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们告诉我在许多年前写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诗人梁小斌的最新故事：他坐在一间不面向太阳的屋子里，苦苦地沉思默想，想到艰难的时候，他就突然高唱一句：“我们是——害——虫!”
是一句广告词。他只唱这光秃秃的一句。而且，他只会唱这一句，从来没听他唱过其它任何歌曲。
现在，我站在阳台上。深圳的春天我从来不喜欢，空气中的湿度有百分之九十八，我简直是站在雨中。我看见了我的手停留在很小的时候。我停留在我十岁左右的夏天。我一只手拿着一只空火柴盒，另外的手扬着一只苍蝇拍，铁纱网做的那种。我在院子里过滤着大气，警觉得比鹰还犀利，小苍蝇猛力一抽就死。我把死的苍蝇装进火柴盒，计了数，交到老师的讲台上去。那讲台很旧了，正前面贴着一颗大的红五角星，也是褪了色的。在冬天和夏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随着老师的脚踏风琴大声唱着歌，但我们绝不会唱：“我们是害虫!”
但是，我们已经是害虫了，将死的、无精打采的冬眠的害虫。
某一个人在当今的城市大街上突然启动，不顾人流车流，突然地奔跑呼叫，尽管他的喊声过分弱小，传达不到几十米之外，他的脚步因为都市的密度不能自如择路，他仍旧不能被接受。沿途所有的人都会盯住他：这人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是被盗被劫，还是发了疯?
人不可能说，他想跑就跑。他想的，常常他不能去做。
在理性的社会，人突然喊叫奔跑，没有丝毫的合理性，自然有一种东西出来裁定，指出那是理智丧失者的行为。毒素深入了我们体内，构造了我们的精髓，我们蜇伏在无数限定的保护色之中，注定是一条失去生机的害虫。
有一个商人对我说，他在一间四星级的酒店大堂的西餐厅里谈下第一笔大生意。他的心里生出一只软钩，终于钩牢了这几百万的生意：签约合同和预付款的支票，已经在他的箱子里，贴着骨肉一样确凿!这时候，他缓慢地起身，与对方握手告别，客套显得格外漫长。他用比常人还舒缓的步频离开酒店。他看见了大街上茫茫求生的人们。他现在是独自一个人了，但是还是再放慢，走向停车场，打开他那辆二手汽车，钻进汽车，关上车门。这中间经过了十分钟。他说：“你知道这十分钟我用了多大的克制力!”
他不断地制止着自己：不要笑出来，不要失态，可能对方正瞄着你呢，大商人是不卑不亢，不露声色的。听到了车门的关闭声，他才相信，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这个时候，他简直想捶胸顿足地放声大笑。他想到了他母亲在小时候对他讲过，上课不能乱笑，老师最讨厌这个。你实在想笑，就使劲地掐你自己的大腿里侧，疼了你就不笑了。他的手在关上车门之后，简直不知道该去掐捏拍打什么，心里突然闪出一大片花园，那些花，不是盛开，而是怒放，带着愤怒开放。
商人是我插队时候的战友，所以才敢直接说出了一个刚进入商界、刚要赚到钱的感觉。他说，他其实多想眼前就是一片开阔地，没有一个人!他根本不可能记起，他还有一辆车。他只是想沿着开阔地疯跑，撒开手，兜着风，他会把憋在心里的笑意毫不避讳地四处释放。他将把他心里的花栽遍所有没人的地方。
可惜，人受了无数规则的限定，不可能抛露本性。人扼杀人自己，人在自己身上作恶为害，还不知觉。
胃里面的饥饿，腿里面的跑，喉咙里面的声响，它们离一个人最近，这些功能与生俱来。连使用筷子也要经过多年的学习。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着成为一条害虫。
人跳跃一生的心，极少有机会问自己：什么才是好和善呢?
农民走进自己的田地，他想起两个月前从他手指缝里落下去的豆粒。豆子高了，农民捋着豆叶，它们已经绿到他的膝盖了。农民蹲下去抽烟，豆叶正好绿到他的长眉毛。农民抽烟的时候，只朝着一个方向想，他盘算着这一片绿，能打出多少豆子。十月，我们跟着农民走。他的豆地像刚剃光了毛的孩子头。农民在腿前腿后带着他的孙男弟女。他说：“都去吧，把剩下的豆荚子捡净。”孩子们小马一样撒开腿就跑。
大地光秃了，人的声音一直传到落太阳的地方去。大地平坦，跟农民自家的土坑差不多。
农民的手抚弄着地头的土坷垃，他不断地将它们捏碎。谁会知道他这会儿在盘算着什么?
孩子们跑得再远，小的黑影也能看见。农民喝着孩子们回来。他对着天说，能多出五斤!孩子问他，啥五斤三斤的?多啥?
他说：“掺点土坷垃呗。”孩子不明白：“掺在什么里面?”
他说：“什么里面?豆袋子里呗。”
孩子都长着开了缝的心眼：“土坷垃都成了豆子了?”
农民开始起身走了，屁股后面冒出一片尘土：“别吵，都让人听着了。小崽子连啥事得悄没事的都不懂!”
我见过这种场面。那些孩子都闭紧了嘴，瞪着眼看着农民。有多数的孩子学习着。他们到了适当的年龄，可能也会同样告诉他们的后代，那时，又有苍老的手去捏碎着土坷垃。
我插队的屯子里，有一个头脑迟钝、发音不清的半残废老人，人们都叫他“二语子”。“二语子”根本不识字，也不认识数目，但是知道摸到钱就欢乐。年终会计结清了往来帐，点给他一小迭纸币，他用大围裙兜着它们，从队部跑出来，跑得要栽倒那样飞快。他一直奔向井台，喝下半柳罐头斗凉水，带着湿淋淋的前襟，向他的小泥房跑，嘴里含糊不清地唱，唱得实在没调又痛快。
“二语子”两只手捂着肚子上的围裙，跑上了傍晚黄灿灿的岗子，之后，又黑着身影下了岗子。他只顾了跑和唱，早不记得他的围裙是漏了大洞的。在他身后的岗上，一元一元的，带着色彩的纸币，随地飘舞。孩子们撒着欢跟在他的身后边，捡着钱，不断地喊：“二语子，丢了，丢了!”
屯子里的人都说：“没见过这种傻透了腔的人。钱都抖落光了，疯跑疯唱的，图啥呢?”
有一些事情，人们都知道，哪些是要暗藏的，哪些是不能随意的，比如没理由地奔跑、喊叫，又比如不能不抓牢怀里的钱财。可是，究竟是谁规定了欢乐还要选择方法和分辨场合，还要事先衡量一下尺度?
屯子里的人，现在城市里的人，精明剔透的人，他们一点也不懂得什么是欢乐。欢乐好像是一颗肿瘤，他们好像对欢乐很惧怕。
很多年以前，上帝迈过炎热的赤道。他向前走，看见亲善的原始沙漠、森林和人群。上帝会见了那些黑色的硕健的人种说：“在你们的教堂里诵读福音的时候，你们可以跳跃和歌唱。你们可以跟随你们黑如煤块的神甫一起，用你们喜欢的方式齐诵福音。”上帝说过了这句，他就安静地走了。上帝由此成了摇滚之父。
曾经，我在心里想，为什么非洲人的游行示威总是互相挽着手，一路奔跑行进?没有一个人领头呼喊口令，但是，他们那么整齐地发出声音，好像那短促有力的声音必然从他们的每一个身体里同时发出。后来，我才从一个美国时事节目里知道，非洲人在教堂里的礼拜是任意跳跃，齐声歌唱着福音的。他们延续着人的本能，人人都张开嘴，人人都是神。
福音，在希腊文中是喜讯和好消息的意思。既然是好消息，为什么不能集体地、欢快地、毫无遮挡地表达?
一个美国怨曲歌手说，摇滚是上帝带来的。上帝在黑非洲告诉黑人，希望他们又唱又跳地歌唱永恒，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真诚和笃信者的活力与信心。我的确惊讶了。现在还被一些人看成异端的摇滚乐，竟然是从圣洁的教堂里走出来!
海是伟大的，对于人，它比天空还伟大。那些黑奴渡过了海，登上了美洲大陆。密西西比河的水脉也是伟大的，黑人的踏步和歌声，随着这条大河滚滚不息地走。海和河的生命，与人类和生命，本来该像亲兄弟的生命。欢乐从上游到下游，宽泛自由的水从咸到淡。
今天的人回忆到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还有不少的人会说：那是一群疯子，全美国都疯了。就像我们那个小屯里的人评价怀里抱着钱的“二语子”。
究竟欢乐是一种毒素，还是遏止欢乐是一种毒素?人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准则，善的准则，依存于人最真实本性的准则。
在我家背后有一块围起来的空地，六、七年了，晚上总有人通过一个小窄门进去学跳交谊舞。墙上经常挂一块黑板，说它怎么样办班和收费。我不明白，这种生硬做作的舞为什么叫交谊舞，好像架着胳膊，踮着脚，人才能够交谊，好像这舞蹈是一条唯一的交谊通道。如果那空地方突然改做了露天电影院，变成大操场，打麦场，四面八方都可以入场，人人都可以出入，自由地进去，不要舞步舞伴，自由地蹦跳喊叫，很多人肯定不满，他们会说怎么可以搅乱了交谊舞呢。这些在交谊通道里面密封着的人，会倒背起双手，满脸阴晦。他们说：“污七八糟，算什么呢!节奏哪儿去了，到底是三步还是四步!”
别人告诉他：“没步。想什么步就是什么步。”
那么，他们就走了，气愤地回家：“简直无组织无纪律!”怒气在他们心里长久不散，攻着他们顽固的、失去了交谊的心。
欢乐不是那么轻易的，像“二语子”要活得欢乐，需要见到花花绿绿的纸币。欢乐和笑也要着代价。人不能伸手就立取的东西，得到它肯定是困难。
现在，人这害虫退化到了要借助毒品才能找到欢乐。
目前的毒品大体分为两类，合法的与非法的。在合法毒品中，“安非他明”的使用已经在一九九五年被提出置疑，它连续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引发了几次致死人的事件。在年轻一代悉尼人的圈子里，它叫“派对用药品”。它还有一个更加生动的名字，叫“灵魂出窍”。
灵魂的吸盘，紧紧抓住了人的躯体，无法摆脱。苦恼和忧虑，戒律和规则像人的肢体一样结实牢固地不可剥离。没有那白色药片，灵魂没法得救。对一条害虫，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超过一毫克药片的力量。年轻的人在周末的傍晚吞下它，半小时后感到干净、透明、轻盈。他们发觉自己只和自己在一起，随着计算机设计的音乐狂舞，没有“安非他明”，他们不能忘我。
人，为什么有着我，又要忘我呢?
我们艰辛地远足，已经走出太远了。我们已经是一些药片人类，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类。可能只有在破烂围裙中抛洒纸币的“二语子”的欢乐，才更接近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上充满了毒液。我们为了利益，遍地飞舞。我们还忙着向一只小火柴盒里塞着苍蝇，好像我们正消灭着害虫。
豪华包房里坐着几个人，都西装领带，人儿一样地等待他们邀请的客人。那客人迟迟不到，先放了几段卡拉OK唱，不尽兴。有人提议比一比老歌吧，看谁记老词儿记得清楚。于是，叫小姐关了卡拉OK，开始清唱。
唱的是这样的一些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齐唱，放开最大的嗓门，敲着茶几，两脚踏着地板。最后，全体站起来唱。这种唱法，把酒店的许多小姐都吸引过来，在门口围站了一团。她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唱歌的客人，天花板都快唱掉了。她们说，这是什么歌呢?从来没听人唱过，能把人唱得这么激动?
后来，来了一个穿黑衣套裙的领班，说请小声点，别影响了隔壁的客人。因为放声歌唱被禁止，其中一个人憋得难过，高喊了一声：“打倒帝国主义!”
一声突如其来的口号，引来大家一齐拼命鼓掌。
向眼前数二十年，并不久远。那数量，小孩子们举两次小手就举过来了。那时候，唱这些歌谁敢制止呢?敢制止的人才真是不用药片就灵魂出窍了。
那天，我在场，我也在唱，唱着唱着，心里是热的。很奇怪为什么人就变热了。那些歌难道没为在场的每个人带来痛苦记忆吗?但是，心还是唱热了。
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演变成了害虫。我们这种害虫的属性是什么?我们有多么大的危害?我们见过了希特勒，但是很少想到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欢乐，我们必须做比欢乐更实用更深沉的事情。
人知道人不是鸟，但是人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以死亡为代价，研究着比鸟还要高速遥远的飞。而人同时不知觉地丧失和管束着自己的本能。单纯明了的奔跑、喊叫和欢乐，一伸手就在自己手上的东西，已经快消失尽了。人在放弃他所能，无限度、无休止地去触及他所不能。
有一匹枣红的马站在草原上，不走动，不发声。牧民拍着马的长脸，着急又出汗。牧民把兽医请来，兽医挎着大号的白色药箱。医生用听诊器去听那亮毛下的脉动。牧场上人人都说，某某家的马长了病，不叫唤，不动弹。某某的嘴已经为此燎起了水泡，连兽医都来了。
如果一个人端坐着，屁股下面是一只我们叫沙发、香港叫“梳化”的东西，这人纹丝不动，谁也不怀疑，反而可能会夸这端坐者斯文得体，更不可能跑着去给他请个医生。
我想到七十年代末的北方，农民们挂在口头上的时髦话：“这是什么逻辑呢!”
我们在教诲里长大。我们在消灭着苍蝇中长大。有一个老人告诉我，佛经有多少种卷本，他说那是永远也学不完的东西。
宗教告诉了人那么多，它简直比老太婆还絮烦。这个活了几千年的“老太婆”，它从没直截了当地说明一句：“我们是害虫!”
人的毒素，比遗传基因还顽强地跟紧了人，而且它好像是什么秘闻，不能宣泄;它又好像是什么家珍，不能显露。人想笑的时候，掩住了脸，好像笑是很丑陋的，快乐也是很丑陋的。
一个小姑娘，扎着丝绸的蝴蝶结，脸像一只快绽开的大苹果。你走过去，让她唱一只歌：我们是害虫。她马上撅着嘴跑了。她不想唱这个，她还以为她必须是一朵大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