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经历了奇迹般的复苏，显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在这一时期，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创作思潮如同滔天骇浪，各自以强悍却未免短暂的态势攻占了文坛的高地。
这样新鲜而迅疾的改变体现在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例如，1980至1986年间，每年大致有20篇左右的短篇小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获奖小说的风格几乎是在以年为单位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在阅读当年获奖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作家张石山在1980年与1986年两次斩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获奖作品《镢柄韩宝山》《甜苣儿》，都没有外在地跟从当时潮流，而是顽强地凸显着自己的独特风格。作者对自身熟悉的乡间生活，不仅艺术再现驾轻就熟，而且对乡土文明具备了一种高屋建瓴的审美观照。他以一种简练、轻松而富有乡土气息的语言刻画出极具特点的人物形象，讲述着令人悲欣交集的乡间故事。其作品的主题、语言、叙述方式，确实都与当时的大多数小说有所区别。
可以说，当大多数作家仍裹挟在时代的滚滚浪潮中进行探索与反思时，张石山已经找到了独属于他的创作方向，展现出一种天然的超越。虽然他几乎在1980年代后就离开了小说创作，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成就仍然像一颗明亮的彗星，给当代小说史夜空留下了耀目的明亮。
本文主要以《甜苣儿》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中的人物形象，探讨作者对农村文化的理解、浅析作者灵感来源，从而展现张石山独特的创作风格。
人物形象
甜苣儿：参天花木，枝叶凋残
小说《甜苣儿》中，女主人公甜苣儿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从童年到青年直至步入中年，她的性格始终随着跌宕起伏的命运不断变化。
在作者笔下，童年的甜苣儿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常复杂的性格。从人性上讲，甜苣儿无疑是善良而坚韧的。她始终用发乎天性的温柔与顺从来面对父亲的怒火、母亲的病弱，认真而耐心地操持着整个家庭的内务。同时，面对种种尴尬的困境，她常常展现出异常的成熟。当父亲无缘无故地暴跳如雷时，她没有哭泣难过，更加没有试图辩解，她仅仅是平静地告诉父亲：现在我的家务还没有做完，你可以等一会儿再教训我。在本应天真烂漫的童年，甜苣儿已经学会了咽下委屈，以忍耐来“降服”自己的父亲。乡间生活的艰辛与传统的强大，更易催人早熟，而小说中看似平淡的表述，读来却格外使人心酸。
无论是日常劳作还是待人接物，甜苣儿始终是早慧的，这样的早慧几乎会使人忽略她内心的孤独。在当时的农村，宴请教书先生到家中为孩子起名十分常见，甜苣儿的父母也为她进行了这样的仪式。然而，先生酒足饭饱起身离开后，整个家中只有甜苣儿自己记住了先生为她所起的官名叫做“张曼卿”。在年幼的女孩心中，这个好听的名字代表了一种未来，一个有关书本、知识与自由的未来。她没有办法将自己对未来的畅想告诉父母兄长，只能沉默而孤独地将美梦藏在心里。我甚至不忍去想象，寒冷的冬季的每一个早晨，她是怀着一种怎样的期待站在教室门外，虔诚地聆听先生教授的课程。站在讲台上的先生，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叫她“张曼卿”的人。
然而，甜苣儿充斥着体罚的上学时光，竟然也只有短短两年。结束学业的那天，一向沉默听话的甜苣儿痛哭不止。面对这样的情景，她的父亲也竟然破天荒地温和起来。虽然很少与女儿交谈，但他应该能够朦胧地感觉到，自己的女儿正孤独地承担着美丽梦想的发生与幻灭。原本应该天真无邪的童年中，甜苣儿没有体验过轻松的生活，没能对谁使过性子，所有的心酸委屈，不过化成了此时的一场悲泣。
如果说这场酣畅淋漓的哭泣是甜苣儿童年的终结，那么玉米地中放肆的一声尖叫，则拉开了她青春的序幕。民兵队长四黑牛觊觎甜苣儿的葱茏的美貌，准备在玉米地中为非作歹;甜苣儿则十分“不识抬举”，在一阵挣扎后逃出四黑牛的毒手。在这次屈辱的交锋中，甜苣儿性格中锋锐的棱角第一次显现出来。她可以承受繁重的劳动，对父母委曲求全，放下所有的天真与任性，但毕竟还有一些东西是她不愿放弃的。正因如此，当一段时间之后四黑牛因为恼羞成怒打伤甜苣儿时，她并没有像自己的父母亲戚一样忍气吞声，而是四处奔走求告，希望为自己讨回公道。
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带着满头满脸的青紫，抛头露面地诉说自己的遭遇——这样的努力像是一场英勇的战争。虽然甜苣儿毫不意外地输了，但她内心深处不可触碰的坚硬，终于轰轰烈烈地生长起来。她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围墙，墙的外面不仅有四黑牛之类的流氓地痞，还有自己的一众族亲;而墙的里面，只有她和她的心上人。
我曾不止一次想过，如果甜苣儿的爱人不是自己的同族兄弟，她的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副样子。而少女最美的年华只有一次，张曼卿就在这段光阴中爱上了五服之外的同族兄弟张庆云。两人如何相识相知，花前月下乃至海誓山盟都隐没在故事的背后，他们的爱情第一次见到天日，就面临着不可逾越的沟壑和无法逃脱的毁灭。爱人之间的血缘触犯了宗族最为严重的禁忌，甜苣儿与庆云不仅不能相守，而且名声扫地。
面对所有族亲对这段感情不遗余力的阻挠，甜苣儿再次展现出无比的决绝：她喝下“敌敌畏”，用生命本身来抗争命运。此时，她的母亲病卧床上，父亲倒在院中，哥哥正在庆云家中伸张所谓正义，整个家中鸡飞狗跳一片大乱。最终，还是甜苣儿小学时的先生出面，和学生一起推着平板车将她送去医院。
当张曼卿变回甜苣儿离开小学时，她的童年走向终结;当甜苣儿在先生的板车上短暂地变回张曼卿时，她的青春也不可避免地结束了。在这样的巧合或是安排之中，宿命的力量使人感到浓重的悲哀。读至此处，我甚至以为甜苣儿生命之中短暂的明媚将会彻底消失;然而，当她从鬼门关前绕回自家大院之后，她的人生才真正开始了挥毫泼墨。
重生的甜苣儿不再温柔也不再顺从，她对矿工丈夫颐指气使，对父母二人呼来喝去，俨然从温润可人的少女变成了嘴尖毛长的妇人。可在醉酒之后卸下伪装，她也不过是终于任性起来的孩子，想要弥补自己整整一个童年的遗憾。她的话语虽然难听，不过是变了味道的娇纵;坐在床上等着母亲端饭，则像极了有些懒惰的小姑娘。
事实上，与庆云超越婚姻关系的爱情，才是甜苣儿对命运振聋发聩的反抗。血缘的羁绊、伦常的束缚，在她的眼里都变成云烟一般。她喜欢庆云，所以她就一定要和他好，一定要生下他的孩子。她向别人夸耀自己的儿子像极了庆云的眉眼，仿佛一生的遗憾，都已经纷纷变成圆满。此时此刻，甜苣儿终于获得了她渴望的自由，而这样的甜苣儿，配得上四个字——人莫予毒。
在作者朴实无华的笔致之下，不过寥寥万言，甜苣儿便走过了她坎坷艰难而又光芒万丈的人生。这个美丽的少女像是山野中的花朵，起初中规中矩地成长，而后默默无言地开放，直到一道雷电使它枝叶凋残，才开始死而复生后的枝繁叶茂。虽然它的枝干已经长歪，愈合的伤口也显得丑陋，但它的花朵却是那样芬芳馥郁，零落之后还能结成甜美的果实。
故事走到结尾时，甜苣儿已经不再美好，她温润的性格被雕琢出棱角，美丽的容颜也被时光剥夺;然而，她却是无比真实而独一无二的。在我的眼中她不是纸页上苍白的画面，而是活泼泼的生命。从这一层面来讲，《甜苣儿》的作者绝不仅仅是在叙述一个故事，他是在进行真正的创造。甜苣儿不是某种类型人物的缩影，她是在代表她自己发出生命最强的呐喊。
我想，甜苣儿无疑是一个完整、成熟而丰富的人物形象。她心中的火焰焚毁了与生俱来的枷锁，使得她热烈而勇敢的天性熠熠生辉。
庆云：春秋笔法，敢于爱恨
甜苣儿的同族张庆云是本篇小说中唯一爱情故事的男主角。虽然作者加诸于他身上的笔墨不过寥寥数语，既未正面描写他的相貌，也未曾让他吐露只言片语，但毫无疑问，他的面容与性格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变得格外清晰。
从甜苣儿的父亲口中，我们知道庆云曾经在田间把四黑牛打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这当然不是因为张庆云好勇斗狠，而是因为他的胸膛中埋着一股不忿，他要为自己喜欢的姑娘出头;从甜苣儿次子稚嫩的脸庞上，我们则依稀可以看到庆云昔日的俊朗的面容。他一定曾是四里八乡最出挑的少年，才能让甜苣儿不顾一切，倾心相许。
而张庆云身上真正使得我无比感动的，则是他在大幕落下、繁华收场之后于甜苣儿身边默默的陪伴。“敌敌畏”风波之后，甜苣儿浴火重生，性格也从温婉顺从变得乖戾娇纵。而张庆云则一直在她身边，包容着她的变化，陪她一同冲破枷锁、罔顾禁忌，用年年岁岁的相守来完成当初不离不弃的诺言。
坚韧而有血性，俊秀且能担当，区区百字的篇幅中，作者已经用他独特的春秋笔法刻画出一个既敢爱又敢恨的男子形象。这种意蕴深刻的写作方式，使得我不禁想起莫泊桑的著名短篇小说《项链》。
《项链》的主人公玛蒂尔达为了一次宴会的风光而葬送了自己的一生。她在不断攒钱购买项链的过程中失去了所有的美貌与自由，最终才发现自己丢失的不过是一条廉价的赝品。玛蒂尔达的命运使人为之扼腕叹息，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从头至尾都有一个人默默无言地陪在她的身边，与她一同面对无穷的辛劳与苦难。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
这位在职场中艰难打拼的小职员始终在尽己所能地宠爱着玛蒂尔达，他为她搞到难得的请帖，花四百金法郎给她买漂亮的裙子，更在整整十年的时间用尽一切方法帮她偿还沉重的债务。他说话并不利索，在妻子面前显得有些唯唯诺诺，但他对待爱情的心情却简直像一个虔诚的殉教者——他与妻子玛蒂尔达，就恰好住在殉教者街上。读至此处，我几乎要拍案而起，为莫泊桑的匠心叫绝。仅仅是行文之中偶然荡开的一笔，就使得这位小丈夫的形象变得鲜活，使人感动。
虽然张石山的语言风格与莫泊桑并无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他对张庆云这一形象的刻画却超越了小说内容与风格的限制，与莫泊桑不谋而合。这种刻画人物的春秋笔法，既能完美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又不会因为冗余的篇幅而分散读者的注意，因而使得整篇小说不仅有突出的中心，更有秀丽峭拔的背景。阅读这类小说的过程就像是欣赏水墨山水，大片的留白之中蕴含着无穷的深味。
通过分析《甜苣儿》中甜苣儿与张庆云的形象，可以发现张石山在刻画人物方面有许多独树一帜的特点：首先，他实在是一个白描高手。在行文过程中，他常常可以用极为简捷的语言勾勒人物形象、凸显人物性格。比如张庆云的性格特点，就完全是由文中其他人物的只言片语所勾勒出来。其次，文中许多看似不经意的情节，都是他匠心独运的设计，与人物的性格转变息息相关。比如甜苣儿喝下“敌敌畏”之后教书先生的出现，就会使人突然回想起甜苣儿叫做“张曼卿”的时光，生出命运无常的慨叹，并且感受到她性格的两次改变。
同时，在他的笔下并不存在脸谱化的形象。无论是甜苣儿、张庆云，还是四黑牛、甜苣儿的父母都有自己很特殊的性格，他们既不是完美的好人，也很难说是绝对的坏人。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作家刻画某个人物的结果只是绘制了一张脸谱，反映某一类人的共同命运，那么这种创作已经落于下乘;真正成功的创作之所以发人深思，是因为它塑造了足够复杂而具有特点的人物，人们可以自然地从这个人物的不同侧面看到自己或他人的影子。
而甜苣儿与张庆云，就是这样的人物。
总而言之，虽然小说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但在更多时候，生活本身的悲欢离合都远远比小说更加残酷。而张石山笔下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就几乎可以匹敌生活的真实。很大程度上，这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都源自于他对于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
文化意味
在张石山的大部分作品之中，农村乡野文化一直都是最为核心的文化元素。具体到《甜苣儿》中，作家创作所依托并同步展现的农村文化，主要有以下几种突出的表现。
民谣民歌：血脉中的旋律
《甜苣儿》一文里，民谣与民歌一直作为朦胧的背景元素伴随着整个故事的发展。例如，甜苣儿的名字就与“四月半，甜苣芽儿满手攥”这句民谣紧密相关;而四黑牛与甜苣儿在玉米地中的一场交锋，也被乡间小儿变成民谣四处传唱;至于民歌“串过门你莫怕我挨他的打，为哥哥你我任他杀来任他剐!”这样露骨的表达，则几乎可以算作甜苣儿与张庆云两人的感情宣言。
由此可见，与其他文学艺术样式相比，民歌民谣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力。民歌民谣堪称中国浩瀚的民间亘古而然的自我表达，堪称中华文化音韵美最为乡野、也最为酣畅淋漓的一种体现。同时，从丰富的民歌民谣之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乡村文化孕育出的独特语言，也能看到农村的生活状态、情感状态。
相比于城市生活的中规中矩，农村自有它的奔放与自由。我曾在乡间听过一首民歌，第一句便唱道：“三苗白菜一苗苗高，人里头挑人就属那哥哥好”。当时唱歌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先生，而我却在其中听出了少女的心情。这个姑娘既没有欲拒还迎，也没有欲语还休，而是把自己最为诚挚的真心，开门见山地唱在了歌里。她的感情是那样的热烈而浓郁，无须粉饰就别有一种美丽。
而张石山若干小说作品突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使得乡野中难以捉摸的音韵歌吟用文字凝固了下来。他独特的行文驾驭，使得民歌民谣完全内化于故事，成为叙述或描写的一个部分。读者不需吟咏或歌唱，便能够体会到这些歌谣深处的美感。在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进展中，民歌民谣的使用，不仅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而鲜活，亦且在无形中成为读者感受体验农村文化的桥梁。
乡间俚语：精妙的“翻译”
《甜苣儿》之中的人物对话极富特色，既保全氤氲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又不曾给不同地域的读者造成理解障碍。读者可以轻松地看出人物在用乡村的语言进行对话，却不会把这种语言带入任何一个具体地区的方言。
我们知道，中国的方言具有丰富的流动性：从黄河的发源地到入海口，沿岸居民大多能够勉强交流;而一座高山相隔的两个小村落，则可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方言。面对这种先天差异，如何使得不同地域的读者达成统一的理解?在我看来，这要仰仗张石山对于家乡方言精妙的“翻译”。
例如，甜苣儿回答父亲时，如果说“我记着”，并不会给人什么特别的感受;如果说“我记着哩”，就带上了浓浓的土味儿。又如，把“什么”两字变成“甚”也会有很奇妙的效果，“你干甚哩”就远远比“你干什么啦”更有乡村的感觉。这样的例子在全文之中随处可见，简单的“哩”、“甚”像是催化剂，把平淡无奇的对话变成了典型的乡村语言。这种对于语言局部的微调并不会影响读者对于文意的理解，却为小说平添了不少农村文化气息。
张石山喜欢演唱民歌，他的演唱风格给人印象深刻。他唱的仿佛是原声态、又不全然属于原声态，其间有他对民歌味道的理解把握，他能将那种味道经由“翻译”而传递到受众更易接受的层面。具体到他的小说，作者对乡土语言的“翻译”之功，同样达于某种境界，不仅使得人物的形象更为鲜活，也为故事本身增加了许多幽默的元素。比如，不少喜欢甜苣儿的少年都喜欢到她家的门口说些“猪肥狗瘦，王八绿豆”，这样的八个字，读来朗朗上口，也将那些少年们的情态刻画殆尽：少年们分明在没话找话，不过是为了能够多看看自己心上的姑娘 。这八个字看似简单，却让一幅趣味横生的画面生动了起来。又如，甜苣儿一众叔伯的话语之中间或带着几个所谓的“脏字儿”，这类极其符合人物形象与真实语境的语言并不会令人不悦，反而让叔伯们气急败坏的样子更加活灵活现，读来使人哑然失笑。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人逐渐失去农村的基因，成为彻头彻尾的城市人。方言这一丰厚的文化宝库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如同美人白头、英雄迟暮。不难想象，或许数十年后，所有小孩都会在相似的环境之中长大，说着相同的普通话。阡陌纵横的乡村，佶屈聱牙的乡音与他们隔膜无关。面对这样的现实，张石山的叙述方式显得格外可贵：他找到一种途径，可以将口耳相传的方言“翻译”成脍炙人口的文字，从而将方言的基因永远留在了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
生生不息：农村文化惨痛的伤痕与壮丽的复生
《甜苣儿》语言通俗，并不难懂，然而初读此文，我却对甜苣儿的经历产生了隐约的疑惑：乡村的男女们唱得出那样富有生命力的民歌民谣，原本应该拥有超越城市的奔放与自由;然而甜苣儿的一众族亲不但懦弱地听命于民兵队长，更不惜以“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对待甜苣儿与张庆云之间的爱情。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为了解答这一疑惑，我再次深入小说本身，希望寻找到作者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答案。
在《甜苣儿》之中，主要存在三个中心矛盾：第一，是甜苣儿与四黑牛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六叔六婶(甜苣儿的父母)、二大爷二大娘等亲属与四黑牛之间的矛盾;第三，则是六叔六婶、庆云父母与甜苣儿、张庆云之间的矛盾。不难发现，除了甜苣儿本人之外，民兵队长四黑牛是处在矛盾中心的人物之一。
所谓民兵队长，并非是农村自古便有的角色，而是政治变革后权力延伸的产物。在不少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他都用不同的面貌粉墨登场：例如，《小二黑结婚》之中的金旺兴旺兄弟，便可说是《甜苣儿》中四黑牛的前身。这两部小说中的民兵队长们名字不同，形貌各异，却都极好欺男霸女，身上透露出难以掩饰的无赖气息。
若要讨论“民兵队长”这一典型形象的意义，有必要先从农村自我管理的历史谈起。中国古代官分九品，便是最小的九品芝麻官县令管辖的地界也远远大过了今日的一村一庄。那时候的村民一直凭借乡规民约自我治理，重大事项由各族老者商议决定，各家各户则由宗族血缘维系在一起。这种管理方式虽然随着朝代更迭不断演变，却始终有其自由、温和的一面。因此，习惯了相对松散管理的村民们很难适应单一权力的突然介入;更何况，由于政策实行时的疏漏，导致乡间掌握权力的民兵队长、村干部往往是地方一霸，仗着“天高皇帝远”，便肆无忌惮地为祸乡里。这些“土皇帝”的出现，不仅严重扰乱了农村的生活秩序，更给农村文化带来了根源性的伤害。
在《甜苣儿》一文中，这样的伤害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面临四黑牛对甜苣儿的侮辱与殴打，甜苣儿亲戚们表现得“人尽可欺”。他们聚在一起口头义愤填膺，却终究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向四黑牛讨个公道。二伯、六叔、七叔这些家族中的长辈在四黑牛面前唯唯诺诺，显得那样无能而懦弱。然而，从文中的只言片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家的男儿大多脾气火暴、爱憎分明，他们如何能够无能，又怎样可以懦弱?这实在是因为，在张家生活的小山沟中，四黑牛泼天的权势已经折断了所有张家长辈正义的脊梁。
与此同时，面对甜苣儿与张庆云之间有违伦常的感情，甜苣儿的亲戚们则表现的无比大义凛然。他们用辱骂痛打等一系列极端的方式逼迫甜苣儿与张庆云，几乎使得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情节设计似乎是在批判农村的宗法余孽。然而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这样两个事实：首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甜苣儿与张庆云确有亲缘关系，几分不宜结为夫妻;其次，从六叔六婶的态度来看，如果甜苣儿爱上的并非张庆云，而是其他外村外姓的男孩，那么二老未必会阻挠她的“自由恋爱”。由此可见，虽然宗族干预、包办婚姻在历史上也曾酿成诸多惨剧，但批判宗法制度、包办婚姻显然并非《甜苣儿》的主题。作者真正极力反对的，是甜苣儿长辈们处理问题的极端方式。
那么，这样的极端方式又是从何处缘起的?在往昔的农村，如果家族中的某个家庭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各家各户将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商仪。这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者大多可以给出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然而，在甜苣儿生活的年代，血缘宗族维系的管理方式已经走向了衰落。二大爷、六叔、七叔这几个急性子的莽汉聚在一起，马上商议出一个极不高明的办法——往死里打的“肉体消灭”。权力下行，不受制约，四黑牛的狂獗与家族的暴虐，不过是互为表里罢了。
由此可见，经历了管理方式变迁的农村文化至少受到了以下两个致命的伤害：其一，农村文化中道德的坚守，在绝对的权力与生存的需求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其二，宗族式管理的灵活与自由不复存在，所谓的道德准则成为了肉体暴力的伥鬼。
分析至此，我最初有关民歌民谣的疑惑已经得到了解答。过去的农村之中，少男少女的确曾经自由地唱着山歌。然而，那些没有拘束的时光已经渐渐沉入了历史河流的深处。如今山歌虽在，人们却变得拘于陈旧礼法和受制于权力意志，软弱可欺，再也没了当初的热烈奔放。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以上现象是否说明农村文化已经全然走向了衰落?
依我所见，这一问题的答案要从《甜苣儿》之中人物的象征意味说起。《甜苣儿》中共有三类主要人物：其中民兵队长四黑牛的言行代表了外部力量对农村文化的负面影响;六叔六婶、二大爷二大娘等族亲的行为体现了受到伤害之后异化了的乡野道德;而甜苣儿从温润和顺到人莫予毒的变化，于她个人而言是人性之中自由与执着的复苏;于农村文化而言，则象征了毁伤之后的突破。
诚然，无论从科学还是传统道德的角度来看，甜苣儿婚后出轨并且与张庆云近亲生子的行为都绝不正确。但面对礼崩乐坏、求告无门的现实，她实在已经一无所有、退无可退。此时此刻，她唯有用最为激烈的方式反抗，才能穿越“道德”的藩篱，达到本性的超越。正如汪曾祺先生的《鹿井丹泉》之中，俊雅的和尚归来爱上了母鹿，母鹿为他生下了娉娉婷婷的鹿女，这样的事情当然是错的，然而却又无疑是美的。无论是甜苣儿还是归来，他们的美丽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价值判断。
因此，我愿意相信甜苣儿之于农村文化的意义便如同她的名字，饱含了苦涩与甜蜜两种味道。她的存在就像是丑陋粗砺的岩缝中开出的花朵，代表了农村文化在死亡之后壮丽的复生。
结语
虽然我在儿时就曾经读过《甜苣儿》，但我真正懂得它的深味则是在几年前的一个假期。
在那个假期，我与家人到五台山旅游。登上北台顶后，我无意中发现文殊菩萨的神龛之前摆放着一些游客折来敬献的花朵，里面最显眼的是一枝火红的山丹丹。很少有人知道，一株山丹丹每一年中只会多长一个花苞，而眼前这十七个花苞的山丹丹，其实已经足足十七岁。我不忍想象，十七年的光阴中，这株山丹丹要经历了几多风霜雨雪，才能盛放成这般美丽的样子?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其实甜苣儿很像这株山丹丹：她们都经历了艰难的成长才孕育出今日的美丽;然而，她们也都被虔诚地折断，献祭在人们的信仰面前。幸运的是，甜苣儿毕竟比花朵更加坚韧，她在苦难之后重生，得以突破藩篱、旁逸斜出，幻化成美丽的另一种形式。念及于此，我站在北台顶的山风之中，竟为甜苣儿生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在这段旅程之后，我重读《甜苣儿》，果然生发出许多全新的感觉：我看到了作者刻画人物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我体会到了作者那种沁入骨髓的对于乡村文化的理解热爱;我感受到了这段故事背后潜藏着的无穷的生命力，而那生命力就来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
《甜苣儿》所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或许便正是这源远流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