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四十年前的一件往事，可在我心里生了根似的。
那是学大寨的火热年代，我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经过几年摸爬滚打，出息成村里的民兵营长。我们村有两千多口人，四千多亩平坦、肥沃的土地。每年白露一过，是农活最忙的时候。要把一穗一穗还不十分成熟的玉米掰下来，靠人拉板车或畜力车拉回各生产队场院。紧接着是割玉米秆、刨茬子、拉农家肥、畜耕翻地，抢在秋分前种过冬小麦。早一天、迟一天出苗不一样，产量不一样。这半个月为赶农时，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学校高年级的学生也要停课参加劳动。
小麦适时播种，赶上老天爷帮忙赐一场好雨，国庆后麦苗嫩绿嫩绿地展现在垅间，如无数条细长的绿丝带飘在人们眼帘，给渐显肃杀的深秋平添了一道暖意的风景。尤其在凛冽的清晨，承载着露珠的麦叶片上，大珠、小珠晶莹剔透，每一个露珠并不安分，只要一碰，就会滑落，小心翼翼接到掌心，清润酥凉，有一种沁人心脾的舒服感。
从立冬到大地封冻，这一个月是小麦管理的关键季节，如果让猪拱、羊啃，对于第二年的产量肯定会大打折扣。每年这个时期，民兵营的主要任务是护田，防止有人把家养的猪、羊放出来破坏。在这个节令，麦苗呈墨绿色，油亮油亮的，猪、羊吃上增肉上膘，有些人每年总在麦田上动脑筋，你白天管，他就晚上放，一些靠近村边的人家和保田人员捉迷藏，瞅空子逮便宜。
那年麦苗长势出奇得茁壮，预示着来年有个不错的收成。支部书记把护田的任务交给民兵营。我领着民兵营的十几个连、排长没明没黑地在大田里巡梭、赶猪、撵羊。羊啃没有猪拱严重，那时自留羊不多，而家家户户都养猪，有的一家就养两三头，猪拱一下一个小土包，顺垅拱下去，齐刷刷的麦苗被拱个根朝天，对于麦苗的生长是颠覆性的破坏。
支书在广播里喊了几次，有所收敛，而偷放猪的是一些几代红的贫下中农及大队有背景的人。支书给民兵营下了死命令，三天必须杜绝猪拱麦田现象，如制止不住，就要报请公社武装部，另选民兵营干部。正好我也接到通知：三天后到县里参加民兵集训。
三天期限对于我是一个天大的考验。
我们村主要是张姓、李姓，其他杂姓不少，都是三户、五户。村里干部绝大部分由张姓、李姓的人担任，其他杂姓是没这个份的，多少年都是如此。张姓、李姓，七姑八姨，称兄道弟，呼叔唤婶，有着无法理清的网状姻亲关系。
我和我的民兵营干部们经过摸排知道这些放猪拱麦的钉子户中有支书本家的叔叔，也有我内弟的岳丈。我们把猪赶回他们家，用央告的口吻让他们把猪管好，他们已有愠色，只是没有发作。特别一提的是我内弟的岳丈，他晃着硕大的脑壳，翻着白眼，鼻子哼了一下，算是给我下马威。这李大脑袋可是村里边的一个横人，一般人轻易不敢惹他，他也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那时我刚回村不久，一个水库占地移民来我村落户的小户人家，夫妇俩还有一个20 多岁的儿子，儿子挺本分，木讷，一说话就脸红，谁也不惹，在村里口碑不错。一天，这小伙子骑自行车路过，恰巧李大脑袋的80 多岁的老母亲拄着拐杖刚站起来没有站稳就一头栽倒在地，人事不省，三天后一命呜呼。这一下李大脑袋仗着他是几代佃户出身，又是李家大姓中辈分高的人，顶着泛红的硕大脑袋到了这小户人家不开口，只是用那大脑袋为武器左挡右掇，顶得那个小伙子四处逃窜。有目击证人说那小伙子冤枉，这李大脑袋仗势欺人，可又不敢做证。李大脑硬让小伙子出了一口棺材钱。那年月忙活一年的工分钱也买不成一口棺材。李大脑袋的横气在村里更嚣张了几分。
人嚣张，猪也张狂。村支书下令我们三天的任务已到最后一天的下午，几头黑白相间的架子猪在没脚脖高的麦田里分外显眼，左拱右旋，身后的麦田一片狼藉。我们也无后路可退，准备了绳子作绊索，来个攻坚战。
两个人把套索拴好，在这边以逸待劳。我们几个从另一边往这边赶。猪有点慌不择路，东西南北四处逃窜。有一头80 多斤重的猪比别的猪肥胖，被追赶到我们的伏击圈，一下子被套住脑袋。我们也不敢怠慢，三下五除二把那头肥猪的两条后腿用蹄扣捆结实，夹吆带赶拴在了大队广场。我让两个副手看管，急急忙忙去县城开会去了。
事后我听说逮了的那只猪正是我内弟的岳丈的。他嘴里骂骂咧咧地到拴猪的地方要解绳子放猪。那猪见了主人，流着白沫的长嘴巴要上来拱他、蹭他，他摩挲着猪脑袋，可绳子就是解不开。两个民兵干部当然不让他解。这一来一往，他又亮起了红红的脑壳，冲过来。顶这个，那个拉他的衣袖，顶那个，这个拉他的衣袖。广场人越围越多，人们都看这横人的能耐。
支书陪着公社的一位书记来了，让全村人先到被猪拱的地里逐个看，又在广场开大会，让李大脑袋做检查。只见他那颗晃动的脑壳耷拉下去了，头上像开水锅上一样冒着热气，语无伦次地说着一句话，是猪把猪栏拱坏跑出去的。
支书宣布：从来年的口粮里扣除李大脑袋50 斤小麦，作为处罚性赔偿。这一下，全村再没有一个放猪拱麦的了。
七天的集训会结束后，我回到村里，气氛骤变，我内弟见我，远远地躲开，几个和李大脑袋沾点亲的，我称呼婶子、大娘的人，见了也我好像不认识。当晚半夜，有人朝我院内“咚咚咚”地扔了几块砖头。隔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有人扔进来一只死小狗。为此，老婆隔三差五给我吵架。弟媳妇一见我就会气鼓鼓地，几十年从未与我再说一句话。一些朋友也不搭理我了。李大脑袋装病在家，不出来见人。
第二年，我们村的小麦成了全公社的第一丰产村。每家每户比往年多分了几十斤白白胖胖的小麦。
那香喷喷的麦香，并没有换来那些人对我的好脸色……
白洋淀的尴尬
2000 年的仲春，我同友人一起去游白洋淀，以还我童年夙愿。那时从孙犁先生的小说里，从小兵张嘎的电影里领略过她的风采。我很羡慕雁翎队在淀里头顶片片荷叶、用打野鸭子的抬枪打小日本鬼子的兵船快艇;小兵张嘎淘气地把缴获来的一支手枪藏在大树上的老鸦窝里。这些终生难忘的细节伴着我一天天长大，我那时做梦也想自己变成一只飞鸟，飞离黄土高原，看看水上人家捕鱼捉虾，只看一眼也过瘾。
这个梦想在心头熬煎了几十年才变成了现实。我不想乘那游船快艇三下五除二地把白洋淀看完，于是租了一只小木船，在桨声咿呀中慢慢地向我心仪已久的美轮美奂的梦境靠近。
艄公很像一位现代喜剧小品演员，前额凸大，抬头纹很深，见有人欣赏他的木船，咧开没牙的嘴开心地笑着。他麻利地解开缆绳，小船悠悠地荡去。河汊宽不盈五丈，深不过三尺，水呈乌黑色，有一股邪味。
艄公说：“连年天旱，水越来越浅。”说罢，朝天空连连作揖。
我看他“呼哧”、“呼哧”拼命地划双桨前行，不一会儿头上已密布豆粒大的水珠儿。
我说，您老一大把年纪了，该回家抱孙子了，还在乎这几个苦力钱?
他连连摇头，由于划船是手脚并用，全身运动，听他喉间，连连有“噗噗”声吐出。
船行二里许，河汊渐渐地展阔起来。
岸边的湿地生长着一丛丛茂密的芦苇，已窜出地面尺许，墨绿可爱，尖尖的苇叶被微风簇拥着，调皮地你挤我靠，互相摩挲。
出于好奇，我们让艄公停靠，稍事歇脚。我们带着照相机上岸，人一走上去，脚下土地松软而富有弹性。望不到边的苇丛被纵横的河汊切成各种不规则的图画，远远近近的村庄隐没在绿波荡漾的苇子的海洋里。苇丛里有一股发甜的、让人心旷神怡的清新。
沿途见一群群白鸭、麻鸭在河汊里凫来漂去，张开大嘴在水中觅食。一个放鸭的“司令”划着小船驱赶着麾下成千上万的“兵丁”，荡荡悠悠地收兵回营。我从艄公嘴里得知，一个养鸭户，养三千只鸭子一年收入在五万元左右。不时有机帆船驶来，那是新打的青草，很鲜嫩，是鸭子上好的饲料，这八百里的大淀有多少鸭司令?谁也一下子搞不清，只见往来小船穿梭如织，都与养殖有关。
艄公扯着公鸭嗓子和过往的船家打招呼。河面渐宽、数不清的河汊通向一个个村庄。船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我还打听到小兵张嘎是真有其人，现住在一个叫张各庄的地方。我遥遥祝福那个被艄公所指长满杨柳的地方，为这位还健在的老人深深地长揖。
夕阳西下，我们还要赶回保定，就没去“水寨”参观，让艄公从另一条河汊往回返。
船划出不远，一股刺鼻的臭味铺天盖地而来，定睛一看，岸上是一堆堆死去的鲤鱼、白鲢。艄公说：“这儿有不少网箱养鱼人家，因上游一家化工厂排污，把鱼儿也毒死了。
中央电视台已经曝光，现在正打官司哩。”
舶公很健谈，什么话儿都愿讲给我们听。他每划这一趟能赚40 元，他不管揽客业务，只管划桨卖苦力，人已被双桨打磨成了弓形。气管里好像有痰塞着，在喉管里呼噜、呼噜，可他并不在意，照样往手心上吐唾沫。
两只脚在船头成箭步，一伸一收地划着，我要替他一阵子，他硬是不允许。我也不懂水上规矩，不敢勉强。
他说，他已经60 岁了，从未离过白洋淀，这大淀成了他的衣食父母。他一辈子没娶过媳妇。他还有年过九旬的老父老母靠他养活。
我们很谈得来，他不时对过往船上打草、或是放鸭子的小媳妇们挤眉弄眼，人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骂着他，他喘着粗气，开心地笑着。
他说到高兴处，眉飞色舞，汗津津的脸上流露着对许多美好往事的缅怀与眷恋。他还要我和他唱小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那段小曲。
他嘴上门牙已掉光了，显得走风露气，但他唱得很投入。
沿河汊驶过几个村庄，都是砖石新砌的高堂大屋，只是见这儿的人家都把厕所、猪舍的浊物都倒向河汊里，很煞风景。这些人是否多少年就是这样，吃着白洋淀，唱着白洋淀，又糟踏着白洋淀。而白洋淀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负载着、容忍着……
我们只好掩鼻上岸，付过船钱，那艄公还频频摆手。两只脚在船头上有节拍地跳着，从船上传来“嘭嘭”的回音。
时间过得飞快，当年的7 月我在贵州，打开电视一看，新闻中说：今年北方大旱，松花江断流，黄河中下游成了干河，白洋淀干涸。这是让人多么难以置信的消息，但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我嘴里喃喃着：白洋淀干涸、白洋淀干涸!白洋淀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像一个美丽的少妇被人剥光了衣服，在尴尬中死去，而死去的仅仅是白洋淀吗?
天公一怒，不知断了多少人的财路、饭碗，那位一辈子没出过大淀的老艄公，他如何去养活他的双亲?
我想整个白洋淀的渔民、船民、鸭农，包括千千万万的居民，他们随着白洋淀的干涸都生活在尴尬中。
但愿这样的尴尬给人类一个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