行会。那时的车没有链子套,参与者都歪戴着帽子,扎着青色腿带子,防止裤腿剐蹭链条,挽起长衫的前后襟,翻身蹬上一辆自行车。他们有的把辫子里拴上根细白铜丝,把辫子稍翘起来,拴个小响铜铃铛,甩起来叮铃叮铃的。身上揣把扇子,写满了中文拟音的英文,见面打开扇子飙英语:“哟,今年的费伯瑞(February,二月),美利坚那个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那便是清末京城的五陵少年。民国时小朝廷里的皇上瞧见他们,要为了自己骑车,下令把故宫的门槛都锯了。凡是行会皆供祖师爷,如炼铁的供太上老君,修钟表的供利玛窦,卖酸梅汤的供朱元璋,而玩自行车的,供哪吒三太子,脚底下踩俩轮嘛!

  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北新桥十字路口西南角往南路西,把角第一家是银行,第二家是冷饮店,第三家这门脸就这么点,是两米宽的西药房,跟着西药房边上就是国营的修车店,归北京市二商局管。就那会儿,一条街上能有三家国营修车店,摆摊儿的更多了。金鱼胡同东口往北路西,有一家是北城这片儿最有名的,专修加快轴和进口车。各大商场里都有柜台卖自行车零件。1985年以前,北京的男女老少,全民都骑自行车。大早上起来,长安街由东往西排满了自行车,人潮滚滚流动着一大片,八点半,九点就没了,都上班了。那时早晨起来由北京出德胜门,骑车到北面郊区的沙河第一闸钢厂上班的,住东边的通县,在西边首钢上班的,都不新鲜。每天来回几十公里四个钟头,连锻炼身体,还能天天长安街上看升旗。周末休息一天,礼拜天早上起来头一件事就是修车,不修也查一遍,不能给自己扔半道上,那还指着全勤多拿两块钱奖金呢。坐公共汽车?那会儿车少,挤着多不舒服啊,还不方便带饭。坐车要个两三毛,吃食堂再花个两三毛,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两三毛钱一斤面,一斤猪肉五毛六,家里孩子大人等着吃喝呢。再说了,男的会修车,这不还多了搞对象的机会了么?

  就工厂上班那个人群里,骑个凤头?绝对没有,也不绝对,极端少,谁有辆凤头全厂都知道,不是厂长就是老工程师。

  直至90年代那会儿,修车还挺赚钱,跟每人多要几毛,或者晚点收摊,周日再不歇着,肯定比普通工人挣得多。可是你要是多收钱,可得有人给呀!大点儿修车要价是一绝,他特会看人,有钱的多要,没钱的少要。凡是有穿西裤皮鞋,露着皮带扣上的金属商标,举手投足都用白手绢擦汗的,多要他个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的,绝不含糊。因此他比一般修车的赚得多,也从没想过退休的事,扬言能修车就自力更生,街道给他补助他不要。他把修车当成对自己的某种测试,就当个体户,看自己成不成!

  有时我不修车,路过胡同口时,也去看看大点儿的鱼和八哥,听他侃大山,长见识。有附近的几个闲人聚过来一起侃,二锅头花生米地喝上两口,也免不了发发牢骚,骂现在自行车质量多么不如从前。“现在都在健身房里骑车,骑得原地空转,不能朝前走的,这不有毛病吗?”“连男带女都穿得那么省布,一边骑还一边嗷嗷叫,还那么大声儿哼唧。”“现在这二道贩子什么火倒腾什么,我是不能什么火修什么,修汽车咱也得会啊?”“您要是一百多年前,骑那种一轮大一轮小的高轮自行车,还得上驾校呢!”“就那骑赛车的,不犯前列腺也要得痔疮……”侃得亢奋了,大点儿总是梗着脖子或昂着头,那意思在说,我是东城区北片最高贵的修车大师,兼管附近胡同的舆论导向,想打听点什么事,先求他。

  按他那意思,他希望社会永远跟中世纪似的,挺好。既有辫子,又有礼法;既有蒸汽机,又有手艺人。

  四

  我去逛以卖古玩字画知名的琉璃厂街,那天街边上有人支起摊位,现场写福字和对联,很少的钱就可以请走,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就在围观舞动笔墨的人群不远处,出现了三个电影《老炮儿》里那样的人,都穿着过去年代的衣服。两边的每人身边停了一辆古董自行车,中间的人骑了一辆满镶着铜活装饰的三轮车,翘着二郎腿坐在车座子上海阔天空地哨着。有不少路人围着拍照片,那些人既有镜头感又有些漫不经心。懂行的对着他们的车围观、赞叹、捧场,更多的探着头扫一眼就走了。

  有人问:“您是干什么的?”

  中间那个为首的人说:“玩儿,拿出来谝谝,显摆显摆。您有敞篷跑车,我这是敞篷三轮。我自己攒的。”

  “玩儿”,在北京话里,万事万物,皆可作“玩”。玩文学艺术好似对文艺不大尊重,但在我们这里讲得通,是生活中的文化物件把在手里。北京人能把一切严肃的事情游戏化,又能把一切游戏严肃化,搞得规矩比天大。

  我走过去看,为首的居然是家门口修车的大点儿。他的瘸不影响他蹬三轮,从东城骑到宣武,二十几里地,多少也有些距离了。

  有路人上去看了说:“边上那两位,一个人一辆凤头。”

  凤头,英国的。翘把,全链套,前后胀闸,加快轴车头还带摩电灯,车身深绿。车标上部的图案与凤凰的头相似,便俗称为凤头。英国车是右手后闸,高车架者居多都用钢丝带,外袋内一圈镶有钢丝,现在已经为数不多了。这车就是载重能力差,单人骑行轻快,在旧货市场上怎么也得万八千的,品相好的、百分百原装的就上不封顶了。追捧凤头能展现出北京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你说你开宝马,我说我姥爷新中国成立前骑凤头,怎么着吧?

  凤头的架子角度特合理,材料好,喷漆也好,车珠子、车挡和轴碗一辈子几乎都不用换,钢丝带的质量也特好,磨不出毛病来。那辆二八永久锰钢的车型与之相仿,车架子学的就是凤头的架子。有人在捧哏:“嘿,就这凤头60年代在缸瓦市委托商店,460块。”

  我上前听他们谈话,大点儿捏了一下他自攒三轮车的喇叭,滋啦……滋啦……地叫了两声,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向我打开了闸门。

  “当年我们一语文老师,住东单新鲜胡同,骑一辆羚羊;变速赛车,那是法国进口的,细瓦圈;飞利浦(PHILLIPS),大路货,英文名在轮盘上,那车便宜;日本车是左手后闸,用压边带,外袋靠近瓦圈处比较宽,还相互叠压着,有倒轮闸,精细,座杆比较低,矮、宽,能载重,骑起来轻快。三几年特流行,伙计、学生、职员,都骑日本车。德国车?混混儿们才爱骑呢,可它是真能载重的……”

  老自行车很多零件不兼容,维修不便。大点儿四处搜集老零件,也会攒了车去卖,有不少零件都是他拖着残腿,四处在脏土堆里淘的。有帮专门玩车的,都奉他为“大拿”。当年,京南安次、武清的农村专门编扫帚和笤帚以贴补家用。他们自己用钢管焊大梁,做了一款骨架比普通车大一号的自行车,恨不得前趴着骑。先把绑了几百把扫帚的自行车推上卡车的车厢里,搭卡车进城,而后到东西城的胡同穿悠着卖扫帚,聚齐到西城太平桥吃上两大碗炸酱面,再购买点北京的各种日用货物慢慢骑车回村子。有一次有辆车坏了回不去,误打误撞找到大点儿,大点儿修好了车,还少收了农民们的钱。闲谈中,卖扫帚的把做自行车的技术倾囊相授,使得大点儿修车、攒车的技艺一路暴涨。

  京城里有许多能工巧匠,有的热衷于玩无线电,自己做收音机乃至做电视机的人都有,他们最看重的不是手艺的高低,而是对自己手艺的热爱——那可能是他们唯一自尊、自信的本钱。每当谈到此时,大点儿很自傲,仿佛掌握了独门秘籍。可谈到有好几个玩家想办自行车博物馆,但都苦于没有地方,又有些悲伤。有位把收藏的自行车放在地下存车处,有一年下大雨进水了,百十辆一百年前的宝贝车都泡了,他一辆一辆地搬,一辆一辆地擦,直至伤了腰,趴在床上起不来了。

  五

  大点儿的祖上就是他所讲的旧京五陵少年,好玩自行车,兼带斗鸡走狗无一不精,晚年了拍个照片,得悠着双杠,倒挂着拍。五几年时老了没饭吃,竟然去倒腾自行车对付着过日子,被当投机倒把的给抓了。他折戟沉沙的地方,也是我爹当年请回二八大杠的圣殿——委托商店前的空场。

  我们胡同东口出来有个委托商店,前有块空地,我从上学放学路过时起,都会看到有人在交易二手自行车,新旧都卖,兼顾销赃,几十年来不曾间断。记得有一次,我路过委托商店前,看到有个穿校服的女学生在买车。她死死地攥着拳头,拳头里露出了人民币的边角。几个老油条围着她说相声,一捧一逗还有腻缝儿地打哈哈,随时抖个包袱,在用语言的绸子把女学生团团围住。为首的离得最近,他扶着一辆粉色的破旧自行车。那辆车从车铃到车闸,都掩盖不住锈迹,他一手扶着车把,把车往女学生身上塞去。就那破车,除了铃不响哪都响。

  那女学生没有主意,嫌贵又舍不得,但她还是把紧攥的钱递了到了对方手中。

  身后一阵滋啦滋啦的喇叭声,那喇叭就是大点儿的车铃。他骑着自己攒的敞篷三轮到了,他的拐杖像大爷一样斜躺在座椅上,仿佛是他蹬车拉着拐杖赶来了。

  他转身下车,伸手拿拐,有人递给他,他使劲抓住抢到自己怀里。他拄着拐杖,过去伸手搂那个领头卖车的人,在耳边对那人说:

  “兄弟,要多少?”

  那人转过身背对着女学生,也往旁边走了两步,跟大点儿咬耳朵。我所在的位置离得不远,大约能看到,百元的票子要了两张。

  大点儿一使劲,搂着他的手更加用力,脸上的痦子几乎贴到那人脸上,更仿佛是要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

  那人赶紧退回了一百给大点儿。大点儿掏出自己的钱包,把一百的破成十块。转身退给女学生八十,叫她快走吧!

  女学生推车走了,大点儿又转身,把二十塞到那个为首的手里,啪的一声,“给你个二十,留着买烟吧。这笔够肥的,别欺负女学生!”

  大点儿拄着拐从人群中走过,每个泡在这里的人都冲他点头,好像他是这儿的居委会主任一般。他又骑上那辆自制的三轮,当对面有辆自行车逆行驶来时,他探出头,用那颗大痦子顶向骑车人喊:“逆行!”

  事后,我跟大点儿提起那天的事,他说,“嘿,就那小子,就他卖的那辆车,进价都不到三十,卖人家一百还不够?卖二百,太黑了。”

  六

  后来,我去读了大学,有一阵子不住胡同了,见大点儿的时候也少了。毕业工作一忙,几乎把他忘了。忽然某一天,我为朋友们当北京地陪,无意中走过那条胡同,又看到了大点儿的摊位。

  大点儿留起了白胡子茬儿,头发也白了不少,脸色青紫发暗,痦子也不明显了。看到他冬日里破旧的羽绒服都带着补丁,黑得看不出本色是什么。原来干净精神的人怎么老了竟然如此?这才想起来,以前一条胡同能有三个修车的,现在三条胡同也见不到一个,我们这一大片方圆几里地,只有大点儿一个人修车。他始终是个体户,上了年纪,心脏搭了个桥,八哥没了,鱼盆也空了。他当然知道修车不赚钱了,还在修车的话,只能说明一点,他依旧爱修车;或者是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这门他苦练了多年却又有些过时的手艺陪着自己。他的固执,最终不能抗拒社会的发展。

  我上前问去,方知道大点儿遭到了举报。有人嫌弃他整天叮叮当当的,修车碍眼,举报他侵占公共土地。举报者可能就是倒卖自行车,看来多年来大点儿没少得罪人。结果有一天来了城管组织检查,要他限期把自行车棚给拆了。大点儿不同意,居委会也管不了,只好上报街道派人来调停,他又跟街道的人杠上了。

  此时,我眼前想象出这样的画面:大点儿挡在修车棚前挥舞着拐杖,像一只八爪鱼在挥舞着它软绵绵的触手。然而,大点儿不傻,他才不硬杠,他有他的智慧:每天不停地打12345热线,“告御状”。

  每次打热线,大点儿都如实地表达对街巷整治的理解和支持,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得修车,这是他的生活来源,人总得干点什么吧?不一会儿,就开始大谈自己的修车手艺来,接线的工作人员不知如何回复,只好嗯嗯啊啊地,听他隔空开百家讲坛。

  等到一定的时间点,他再打电话,街道立刻组织人来,说带他去福利旅游,把管片里爱告状的都组团运到郊区的酒店里,好吃好喝好招待,反正你先别告状。不少胡同里爱告状的人也很乖巧,吃上这一方,每逢收到通知就提早打包,等着街道派人派车来送他们酒店游。大点儿刚去了一两天,就第一个闹着要回来,他保证自己不告状不闹事,绝对不住酒店了。因为吃白食那种事,他干不出来,还是家里舒坦。

  于是,居委会也想办法,帮助大点儿办手续,买了一辆残疾人专用的三轮摩托车——俗称三蹦子,诨名叫“瘸×乐”。大点儿千恩万谢,他不再犯葛了,他真心感谢街道,但又觉得,他要面对残疾的现实。

  有一天,我又路过了大点儿家门口,猛地一惊:“你哪弄了辆日本蹦子?”

  原来,大点儿改造了三蹦子。那三蹦子本来是后面开门,他竟然改成了侧面的推拉门,里面打上隔断,摆放满了各种工具。他每天把三蹦子推出来,当做修车的工具房。他灵巧地驾驶着三蹦子,在很狭小的地方一上一倒地拐弯、掉头,收摊后他再把三蹦子给开走,存到一处地下存车处,每年交五百块钱存车费。他没有摆摊,而是把摊位摆在了车里。

  七

  又过几年,大点儿终于修不动车了,也折腾不动三蹦子了。

  普通自行车从90年代至今都是几百块一辆,修车成了最不赚钱的营生,没什么量了。人们嫌换轱辘、修链条之类,再涨钱都不如买新的。共享单车日渐发达,讲究骑私家车的人少了,修车的人更少了。我的二八大杠也扔到了角落里,除了俩月都用不到一次的换煤气罐,它都在生锈、吃土。只有那个结实的原装架子,算是大点儿留给我的纪念。

  再往后,政府就残疾人方面给他发了补贴,差不多够填上他修车的窟窿了。这些浮财,大点儿足以安度晚年了。

  他把三蹦子又改装了回来,金盆洗手,修车摊儿正式关张了。

  大点儿在这时关张最是时候。从前修车,补内胎都是在废胎上剪下来一块,拿个钢刷刮薄了,用点胶粘后再用锤子打几下,打气再放水盆里试试。现在像创可贴一样,撕下来直接贴了。日本车的内胎是棕红色,再也没人特意把它剪下来当皮筋,也没有孩子再用废弃的车链子做链子枪。外胎漏了不用补了,直接扔了换新的。大点儿的手艺没处耍了,想多要点钱更没地方。另一面,是高档赛车爱好者人数暴涨,一辆几十万的都有,往往一只手就能拎动,这类赛车大都不用锁,车主去饭馆吃饭时都拎到桌边,保养维修更是去对口的地方,不可能找修车摊儿来对付。

  自行车刚流行时,马的价格下降了,除了赛马以外;如今自行车也便宜了,除了赛车。这玩意的历史有二百来年,自行车赛也有一百五十年,它算老还算年轻呢?

  我又少了一个修车的地方,也没有人谝自行车的老黄历了。雷霆风雨,日月寒暑,修车大师大点儿就在这里,在满街都是熟人、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的地方住了一辈子。我每逢看他骑着改装过的三蹦子出门时,三蹦子里的大点儿,多少都有点怅然若失。

  我还记得他的话:“就跟在家门口修车,你把我换个地方,就没人看得见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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