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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流年共向冬

时间:2023-12-03    来源:网络    作者:盛禹九  阅读: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吴宓的文章,不只是因他是我所敬仰的一位老师,也因他的女公子吴学昭是我的老同事和朋友。每当我见到学昭,就很自然地记起了她的爸爸——吴宓教授,也记起我的一段难忘的学校生活。

  1946年秋,我考入武汉大学。从湖南的偏僻山城来到风景秀丽的珞珈山,在我面前展现出的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校舍飞檐碧瓦,宏伟壮丽;周边山色湖光,葱茏碧透;四时花香鸟语,寂静清幽;置身其间,有如物外桃源。初入学府殿堂,更使我感到新奇仰慕的,是那些名家教授:每天课后,一个个西服革履,或礼帽长衫,风度翩翩,鱼贯而出。其中,有一位长者特别引人注意:他,中等个儿,面容憨厚,经常穿着一袭灰布长袍,一手拄着手杖,在校舍间匆匆来去。人们告诉我:这是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著名的红学家吴宓,精通六国语言,专长西洋文学。此前,我听说过吴宓的名字,知道他曾主编《学衡》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和鲁迅、胡适等人有过激烈的论战;尽管当时我学的专业(法律)和吴宓毫不搭界,仍对吴宓其人发生了兴趣。

  “不合时宜”的教授

  进校头一年,出乎对西洋文学的爱好,我旁听过吴宓教授的《英国文学史》课程,虽然次数不多,但印象深刻。我看到,老师进入教室后,首先打开随身带的布包袱,把里面的备课笔记和有关卡片放在讲台上;接着走到黑板前,把这堂课要讲的主题,和有关的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详细地写在黑板上,然后开始讲课;可在讲课时,并不翻阅这些笔记和卡片,而是全凭记忆。他在讲台前走来走去,侃侃而谈;在分析作品时,常不假思索地背诵一些原作。还记得,老师背诵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Day(《能否把你比作夏日璀璨》),当他背到得意处,拿起身边的手杖,随着诗的韵律,一重一轻地敲着地面,此时他的身心已融入诗的意境。

  吴宓教授向学生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在学习经典文学作品上,我主张背诵。我喜欢早起学习,早晨空气清新,脑子清醒,记忆力强。”“我最看重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哪怕一分钟的浪费,也会使我精神不安。”听人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能全部背诵下来,反映出其学术根底深厚和学习上的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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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外文系系主任,吴宓为系里工作付出了太多心血:他给学生设计比较完备的课程,聘请和介绍许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来系任教和讲课,并且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许多外国文学书籍建立起外文系图书馆。可他的辛勤劳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947年3月4日,吴宓写了一则日记:

  下午二至四时,外文系图书馆开馆,宓往指导。乃学生来者只二三人,殊乃懊丧。使宓痛感今日学生不好学,与宓之每事徒自热心,空费精力也。其实,岂仅外文系图书馆开馆来者寥寥,当时甚至连吴宓的主课都少有人听。记得这年5月2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武大讲演。此前不久,我在文学院布告栏里看到,吴宓用毛笔写的、字迹工工整整的一个纸条,其中写道:

  “今日宓来授课,教室内空无一人。珞珈山风景优美,正是诸君大好求知时期,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为憾……”这里,吴宓对“今日学生不好学”,不仅“痛感”于心,而且言之于外了。

  过去我一直以为,同学们不上吴宓的课,只是由于当时学潮的影响。从1947年开始,武大的学生们(包括鄙人在内)大都参加到“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去了。学生们忙于传阅地下书刊,办墙报,座谈讨论,以及参加抗议游行各种活动,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情上课?!

  五十年后,读到当年吴宓的另一则日记:

  晨8~9点上《文学批评》课。徐本炫、刘万寅二生来见,嫌宓所讲太浅近,又嫌宓不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宓滋不怿。盖宓在武大恒觉未能尽我之所长,发挥正常作育英才。而诸生懒惰不好读书,愚暗凡庸,反讥宓为不合时宜,益令宓无所恋于武大矣。

  原来,同学们不上吴宓的课,还另有原因,那就是对吴的授课内容有所不满。徐本炫是我十分熟悉的一位学友,外文系学运中的积极分子。他的意见反映当时学生中一种“左”的思潮。吴宓的专业和特长本来就是“国学”和“西洋文学”,不学习其专业特长,却要老师阅读和讲授“中国新文学作品”,何异“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吴宓毕竟不是趋时媚世的人物。他一生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尽管其学问和专业不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曲高和寡,在以政治为时髦的国度里,同样难逃无人喝彩的厄运,其一生寂寞令常人难以想象。吴宓在武大执教期间发出“未能尽我之所长”、“不合时宜”的浩叹,反映其内心的痛苦与悲哀,这是促使他后来坚决要离开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欲知宓者,请视紫鹃。”

  吴宓在武大期间聊以自娱自慰的,是对“红学”的研究:教学之余,不忘撰写文章,或在校内外作学术报告,发表他对《红楼梦》的各种见解。吴宓研究《红楼梦》,既不同于索隐派,也不同于考据派,而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红楼梦》,更着重于对人物的剖析。

  其实,1920年在美国留学时,吴宓就曾对哈佛大学师生讲演《红楼梦》,以麦戈耐狄尔教授(G.H.Magnadier)的小说理论,分析《红楼梦》作为优秀小说的六大特色:第一,宗旨正大;第二,范围宽广;第三,结构谨严;第四,事实繁多;第五,情景逼真;第六,人物生动。除了但丁的《神曲》外,在西方文学中难有与之媲美者。吴宓写过很多文章,对贾宝玉、林黛玉、紫鹃、王熙风等人物进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把卢梭的所谓“二我”之说,也即心理学上所谓“双重人格”应用在贾宝玉身上,认为甄、贾二位“宝玉”都有着曹雪芹的影子。这样的解释在今天当然已经不再新鲜,但在当时还是“独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的。

  和其他红学学者不一样,吴宓对《红楼梦》的研究还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常置身于《红楼梦》角色之中。我在武大读过他发表在《武汉日报》的《论紫鹃》一文,对紫鹃忠诚、善良、执著的品格褒扬备至。我至今仍记得这篇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吴宓仰慕紫鹃,“爱屋及乌”,也仰慕其主人林黛玉。在吴宓看来,林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像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和维护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

  在武大期间,还听到一则有趣的佚事:吴宓在昆明西南联大教学时,有一家小饭馆老板为招揽顾客,将其店铺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得知后,去找老板商量把铺名称换掉;作为补偿,他愿意送老板一些钱。他说:“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用作店名,亵渎了林妹妹。这件事在昆明一时传为笑谈。

  不管上述传闻是否属实,吴宓对《红楼梦》确实已到痴迷的地步。他像紫鹃一样,始终不渝地忠诚于自己的文化信仰和景慕的人物。例如,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吴宓坚决捍卫孔子的历史地位。他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六一”惨案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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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6月1日凌晨,国民党政权为了镇压武大学生运动,出动军警数百人,包围珞珈山,抓走数十个老师和同学。为了营救被绑在囚车内的同学,学生们和军警们在男宿舍前的马路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国民党军警们狗急跳墙,开枪射击,有三位同学(王志德、陈如丰、黄鸣岗)倒在血泊中。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营救行动,在日字斋宿舍拱门前的马路上,目睹惨案发生的整个过程:王志德同学(江苏人)被枪弹击中,倒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脑浆迸裂,惨不忍睹。我差点也成了烈士。

  “六一”惨案唤醒珞珈山的师生们,从此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一致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从来不过问政治的吴宓,此时也按捺不住了。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严词谴责国民党对学生的暴行;当听到被抓的师生中有外文系的教授和学生时,更有着切肤之痛,便毫不犹豫、自告奋勇地去找他的陕西同乡、武汉行辕负责人孙蔚如等人说理,要求无条件地释放被捕师生。由于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也由于吴宓等人的努力,武汉当局终于释放了所有的被捕师生。外文系教授缪朗山被捕出狱后决定去香港,吴宓帮他买好机票,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亲自送他去机场,并在机场等候,直到知道缪氏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后,才返回珞珈山。

  被释放的外文系的学生中,有一位是给吴宓老师提意见的徐本炫。1952年,徐本炫从武汉调《中国青年》杂志工作,与我一起共事。在“肃反”运动中,徐因1947年在武大被捕的事受到审查。当时,值我参加外调工作,曾多方求证为徐辩诬澄清。事后谈及此事,徐对我表示十分感谢。

  “野烧难存先圣泽。”

  1949年4月,吴宓在珞珈山武大寓所写了一首诗:

  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

  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

  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

  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

  这首诗的题目是“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步陈寅恪兄己丑元旦诗”,虽然是“寄蜀中诸知友”,实际上是对好友陈寅恪诗作的唱和。陈“己丑”诗写于1949年1月,原诗如下:

  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橘黄蕉斗岁新。

  食蛤那识今日事,买花弥惜去年春。

  避秦心苦谁同喻,走越装轻任更贫。

  独卧荒村惊节物,可怜空负渡江身。

  陈寅恪晚年在“岭南”落户,吴宓“余生”留在“剑南”;陈寅恪“避秦心苦谁同喻,走越装轻任更贫”,吴宓则是“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

  尽管两人晚年落户地点不同,两人不去台湾留在大陆的贫困状态和无奈心情则是相同的。

  “野烧难存先圣泽”。长期以来,吴宓一直以“存先圣泽”(保存和保护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也因此被批判为顽固的“守旧派”。实际上,吴宓在上世纪20年代回国以后,就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许多优秀文学经典名著和先进文化,说明其人并不“守旧”。当年,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口号下,不仅要“把全部国学,包括文言文都送到垃圾箱里去”,甚至主张废弃汉字,取消中医、京剧,扫荡所有国粹,“全盘西化”;老祖宗传下来的任何精神遗产统统报废,实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之滥觞。吴宓主编《学衡》,提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吕明国粹,融化新知”;他撰写发表《论新文化运动》长文,主张存旧立新,反对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因此,过去包括鲁迅和胡适在内的许多文化人,对吴宓和《学衡》的批评乃至批判,都有失之偏激和公允处。正如吴宓弟子季羡林所说的:

  雨僧先生当年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为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落花早惜故园春”。吴宓借用“落花”、“早惜”二词,感叹中国传统文化之花果飘零,以及自己之悲愤已久。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此后中国传统文化被毁弃愈演愈烈,直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发展到“史无前例”和“人神共怒”的地步。今天,人们重新评价孔子的学术和功绩,传承和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更显露出吴宓当年的远见卓识。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

  “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按:此处的“万劫”,应作“乱世。”

  解;“惊”字,指“前途未测”。当时,吴宓是“惊看世局新”,不是“欣看”或“喜看”“世局新”。1949年,吴宓本来有出国的机会。他之所以不出国,是因实在舍不得离开中华文化植根的这块土地。吴宓十分热爱中华文化(包括宗教、祭祀、礼仪、服饰、饮食……更不用说经、史、子、集所有的中国经典),十分习惯于中国的社会氛围、生活方式、人伦关系等等。1949年4月29日,武汉解放前夕,吴宓匆匆飞往西南,是因对新世局的不察:能躲就躲;躲一天,算一天。

  这和陈寅恪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陈于北平解放前夕登机南下,来到广州,不再前进一步去香港。陈寅恪也是愿远离政治中心,但不愿离开中华文化故土,其心态与吴宓完全相同。

  吴宓原以为去四川“作剑南人”可以安度“余生”。事实上,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28年,“人与流年共向冬”,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酷惨烈:他多次挨批受整,两次被剥夺授课的权利;在“文革”中更是受尽百般凌辱和摧残。《吴宓的最后岁月》一文叙述了其中一些细节,例如:

  吴宓都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大会小会、个别追查、车轮战术、疲劳轰炸,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醍醐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于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吴宓在“文革”中不断受到这样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以至足髌目盲,最后被遣送回陕西老家……人们听到,这位留下逾千万文字精神遗产的一代国学和西洋文学大师,离世前满怀悲愤和撕心裂肺的呼喊:

  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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