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确没告诉我什么，事实是，连他们自己的大半生都不明白。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第一次吃酒席》。在应酬社会方面，他们完全窘迫和不自如。
手把手教我的技能，我都没有学会。但是，我遗传了他们的耿直、决不阿谀奉承、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有稍稍离开了现实的清高、内心的顽强和不苟同。这完全来自于我的爸爸妈妈，虽然，他们从来没教过我。
正义、驱恶扬善，不只是把枪膛里压上子弹之后的勇武行为，它必定还有其它的方式。我不过是把它纯粹地个人化。我已经学会了用思索去作战。爸爸，我进步了。
在我有了孩子以后的某一天，爸爸告诉我：“我们家是满族。”
他说，你填表格的时候，写满族吧。我说，我从来都写汉族，什么时候成了满族?我不想糊里糊涂地成为另一个民族。
他大概给我讲了北京有个“金箔胡同”。他的先辈在那儿做金银箔生意。后来，到了东北，大家族逐渐衰落，直到卖掉了一切家产，去吸鸦片烟的地步。是这种家庭，促成了他最初的义愤，走下那所学校的天台，进入了另一种人的行列。他一生都对吃喝玩乐、贪图享受、烟酒之习强烈地反感!我想，他在幼年亲眼看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他从那个家族中得到了反力。
而我最关心的是，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满族?
他说他说不清，让我去问姑姑。我一直没找出空闲问她。
爸爸带着狡黠说：“满族可以生两个小孩。”
原来，这是他告诉我在表格上写满族的目的。我说，我可不想再有小孩子了。但是到了今天，我真想当一个遍地都是小孩子的母亲。
在一本关于北京老胡同的画册里，我见到了“箔子胡同”的名字，它的确存在，是在西四一带。我告诉他，他的表情很淡漠。那个完全埋没在灰尘中的旧事，是他的一个阴影，包围着他的一生。那么年轻，他离开了那个从胡同里走出来的家族，像农民家里锔着裂缸的铜箍那样，他曾经多么想投入一个新的熔炉，做一个新人。
他不宽恕，假装闭上眼睛睡着了。我明白他的倔犟。他从泥水里出来，格外地珍惜洁净。这个精神上有洁癖的人，这么多年，特殊地不能容忍一小块肮脏。
一个终生都没有得到舒展的人，我的爸爸。
在他的那些堆在半空的书中间，有清人写的那篇关于《病梅馆》的文章。我小的时候就模模糊糊地读了，等他追着给我讲解的时候，我表面上听着，心思早溜出了十万八千里。人们总是很难把最简单的道理和自己联系起来。人和真正的道理经常各执一方，互不理睬。
在病床边上，我绝不会对他说这些。一个老人的神经脆弱过一个儿童。我们要让他在痛苦中尽量地愉快。愉快，太难实现。我看见愉快是最大的假相。
有一件比手枪走了火还不该被提起的旧事情。可是，它原本正是那样，所以我们总提起。我的爸爸坚持带领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直立，一日三餐前朗诵“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不可以笑，不可以小声，不可以歪歪扭扭。当时，我十一岁，他三十八岁。没有任何人监督强令着我们。他完全出于自愿。后来，他和妈妈越来越少回家，最后，和妈妈一起被关进远离城市的一座军营里。两个人偶然碰见，也绝不可以互相说话。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这些孩子反倒享受了自由。
我伏近他的病床。我们始终小声说话。一九九六年的小桃红正在为它自己而开着花，他是很喜欢小桃红的。我说，现在的我可以宽恕一切了。他在医院的僵硬病床上，闭紧了眼睛不再说话。我知道，只有表示着极大的不赞同，他才会这样。这个已经不能起身的人，他不准备退缩一步。
我的爸爸，他不宽恕。那个内心有愧的时代，不要以为他不在了，就可以偷着松一口气。
还是在北方，有一个黄昏，我们一大家人一起吃饭。爸爸先带着我们刚会走路的儿子去隔壁的大院子玩，他为了其他人把饭吃好。我赶紧吃完了去换他。孩子在一辆货车的蓝色车厢里面呼呼地跑。那大院子里有一排高大柳树，垂着绿色的像乱头发的枝条。迎面是西天，太阳正老红色地下降。我走近了，催他快回去。我爸爸说：“吃饭急什么。”他极郑重地拉住我，他不松手地拉住我。对面是一间电影院，有人喝着卖新炒的大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