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说：“没有人听见咱们说话吧?”
很显然，他早想对我说一些话，早在心里重复讲述了许多遍。
他告诉我：“在决定一个人生命的几人会议上，他投了反对票!”
他说到的那个人，我认识，曾经也是写过一些东西的。
那个黄昏本来使人漫不经心。他的话对于我相当突然。在那以前，他说的无数话都类似报纸语言。柳树、落日和人影恍惚的电影院，包括我的眼睛所不能望到的一切，它们的性质都在一瞬间转变。他说：“那也是一条年轻的命呵!”
我的孩子完全无知地在车厢里跑，而我好像突然在这个平静的傍晚找到了绝对的我自己的爸爸，使我永远无憾于出自于他的爸爸。
在天色由微微金黄转向深蓝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叮嘱我，说我是老大，他以为他终于可以把某些想法对我说了，而另外的两个其实已经从大学里毕业的弟弟妹妹还小。他认为他们没有判断力。
爸爸!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将永远停顿在以前的混沌之中吗?
比任何一种动物的童年都茫然，这茫然来自于人不能左右的外力。
我们完全在无指导之中离开了父亲母亲的家。我们靠的是纯动物的遗传的力量、血脉的力量。那个曾经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大学教师，他难道不明白一个年轻人身上的干净，不是从父母那儿来，难道能从太阳、风沙、雨水里得来吗?
一九八五年的一月三日，徐敬亚到了南方，一直到四月，我还没准备动身。有一天，爸爸突然骑着车到我家。他说，他和妈妈的意见：让我离开北方，而且是马上!
两岁多的孩子被他抱在自行车前面的小座垫上。那是一个有风的天，孩子迎着风和尘土大哭。爸爸推着孩子走。我听见他对孩子说：“妈妈给你买好东西去。”
我很简单地拿了一个纸袋子，直接去了火车站。
从那时候起十年，我几乎总能在一片寂静之中听到小孩子那种无可依托的绝望的哭声。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而我的爸爸是最急切和最坚决地催促我们迁离故土的人。
追逐自由的信念，我曾经以为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但是逐渐地我发现，在他那儿从来就有，是在内心最封闭的地方潜活着。
女儿和爸爸，不只是血缘的一脉相承。在他的晚年，我感到了我和他之间的不明默契!到一九九七年，我才在不敢碰的哀伤中想通了这些，但已经没有可能把这些话通过声音告诉他了。如果，我对他说，你是我可以对话的人，他会多么高兴，他会手舞足蹈。
那一天是九月末。我离开病房。
几乎走出了医院种着丁香的院子，我突然想到，有同学答应帮爸爸查清他在五十年代末受到的一次错误处分。
我向回跑，有几个病人在灰色医院的台阶上奇怪地望我。
医院的病房怎么会那么阴沉，他只是那阴沉中的一小部分。我伏在他旁边，告诉他。他几乎能从枕头上跃起来了!两只手鸟一样地扇着。
爸爸，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人能有这么美好的笑。
我再跑出医院的门，搭了出租车。回到爸爸妈妈的家，我关上门，不顾一切地哭。
将近四十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一份程式化的工作总结稿，装在他的上衣口袋。因为我或者弟弟病了，他急忙出门去买苹果，那两页纸，被人误当作钱偷走。这次“泄密”，使他受到了极不公正又过于严厉的处分。后来妈妈告诉我，假如他当时能“诚恳”，能“认识深刻”，能找有关人“谈谈”，事情完全可能过去。但是，我的爸爸，他从来不会那些。这就是他听《琵琶行》的那一年。
他终于等到了有人承认是他们错了的这一天。可是，对或者错，在将近四十年的淡漠之后，还有意义吗?
爸爸，我在前不久写的诗里说了：我将不再害怕任何事情。那些好事情，特别是那些坏事情。
一个人被蹂躏是多么容易，如果我们害怕，我们将加倍地感到疼。在能见到改变的时候，再加倍地为掩盖掉疼而笑，难道连哭和笑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了吗?
爸爸，我看见你是随时的。我想看见你，你就会出现。你随着水的波纹一起，浮在可见的空间。
我只是在想，有什么样的途径能把这么长的文字通过不可见的方法——洞隙、网纹、隧道，通过什么，能传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