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四十岁了，我才终于明白了在他头脑中顽固的“长女”观念!他想做一个牧羊人，而我该是他驯好的“头羊”。可惜，他准备教给我的，我一样儿也没学会，连骑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也能难倒我。那时候，他这个脑子里残留着旧观念的人一定相当失望。
七十年代最初的两年，他和妈妈又送我们三个孩子学器乐，满城地去见乐团演奏员，幻想他们的孩子能学会一技之长，可以在未来的社会中活得好一点。
爸爸，谁能想到，我并没有能够依照你的意愿，学会任何一种糊口的技能，成了一个写诗的人。我感觉，他在心的最底层是不想我写的。他的潜意识里，写作无异于引火自焚。
最早让我懂得了“文字狱”的，恰恰是我的爸爸。
中学毕业前，我准备下乡了，在一张小纸上写了一首根本找不到韵脚的诗，放在信封里。他以为我是要投稿，突然对我发火，说：“不能把这东西寄出去!”
可是，我反而一直写下去了。
到了一九九○年，他打长途电话给我，竟然专门和我谈学习会计业务的事儿。他说，他刚刚认识到，会计是一种有用的人，到老年也有人会用你。到了那种时候，他还是想为他的女儿找一个结实的饭碗。
我没有在他连年的催促下学会一种生存本领。他去世一年以后，一个老同学告诉我，她一九九三年去过我家，看望我的父母。我爸爸对她说：“他们都没工作了，将来我都养着他们。”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甚至领受了荣耀的大责任。而且，他指的是我们一家三口人。这世界上，极少的人，甚至只有我和我妈妈能明白他说出这种话其中深藏的含义。他不仅付出了他的一生，还准备再为我们付出。
终于，他在心里是以我们为荣的。
最后一次听他的道理，是在一九九六年的九月。他又把我叫到离他病床最近处，轻扯着我的头发，用他那永远都带着含意的眼睛望着我。他说：“别再写了。你答应我，别再干那熬心血的事了!”
这是唯一一次。我一点也不抵触他的大道理。我点头。
过去，我自以为我是我爸爸的反叛者。他为警察这职业干了四十八年，而我全身自由。但是，像我这样写作，等于把我的全部心血都交出去。我永远也学不会不动筋骨地写。最后有一天，我将被抽成一个透明的人。我准备接受他最后的建议，在某一天坚决停止，只字不写，像在街头“卖呆儿”的人一样，看着太阳穿过云彩向美丽的西天落下。
爸爸，我们约定好了同时卸任，你从一个警察，我从一个诗人，我们一起变成小胡同里的平头百姓。
我爬到他绝对禁止我们上去的日本式拉门最高一层，他们的书都在那里，包括爸爸瞒着妈妈偷买的书。我胡乱翻那些书，看不懂字，就看上面的水墨画。屈原是个佩长剑的高瘦子。李白说：“天子呼来不上船。”我在那上面躲藏一整天都没被人发现。他们的书很少有外国人写的，除了《牛虻》和那本有黑乎乎照片的《卓雅与舒拉》。
爸爸，你为什么一直以为一个人写的必然不是他心里想的?你为什么以为一个人的内心永远不可示人。爸爸，你怕什么!
我感觉他在警察和中国古典诗词之间，找到了一条隐身栖存的通道。他在狭窄的暗处活着，在暗处的那个人，才是我真正的爸爸。像我躲在拉门里，那里面黑漆漆的，要噤声屏气，才不被人发现。
大人们在我们睡下之后，还要讲一阵话。隔着墙，听见他们很低的声音。我经常听到他和妈妈在谈论某些事情的时候发出一种特有的齿间音。他们用那种声音，表示着对周围境况的不屑和轻蔑。我的爸爸在胆小的同时，又是内心里强硬、决不动摇的人。他可以不说话，但是绝不会有一点的敷衍、奉承和圆滑。他们是多年的警察，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有一丝的个人权利。徐敬亚第一次来我们家，他感到惊奇，这一家人为什么任何东西都要去买，包括几根铁钉、一把镙丝刀和钳子。我问他，不买怎么会有呢?他说，在这个城市里，他认识的人谁不是找个熟人到工厂里去拿?我的父母没有那种熟人，他们从来没有随手去拿的习惯。
曾经和我在同一个县知青办工作过的大学教师在一九九六年对我说，那个时候的王小妮简直不是这个社会上的人。这位教师告诉我：“当时我真是怀疑，这个孩子的父母是不是根本不准备把这个社会上的事情告诉她，哪怕是不教给她，也该侧面地提醒，怎么能把一个孩子天然地放到外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