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记得一九七五年春天我在什么样的日子去了县城，怎么样把我的行李卷儿运到了县广播站东的那排平房。那些事儿完全没有留下记忆。我只存了两个不完整的记忆片断：
在集体户，我出了门。院子里空空的，没有鸡，也没有猪。风吹着墙头上的干草。有人在我背后说，你这下一步登天了。
第一次走进县委食堂，有人对我说：“是知青办新来的吧?你要和“九台鲁迅”在一起了。”
对于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和周围的人，我不能辨别这话里包含了善意还是恶意。
“九台鲁迅”就是梁老师。
梁老师坐在我的斜对面，我的位置靠着整面火墙，它经常烤得人坐不住。
我们几个知青被借到县里办一张叫《一代新人》的小报。梁老师是我们的领导。和他不熟的时候，我总在心里想，他在哪儿像鲁迅呢?
他说话不是很犀利，不过是个办公桌上堆满了档案袋，经常坐在许多先进典型材料之间的人。他总是经常闷着头，给领导赶材料。我知道鲁迅是矮个儿，而梁老师是高个儿，背不是很挺直，声音高亢，说话简洁实用，多余的话绝对没有。
梁老师早晨来上班的脚步声，在知青办的小走廊里最特殊，无论有多少人同时在走，都能听出是他来了：拖拖拉拉的，步伐不轻盈。他进门，办公室里立刻充满了油爆葱花味儿，差不多每天都如此。他坐下，简直就是一间小厨房坐下了。我们几个知青议论过，认为在家里总是做饭，不像个大男人。
梁老师坐在他的东墙角，哗哗地写字，给人的印象，写字是不用思考的。我观察他，每写过一页稿纸，不是翻过去，而是要用力带响地扯下去，用现在的话说，是叫作“很爽”。稿子写好了，他马上站起来，向四周环顾。他的这一套动作，后来影响了好几个知青。这种时候，即使他穿着带葱花味儿的对襟小棉袄，也比披军大衣的县委领导要自信。
我向梁老师走过去，我们这间办公室只有几平方。我伸过手，把我写的什么小报道放到梁老师的桌子上。他不是先看稿子，而是首先扭开蓝墨水瓶旁边的红墨水瓶。十分钟以后，他把我那几张稿纸都批得一片红。对我们几个知青，梁老师不会训人，也从来不讲该怎么写。他只是把稿子还给你，红红的，然后，他去干他的事。我暗中想过，怎么让那些稿子上少一点儿红墨水，让他没处下红笔。是在他那儿，我学着一点点“抠”每个字每个词。
在大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听人说，梁老师是全县最硬的笔杆子，第一流的快手。他们只议论他写的材料，用他们的话是“别的不说，领导都认!他能摸准领导的脉”。也听人很含糊地议论过他，说他呀……档案里有点东西。
后来，我知道，他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时间在五十年代末。一个家住省会城市的学生，被分配到乡下去教中学，很明显是受到了惩治。但是他从来不谈那些。他是我见到的唯一只字不提过去，也只字不提将来，只活在当日当时的人。他推开办公室那扇掉了蓝油漆的门，就是向我们布置今天要做什么，一二三四条。
开全县知青代表大会，都是在冬天。前后十几天，他最忙。有一年为了赶县委主管领导的报告，我们要整夜加班，梁老师不断地写。我记得那天很冷，我们不停地去钩火墙。他写，我和另外一个知青誊清。他写好了一张，马上拿过来，我们把它复写一式六份。三个人像一架组合起来的大机器，他是第一道工序，我们是第二道。每小时复写二千一百字。半夜，有人抬进半筐黑不溜秋的冻梨，摆在狭窄的办公室中间。不久砖地上开始流出冰水，谁困了就去吃一只黑梨。
报告一直写到天亮。等我们交了最后一页稿，吃完了东西走到街上，县城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已经听见县领导拉着领导的腔在念报告了。不是一只喇叭，是四只大的高音喇叭，固定在一根柱子上，朝向四个方向，全县城的哪个偏僻的角落都能听见。那种报告听久了，在耳朵里形成一些抑扬顿挫的嗡嗡声。都说梁老师的笔杆子硬，就在于到交稿子的前一个夜晚他才动笔，而县领导拿到了他的稿子，连顺都不用顺，可以放心大胆地直接宣读。
梁老师伸着懒腰说：“这哪儿是县委领导讲话，这是我在讲话!哪句不是我写的，他念的。我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我说了一宿的一二三，早晨起来，他照本宣科念一遍!”
梁老师一说这种话，我们的美编袁老师急忙去关门，袁老师说：“老梁，这话，关上门说!”
关上了门，梁老师已经没什么可说，哼几句京剧，想喝口酒了。
二十年中，我不断回忆起梁老师，一点一点，从年代的推移里体会他的那段话里面包含的可笑、滑稽、荒谬、无奈。说了这些话之后，他一般总是加一句：“什么屁老鸭子!”
梁老师能喝一些酒。在完成了领导的长篇报告之后，他总喝酒，一喝就醉了，醉了以后，绝不说什么，直接去值班室的火炕上睡觉。都说酒后吐真言，梁老师什么也不吐，说完了“屁老鸭子”之后转身就走。“屁老鸭子”是他的结束语。
有一次，他从值班室出来，眼睛还没全睁开，迎着我问“几号了?”他以为他能一觉睡过半个月吗?
和他熟了以后，我问过他，像那种总结报告，完全可以分给我们每个人写一段，反正都是套话，即使照前一年的抄一大段，领导也不知道。
他十分认真，他盯住我说：“你们千万不要沾上这个。在我这儿，你们自己写点小通讯小散文，看点书，顺手写点什么都行。写这个，把人都给写坏了!”
经过了二十年，这种随口说出来的话，他一定早忘了，但是我记着。是从他那儿，我懂得了“写”和“写”截然不同。到今天，在我判断所谓文坛里面的各种“写作”的时候，梁老师这话仍旧是我的尺度。我要警惕，不要把自己“写坏了”。
梁老师从来不谈文学。
一次，有一个男知青，敲了敲门进来，说他给小报投诗歌。他戴着一顶狗皮帽子，满脑袋焦黄的长毛，还挺礼貌，问谁是梁老师，要请教梁老师怎么样写作。
梁老师正在看什么书。突然把书放下，加高了声音说：
“屁老鸭子!”
他只说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他也不解释。
那知青不明白怎么了，愣在那儿。记得后来我们送了他十期《广阔天地》，一大卷，他夹着报纸走了。
梁老师管一个小书柜，那些书都是他买的，并且保管钥匙。我记得那里面锁了《鲁迅全集》、《多雪的冬天》等。我向他借过《格瓦拉传》，那书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还看不出它其它的价值，认为它最适合一个扎根农村的人的典型读物。梁老师不向人介绍书，也不评介书。还书给他，他就默默地收回去。
我们几个叫他“梁老师”，因为他只管我们几个知青，没有官职。他教过的学生后来干什么的都有。其中一个学生被突击提干，成了县里的领导。那年轻的领导到我们知青办来，站在小走廊里开始发指示。走廊又窄又高，很拢音，领导又有很好的嗓子。他正大声地发表议论，提到梁老师，用的是“老梁”两个字。他没注意到我们几个知青和梁老师正从外面进来。
走廊是丁字形的，大家正好汇合在交叉点上。“老梁”这句话，我们都听得很清楚。
梁老师用三角眼的眼皮夹了那人一眼，那人马上降了声调。我觉得他的嘴唇想改口说“梁老师”，终于没有说出来。
进了我们那间小办公室，梁老师一直走到他乱七八糟的办公桌前面。说了一句：“都是什么屁老鸭子!”
从梁老师那儿我知道了，年龄大的父亲，都格外娇惯幼小的孩子。可能在这一点上，他稍微像一点儿鲁迅。一九七五年的我们，感觉梁老师差不多是一个老头，可他的两个孩子还都没上学，带到办公室来玩，那孩子就在桌子下乱钻乱窜，闹翻了天。梁老师也不骂他们一句，特别是那个男孩子，说话口气很大，经常张开嘴，仰天大笑，这一点很像他父亲。
当年的梁老师可能只有四十几岁。那男孩子才六岁，父子的年龄差距很大。在一个办公室三年，他从没对我们讲过以前的经历。从外表上看，他并不是被压抑着，也没把什么藏起来。他是都消化了，像五个小时前吃过的饭，早已经不存在了。消化，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功能。
有一次，我们口头会餐，议论长春市的什么街什么店有什么好吃的点心。我看见梁老师手里的材料放下了，很投入地静听。我突然想到，他和我们永远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七十年代从城里下到农村，他早我们十几年，提前被下放到县里。他的家和我们曾经在同一座城里。他也有小的时候，可能也馋过那些店里的糕点。我们还可以有将来，有招工招生，再回到城里，他却不能了。几乎每个知青都有苦闷的体验，都有一群人坐在夜里一唱就是几个小时的经历，我大致能知道，他那一代人有过什么。但是只有自己感觉到东西才确切真实，而梁老师那么平静地活着，平静地走动和端坐，没人能窥探他。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县里，我专门回过一次家。家里让我报考，而我在犹豫。我在县知青办呆得很舒服，我不太想参加考试，我的真正学历，只是小学四年级。
坐火车回到县里是一个冷天的傍晚，我直接去知青办。那个场面我记得太真切了：窗外有积雪，傍晚的阳光金紫金紫地照在有霜的玻璃上。办公室里当时只有梁老师在。我坐下，他抬起头说：“你该抓紧时间复习了。原来在我这儿的人，我都送他们上学。现在要考试了，这是好事儿，靠自己考上大学!靠推荐，念的算是什么大学，狗屁大学!你们几个都考上了，我才高兴。”
我感觉他的话里有一种伤感，好像我们几个和他一起办报的知青都在心里准备好了离开，各奔自己的前途，只把他扔在这间小办公室里。
可能这伤感只来源于我，是我单方面的。他跟没事儿一样，给我分析我该怎么样复习课程。我记得他说，语文、政治、史地都不用看，只有凭平时的积累，那些东西漫无边际，你应该拿分的是数学。数学考试的起点应该是因式分解，你把这个部分攻下来，因式分解一分不丢，其它的题不做也行了。从明天起不用来上班，要专心复习。
现在，回忆那个傍晚的他，有一种田忌分马的清晰明了!他的认真和严肃，都让我惊奇。我当时还心里嘀咕：我将要面临的事情，有那么重大吗?
是那种金色的黄昏，梁老师直接把我推上了参加高考的道路。天灰暗下去，我们离开办公室。他在后面锁门，我在提前变黑的走廊里向前走。我听见他锁好门以后，拖拖拉拉的脚步声在我后面。出了门，他骑上破自行车，嘎吱嘎吱压着雪回家了。
后来，我开始复习，然后回集体户所在的公社参加考试，考试后回县里等通知。我们几个知青都参加了高考，而且都先后收到了入学通知，只剩下他和无数的材料、报告和一张八开的小报。有时候，他还要跑印刷厂，自己去排版车间，删增铅字，而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快速衰退、完结。
我站在知青办的大院子里，行李和箱子都被搬上了知青办的解放牌汽车，时间是一天的下午，吃过了饭。那几天，已经有好几个知青离县报到去了。送走一个人，大家都感到很平常，谁都知道知青是早晚要走的。梁老师从里面出来。他好像在戴手套，要出门的样子。我没想到他走过来说，我送你回家吧。然后，我们都坐进了驾驶室。
一路上，梁老师和我和司机都说些闲话，跟每次开车到下面集体户了解情况一样。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从东北方向进入长春市。我家当时住在城市的西南方向。
我知道在我之前几个知青离开，他都只简单嘱咐几句，和知青办的人一起送到院子里，为什么他要跑这么远，送我回家呢?我心里一直悬着这疑问。
我给他指路，他扛着我的行李，在我的前面进了我们家。放下行李，坐也没坐，他说要马上赶回县里去。我对父母说：“这是梁老师。”
在我到县里的三年中，我父母都没见过梁老师，他们客客气气地把他送出了门。一直到他打开解放牌汽车的门，我还是以为他要顺便回他父母的家看看，也许他还有自己的什么事情进城要办。但是他对司机说，快点回县，回去吃饭。
到今天我还觉得，我父母一直没有对他说过三句以上的话，在我心里是个遗憾。他们只知道他是县里的一位干部，只是有礼貌地送他出了门。
二十年中，每次想到这件事儿，我都会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做人和写字，是不是梁老师认为我能做到?
我从此回了城，下乡的生活结束了。
那以后，只见过他一次。在十多年后的一九八六年。
又过了十年，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我回东北的时候，在一起办过报的知青派车，把梁老师从现在的九台市接到长春来，我们在一家海鲜酒楼的豪华包房里吃了一次饭。
服务小姐端上澳洲大龙虾，在勘测设计院当处长的知青举着酒杯说：“当年，我们都没有门子，全靠了梁老师，把和他无亲无故的咱们这一帮人借到县里，每个月还发三十九元的补助费。谁不知道那时候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梁老师让我们少挨了多少累……”他提议为他这一大堆感激话干杯!
我也举杯，我看见坐在我左侧的梁老师也举起杯。梁老师还是说话简洁，声音照样高亮。但是，他已经60多岁了。
我问他，他说还住在那间小平房里。我能记得他弯腰在小厨房的大铁锅旁炒菜的姿势。
梁老师说他教过书，有不少学生，但是我们前后十几个和他一起办报的知青对他最有感情。我觉得那天他很高兴，已经真是老人了，倒进杯里的酒不用让，自己就喝。我想，他和我们这些知青在一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我稍微问过他后来的工作，他不细说，好像不算愉快，但是他也不在乎。
他突然提高了声音说：“这辈子我在乎过谁呢?”然后张开大嘴笑。
在餐桌上，我觉得根本没可能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餐桌上的话都是应时应景的。
他没问我平时都在写什么，对于我，某段时间里，写是件大事儿，他看来可能是小事。他问我们家里的生活之后说，很好，喝酒!可能写字在他看来，只是一捧沙子一捧土，活着比沙土真实重要得多。我们那个当了处长的知青说的都是真话。但是二十岁的人再累，睡八个小时的觉，累就消解了，梁老师仅仅是让我们少挨了三年的累吗?
我真正想说的话是别的，那种话在九十年代的餐桌上，根本没有等值的听众和气氛。
什么也没说，吃了饭，喝了酒，梁老师上了车，一直等在门口的车快速调头，亮灯，梁老师回了他那个新近升为了市的县城。
梁老师，我在纸上写一些话，纸和笔都不会发言反对。餐桌是公众的，纸和笔是我私人的。一个人在年轻气盛的时候，走上写作的路是偶然，支持他能不停写下去的东西，已经比当初上路的时候复杂得多。梁老师并没直接引导我走上这条道路，但是，我从特殊年代中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那里感受到的，是一种不松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