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为什么要不停地写字呢?
我把垫在膝盖上重重迭迭的纸全部推到床上去。我到徐敬亚的房子里，他拿着烟头，又拿着电脑鼠标。他还很忙。
我问他：我为什么要把心里想的告诉别人呢?他用睡出了漩涡儿的后脑勺看着我，一缕烟正经过他的脸。我不要求答案。他经常是一个不怀疑的人。我离开了有香烟味道的房子。
到书店或到菜市场去，漫无目标地走。我发现书店和肉菜市场的职能完全相近——都是陈列，都是以钱易物，都是琳琅满目。
一切都很正常，行人都在人行路上走。为什么没有人提出疑义?他们用四十元人民币买走了我的一千个字。我同意了。我也没有疑义。那些字都是我用心写出来的。
有一个深圳的编辑居然还告诉我，连标点符号也给我算了字数，那口气好像我用标点符号去换钱，我应该感激他，好像我应该因此而流出滚热的眼泪。
他们在办公室里收敛起了我写满字又标上了标点的纸，多么轻易。像流感患者抽出一些擦鼻子的纸巾，他们取走了我全部的所想。
这之后，印刷机震天动地，油墨推展。编辑说，书出来了，印得很好!好像他帮了我的大忙，他是一个放射光芒的“大救星”。
我拿到了书，书的上面的确标出了我的名字，而其它的都是陌生。书有书味，墨有墨味，远不是我那些用手画来勾去乱篷篷的字，整齐方正的文字失掉了它在我稿纸上的无数可能性。当然，他们变得更加漂亮了，漂亮但是不亲切。
当然，他们也可能偶尔愿意用两百元换走我的一千个字。那标志着他们的报刊对那些字的渴望程度，仅仅是一些报刊的渴望，纸张版面的渴望。两百元和四十元不同，但我写那一千字的心态却是完全一样的。
问题不是价格，问题在于我为什么要把我写的字交给别人。
有一个过去的熟人，我们同在一个酒桌上。一半的人在剔牙。有人和我讨论我的某一句诗。我看见熟人从嘴里拿出了牙签，他微笑着说：“写东西的人说的话，你还能当真吗?”我在很短促的时间里，惊奇地看着这熟人。很快我明白了：这可能正是极多读书人的角度。我在那酒桌上心意灰冷。
我看见很多的牙签，很多的微笑。我应该承担这怀疑吗。
谁都有权利走进书店翻一本书，倒翻和正翻都是他的自由，然后随手插在哪儿;谁都可以出入菜市场，逐一摸过新鲜蔬菜上的茸毛，然后放下。两件事的性质完全相同，没有人真正关心一本书和一条黄瓜的详细生长，看见它的全过程，衡量它的真实性。他付钱，他就能拿走某一件完成了的东西，这道理极其通俗简单。
在书店里，我看见一次《第二十二条军规》，没买，我极少买小说。第二次再去，想买一本，书架上已经没有了。我问小姐，小姐的脸全在饭盒里，她呜呜噜噜地说：“到军事架上找!”我反复说那是一本小说，该在外国文学架上，她居然烦燥地像一颗拉了弦的手雷：“军规还不到军事架上找，罗嗦什么呢!”
再也不要买那本书了。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实在不明白，那么多写小说的人，为什么没有在我之前提出一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拿走我所想?
我问一个写小说的，他对我说，我们不是诗人，容易胡思乱想。诗人的毛病就是不坚定。如果一个坐惯了办公室的人，到星期一早上会自动自觉地出门去上班。他说，写作是一种习惯。他还告诉我，个别的小说家，像抽纱女工那样，每天按时坐到位置上写。写作是驱使他永远奔跑的一架机器，一架火的战车。
他们在战车上，但是我浮在空气之间。
在南方居住，超过了十年，我知道南方的树也是落叶的。它们的活，就在死之中完成，新叶顶着旧叶;有落，马上就有生。
在我怀疑着写作的同时，我还在投入着写作，就像一棵南方的紫荆，竟然能在落叶的当时，发着新叶的芽。是谁调理了它，让它在一个人身上冲突地衔接。
我盲目地走在大街上。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停止的，就像不可能有永动机。开了头就无限永远，这种事情本身必然在内部瘫软衰竭，像一根蔫了的黄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