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扬琴
我和吴福有接到书面文件通知的第二天，红九矿革委会办公室又接到了局里的电话，让宣传队的演员张新民也一起跟我们到局文工团去报到。
工会武主任在小食堂摆了四桌，为我们送行。王队长说这一走三个人，对咱们宣传队来说，可是个大损失。吴主任说你别本位主义了，我们矿能为局里培养出人才，这是我们的荣耀。李生儒说，你培养培养我，让我也到局文工团，那我离家就近了，骑车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到口泉。刘指导说这样的人才可不是咱们培养出来的，咱们只能说是向上输送了人才。
回宿舍的路上，李新胜跟我悄悄说，有人说你去了文工团就会把宣传队忘了的。我说是谁这么说?他说周慕娅。我说不会的。
接到通知的一个星期后，也就是一九六九年的十月二十八日，工会武主任叫来那辆漂亮的淡绿色的大轿车，把我们三个人连人带行李送到了矿务局文工团。司机张师傅认出了我，说这就是一年前我到大同一中接过的那个小伙子吧，大同一中宣传队出来的，到底也是不一般。
张师傅的话让我想到，我在红九矿的时间，已经是整整的一个年头了。
跟大同市文工团和雁北文工团的命运一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矿务局文工团就被解散了。这次，按照宣传部薛部长的话说，矿务局革命委员会“乘着九大的强劲东风，又把文工团成立了起来”。
重新成立起来的矿务局文工团，直属局革命委员会宣传部领导。我们这些从各基层调来的人员，由局革命委员会企业处给开工资，原来是多少，还是多少。
妈，这下您就一百个放心吧，您的招人再也不是那个您日夜担心的，让“四疙瘩石头夹着一疙瘩肉”的招人了。
我说我们的文工团可真是漂亮，日本式的有走廊的回字型的建筑，当中的口字，是露天的小花园。我想起我妈不识字，我说：“跟您说这也白说。等引您去看看，您就知道了。”
我说大练功房满地都铺的是地毯，还有钢琴。我妈说，看那好的。
我妈她根本就不懂得啥是钢琴，可她还说“看那好的”。老人也是高兴地瞎应承呢。
我说矿务局跟个城市一样，就像是咱们的西门外，紧连着百货商场的是新华书店，就连位置都跟咱们的西门外是一样样的。
我妈说：“这下妈可是真的把心掉在肚里啦。叫舅舅去叫你表哥去。吃饺子。”
我说：“妈，我爹再有一两天就回呀，不等等我爹?”
我妈说：“你爹回来不会再吃?”
吃饭的时候舅舅说招人就是命好，应了个井下工人的名儿，可一天井也没下，绕了个弯儿，工资就成了五十四。表哥说我出徒已经两年了，才挣着二十七，是人家招人的一半儿。
舅舅说：“招人天生有才艺。不说别的，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那个大正琴弹得就比我强。”
我妈说：“你当是啥?跟木头说话，难呢。”
舅舅问我这回到矿务局文工团，是叫你做啥，还是弹三弦?我说今天上午是报到，下午薛部长给开了个会，具体让我做啥还没说呢。
我说：“我是想拉二胡，不知道让不让，明天去了才能知道。”
表哥说：“不是三弦就是二胡，他准是叫你做你最拿手的。”
我说：“我心想也是这样。但最盼的是让我拉二胡。”
我妈说：“甭价挑三三拣四四的，让俺娃干啥就干啥。”
我说：“噢。”
矿务局的地址在新平旺，距离城里只有二十来里。如果乘坐公交车的话，坐一路和六路都能。我没坐车，第二天我是骑着自行车来的。
头天报到时我知道，乐队总数是十八个人，队长刘玉文。还听说有一半是上届文工团的，另一半是像我和吴福有这样，跟各矿宣传队抽上来的新手。
刘玉文以前我没听过，但我知道王彤，他是上届文工团的首席二胡。
王彤他还是国内有名气的工笔画画家，最擅长的是画檀花樱花，作品出国展过。他的二胡水平可以想见，绝对是不一般。
刘队长问我在九矿乐队里是弄什么乐器。他用的词不是九矿宣传队王队长说的“耍”，也不是“玩”，是“弄”。
想想，“弄”好，比“耍”文气些，但也有“耍”的意思在里面，不显太死板。
刘队长问我弄啥，我心想你们早该知道，故意地问。我说是弹三弦。他说，不是也拉二胡?我说，我不是主要拉二胡，我是在忆苦剧里瞎拉几句《江河水》。他说怎么说是瞎拉?我说我跟吴福有两个人，不是按照谱子拉，是即兴地瞎拉。要是录音的话，这一次跟下一次不一样。
周围人都笑。
他说，那你再瞎拉瞎拉。
王彤给了我二胡。但这次我不是瞎拉，我是很正规地把《草原上》拉完了。他们都点头，王彤连声说好好好，那你在九矿宣传队里为啥不拉二胡呢?
我说我跟大同一中分配到矿上时，我可想拉二胡，可人家们不叫我拉，人家们已经是有拉二胡的了，让我弹三弦。
人们都笑。
王彤说：“那当时你弹过三弦没?”
我说：“没。现学。”
刘队长说：“那你给弹弹。”
王彤把三弦递给我。我接过，弹的是《苏武牧羊》。弹完，王彤点点头说，味道出来了。
刘队长给了我一个谱子，让我照着弹。这个谱子以前我没见过，后来知道这是他自己创作的《万人坑》里的一段，我当然是不会见到过。
我照着谱子弹过后，他们都点头。他们这又是考核我的识谱能力。
考核完我，又考核吴福有，还有别的人。考核了一上午。
下午，刘队长跟我说，新买回的扬琴还没调过弦儿，你给调调。
我很认真地调了一下午，快下班时王彤和刘队长过来，检查我调得如何，试试后，刘队长说小伙子行。
王彤说：“小曹，我看你给咱们打他扬琴哇。”
王彤说话口音像是内蒙呼市人，刘队长说的是普通话。
我抬头看他俩。
刘队长说：“对。扬琴就由你弄了。”
我一听，赶快站起说：“别别别。我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扬琴。”
王彤说：“你到九矿宣传队时，不是还没弹过三弦吗?现在也不是弹得挺好的吗?”
我说：“我当时是有秦琴的基础。可扬琴，就连半点基础也没有。”
王彤说：“天资就是你的基础。”
刘队长说：“定了。小曹就你了。扬琴就交给你了。”
晚上我才知道，原来跟哪个矿宣传队抽调了一个打扬琴的，可他来报到的时候，路上出了个交通事故，伤得还不轻。于是，文工团临时决定换人，可又不跟下面再重新挑选人，王彤提议“让小曹来”，还说“这小伙子肯定没问题”。
为了感激王彤他们对我的信任，再一个是我也是真的很喜欢扬琴。我就决心下苦工练习。
正好第三天就是星期日，我回家找二虎，让他领我到了他们宣传队，狠死地练习了一白天。吃完晚饭又来练，练到九点多，小郝姐妹俩跟口泉返来了，站在我背后听了半天，我没发现。小郝妹妹在我耳边“哒!”地大喊一声，吓得我激了个高高，差点儿跟凳子上摔下来。
那一天狠练，效果不错，进展很大，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的《翻过千重岭爬过万道坡》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冰山上的雪莲》《她为什么把心变》《怀念战友》《塔吉克的雄鹰》几个曲子我都能很熟练地敲打下来了。
星期一的一大早我就骑车来到文工团，进了排练室就又抓紧练。
练着练着，我就不由得放开声唱起来：
翻过千重岭唉，
爬过万道坡。
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
野马似的雪水河。
冰山埋藏着珍宝，
雪水灌溉着田禾。
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哟，
放开喉咙好唱歌。
我说过我有个毛病是，动不动就忘了自我。这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是在冰山下戈壁滩前，在放声歌唱。
身后有人鼓掌,才把我给惊醒过来。捩转身看，是王彤。
我站起说：“王老师。”
王彤笑着说：“不错嘛，不错嘛。”
我悄悄跟王彤说：“王老师，其实我最是想拉二胡了。”
王彤说：“二胡也有你的。你大概还不知道，咱们文工团的乐队，必须是人手两件乐器才行。”
哇!我太高兴了。
2
参观
乐队的副队长刘英是吹笛子的，他兼着京剧的月琴。他和刘队长到天津给文工团进乐器去了，还没回来。乐队还没有开始正式的排练，队员们各自都是自觉地练功。这正好是我练习扬琴的好机会。
星期日正常公休。
趁着这个机会，我决定把我妈领来，来看看我的文工团。在九矿宣传队时，我有半个月没回家，我妈不放心，跑到九矿找我。这次我是主动请她来。
我妈去年到九矿那次，如果算是对我的工作单位的考察或者是视察的话，这次就是参观，应邀参观。
我是骑车带着我妈跟城里头出发的。
我说妈我骑车带您去吧，不远，用不了一个钟头就到了。我妈说俺娃看哇。
我妈说“俺娃看哇”的意思是，或骑自行车或坐公共车，这事由俺娃来决定。
路过十里店村，我说妈再往前走不大会儿一拐弯就到我们大同一中了，我引您进去看看。我妈说俺娃看哇。
学生刚上完操，哇哇地叫喊。也没有人来问我们这是干啥，我领我妈看了我六十三班的教室，看了我那三年的宿舍，还看了大礼堂。一切都没变，就是学生变了。我说这时候如果是中午的话，我给您买炖肉吃，学校的炖肉可好吃了，那次我跟表哥吃完炖肉忘了回家，您把我表哥可打了一顿。我妈说，这是怨那个忠灰子，你小不懂得，他比你大三岁还不懂得?不想想说好的中午回家可没回，姑姑在家能不着急?
从学校出来，我们又向西拐到了去矿务局的路。
到了文工团，我把车子推进小花园，花园里的月季花开得正旺。我说妈您种过花吗?我妈说我种过庄稼，不喜欢那花儿呀草呀的。她说你姨姨喜欢种这，做姑娘的时候她在当院垒个高台子，里面种海娜，开了红花后把花叶捣成泥糊糊，用葵花叶子包在手指上，睡一觉醒来，指甲就染成红的了。我说您也染过吗?我妈说你姨姨硬给我包过，可第二天人家的指甲是红的了，我的不红，你姨姨说姐姐你那是黑夜让屁给熏了。
让屁熏了。我止不住地笑。
我把我妈引进了乐队排练室。排练室很大，墙的四周围有很多的乐器。
我跟我妈介绍说，我们乐队十八个人，要求人人都得会两种以上的乐器。乐队队长刘玉文是板胡兼着高胡。王彤是二胡兼着京胡。除了王彤，另有一个专门是以二胡为主的，可他的二胡水平不如我和吴福有，但他会拉京二胡。我小试着拉过京胡和京二胡，都出不了味道。弹三弦的是张子贵，他兼着中阮。他是跟大同市文工团调来的，吴福有曾经跟他给我借过三弦独奏的唱片，那张唱片对我的三弦的进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王彤的爱人叫李向仁，是乐队弹琵琶的，兼着女声独唱。
我妈认真地听着我的介绍，嘴里不住地“啧啧”“啧啧”，表示着是“了不起”“好”的意思，还有就是“你继续往下介绍，妈能听懂”，我也就当是我妈真的能听懂，继续往下介绍着。
我说您看这些，这是长笛，这是短笛。我妈说这笛子咋都是亮晶晶的好像是电镀了，我说这是铜管乐，小号、圆号、长号、萨克斯，也是铜管乐器。我说还有木管乐器，单簧管、双簧管、巴松。我说双簧管跟村里头的鼓匠班的唢呐有像，可人家双簧管听起来可柔美呢，唢呐就是哇哇的，吵得慌。我又指着贝斯说，您看这个，立起来快有我高。
我一件一件地介绍这些，主要是想叫我妈开开眼界。再一个是想叫我妈知道，比起九矿宣传队来，这里多好，多高级。过去的宣传队那是业余的，可现在的文工团，那就是专业的团体了。
我又把我妈引到演员排练室，揭开钢琴盖，叮叮咚咚弹两声，我说妈，这是钢琴，这么一架值好几万块呢。说着我又叮叮咚咚弹几下，我妈说快盖住哇，给人家弄坏可赔不起。
我说那次九矿杨师傅要把他的三弦拿走，我没三弦弹了，您还说“把咱们家的那些拿去用哇么”。咱们家有啥，大正琴，秦琴，那能叫个乐器?你看看这，各种各样的。我妈说，妈是瞎文盲不懂的哎。
返回到乐队排练室，我妈问说，这些管儿呀啥的你也会?我说妈我不会，因为我小时候学吹箫的时候，没人教我，我自己瞎吹，把拿箫的姿势弄错了，应该是左手在上面右手在下面，可是我给弄相反了，我吹箫的姿势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这完全是跟正确的姿势相反了，所以现在想吹这些管乐就不能了，错误的姿势已经是养成了，改不过来了。我妈说要是小小儿时候就还能改过来，一大了就不能了。我说您说对了，我有点懂得的迟了。我妈说俺娃没用人教已经会那么多的，行了，跟木头说话你当是啥，难呢。
我妈问吴福有是做啥呢，我说他是拉大提兼着中胡，我是扬琴兼二胡。我妈问哪个是扬琴。我的扬琴就在那里架着，我坐在凳子前，给我妈来了一段我妈能听懂的，我妈说你这是“北风吹吹雪花飘飘”。
我说：“妈真行，能听出这是《白毛女》。”我妈说：“咋不能?黄死人，没人智。”我说：“妈，人家电影里叫黄世仁和穆仁智。”我妈说：“反正就是他们两个灰人。里头还有个杨白劳。你爹说，白劳白劳，白白给地主劳动了。他那名字就没叫好。”
我爹从来没跟我说过对这几个人名字的谐音解读。
想想，这是刚解放时候流行的黑白电影，那时候我还小。
参观完我的宿舍，我又把我妈引到卫生间，我说妈一上午了，您去去厕所吧。
我妈说：“呀呀呀，你们这茅厕在家里头，能好?尿臊味的。”我说：“人家这是洋茅厕，用完后放水一冲，根本就没有臭味。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妈到完卫生间，我给进去放水冲了，又把我妈引出外间，拧开水龙头，让我妈洗了手，到我宿舍把手擦干。
我说：“妈，走吧，咱们吃饭去。”
我不回家的话，我妈在家自己是不舍得吃好的，我专门给我妈买了她好吃的红烧丸子，扒肉条。我说妈，吃哇，象眼子，梳背子。我妈没骂我瞎花。吃得香。
我这是要好好儿地请我妈吃一顿饭。
我问说，妈您吃我们食堂的象眼子，有如您舅舅家的好吃不?我妈跟我说过好几回，说她小时候，在她舅舅家吃过那个象眼子，记得是真香。
我给我妈碗里夹了一个，我妈咬半个在嘴里，吃完说，有如有如，有如你舅姥爷家那次的香。我问那时候您多大，我妈说那是十三四的时候，舅舅的二小子过十二岁圆锁。
我妈突然想起啥似的，先笑，后跟我说你舅姥爷那么灵，可他那个二小子是个愣货，他吃完饭了说，表姐你看我吃啥也吃不饱，最后喝了碗豆腐汤就饱了，早知道我就别的不吃了，光喝碗豆腐汤就行了。
我说真失笑。我妈说还有失笑的呢。我说您快说，我听。我妈说他跟外头耍回来了，跑进家跟我说，表姐表姐你摸我，我出了一头脚汗。
我愣了一下问：“他说啥?”
我妈说：“他说他出了一头脚汗。”
我听得差点儿把嘴里的饭喷出去。
我妈说你说他愣，可人家最后跟你舅姥爷学成了个好针灸大夫，啥病到了人家手里，几针就给你扎好了。我问说，那他到底是愣还是不愣?我妈说愣他是还有点愣，你想哇，不愣咋就说出了一头脚汗，他是正好开了针灸的那一窍了。
我妈说：“就像是你似的，开了耍乐器这一窍了。”
我说：“妈，莫非您认为我也是个愣子?”
我妈说：“俺娃不愣。俺娃耍乐器就像是你舅舅了。”
我说：“是哪个舅舅，五舅舅还是七舅舅?”
我妈说：“是你的舅舅。”
我说：“我的，舅舅?”
我妈说：“就是曹成谦舅舅。”
我一下子给惊住了。啥意思?我妈这话是啥意思?是不是二哥去年到九矿看我的事让我妈知道了?二哥那次还给我看了他舅舅的相片。还说，我的音乐天资像他舅舅。我妈这是不是在套我?
我假装吃饭没注意到她说什么，悄悄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说：“你那个舅舅唱耍孩儿在咱们应县南乡是出了名的。”
我试探着说：“是不?”
她说：“不仅是音乐方面你跟他像，就连长得也是一模一样的。你那年拿着你大哥的相片说他像你，其实，你跟你舅舅长得那才是像，就像是一个人。可惜他早早地死了。”
我不敢再应答什么了，我怕再说错话。我赶快打岔说，我给您舀碗鸡蛋汤去，我们这里的鸡蛋汤不要钱。
我端着两个碗去舀汤。可我舀回汤，我妈还说：“那年你拿着你大哥的相片说像他，妈就打你。后来想来想去，妈打错你了，妈不该打俺娃。”
我说：“妈您别说了。”
她说：“妈经过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印证了，俺娃不是那猫信鹘。”
我说：“妈您别说了行不行?”
她说：“妈真高兴。妈不说了。妈吃好了也喝好了，走哇。送妈到公共车站哇。”
3
表哥
我又抓紧苦练一个多星期，等刘玉文刘英跟北京回来，他们说已经听不出我的扬琴是现学的了。
宣传部薛部长要求一个月内排出一台晚会，到各基层去慰问，他说你们都是跟下面宣传队挑出来的尖子，一个月拿不出一台精彩的晚会，不好跟下面交代。
我们乐队不像是在九矿宣传队那样，大齐奏。现在是由刘玉文给写出配器总谱，人手一份，各练各的。到底也是“尖子”们，在一起合两回，刘队长就拍手满意了。
可是我心里知道，我的扬琴跟专业团体应该有的水平，还有着很大很大的差距，我就继续努力地练呀练，但是无论怎么练，两个键子弹奏出的滚音，永远是协调不了。最后发现是右手的过，再后来终于想到是什么原因了。我的右手指的中指第三个关节，在初中一年级时，让我们班的汪灵利给用刀捅过，捅得当时露出了里面的白骨头。这个伤，一定是也伤到了指头的神经。我跟刘队长和王彤都说了这个情况，他们听了我的实际的滚音弹奏后，刘队长说，这倒是也行。王彤说，才是不到一个月，弹成这已经很好了，以后还会进步的。
表哥领方悦到姥姥村。两个人骑车去的，住了三天。当时我妈不知道，回来后才知道。她把表哥骂了一顿，问给奶奶带啥了。表哥说给奶奶留了二十块钱。我妈问为啥不跟我说一声就偷着走了，表哥说跟您说了怕您不让去。
表哥承认说，他妈村里有人来告诉他，说他妈去世了。表哥是领着方悦到了他亲妈的村里，给亲妈上坟去了。我妈说，你跟我说难道我能不让你去尽孝心?小时候你妈有病，我给你买了好吃的让你去看你妈，可你把好吃的在半路上吃了，人没去。后来我才又买了一份儿，让招人跟你去了。
我说妈我记着这事，孟妗妗长得可好看呢，跟姨姨一样好看。
我妈说你姨姨跟忠孝妈是好朋友。说完“唉”地叹了一声，走开了。
这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回了家，家里是我最喜欢闻到的炖猪肉味道。再看靠着墙的木头条桌上，盆里有拌好的包油糕的花菜馅儿，还有曲好的豆沙馅儿。我知道这是要吃油糕。
我问是谁又过生日。我妈能记住好多人的生日，每到一个人的生日就吃好的。可她就是忘了自己是生在了哪一天了。
我妈说给你表哥吃喜头饭。我以为是“洗头”，我问洗头吃饭是做啥呢?我妈说，是你表哥要结婚呀。结婚前亲戚们请吃饭，叫喜头饭。
表哥的户口在仓门，是舅舅的孩子。仓门是主场。我妈是当姑姑的，以亲戚的身份请喜头饭。
哇，表哥要结婚呀。
表哥以前跟我说过，厂里有个女孩喜欢他，可她家长说皮鞋厂工资低，不同意，没搞成。
现在的这个对象叫小兰，祖辈是大同西霍庄的，父辈时，户口成了内蒙齐夏营人。
小兰我见过，长得苗苗条条挺秀气，个子也高。表哥就喜欢个大个子。
表哥跟小兰只见了一面，都说没意见。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结婚呀。
在这件婚事上，我妈负责女方要的彩礼钱，舅舅他们负责置办结婚的东西。房子也租好了，一个月两块房钱。
表哥结婚呀，我该给表哥送个什么礼物呢?想来想去想不出。表哥当时的工资是二十七块。是我的一半。最后我决定说，表哥这样吧，你的租房钱由我来打，永远都由我来给打。
打房钱，这算个什么礼物呢?想来想去，在表哥结婚后，我又送了他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表嫂很高兴，说这么贵重的东西你给我们，你留下哇，以后给对象。我说就给你了。
表哥结婚一年后，他说又问了一套里外的屋子，可房钱是一个月三块，他说有点贵。我说你住吧，房钱还是我给出。
我起先是每个月给他三块。后来，干脆是一年给他五十块。都是悄悄地给了表哥。这个钱，我妈不知道，表嫂也不知道。这个钱直打到十几年后他单位又分了楼房，才结束。
表哥平时不喝酒。因为家缺钱，喝不起，干脆就不喝，过时节也不喝。
我每次到表哥家，都是买了好吃的东西去的。实际上我是想让表哥和表嫂改善改善伙食。
我去的话，买一瓶浑源老白干儿。两人喝完正好，都觉得有点晕晕乎乎，可谁也没喝多。有时候，表哥看看酒瓶说，哥不喝了，兄弟你喝哇，哥不想喝了。
瓶里还有二两多，我知道他是想把这点酒留着，下一顿好喝。表嫂也看出了他的意思，说，兄弟想喝你陪着哇么。这时，我跟黄挎包里又掏出一瓶说，给，这瓶你慢慢喝。表哥高兴地说，哇，还有。
表哥好吃咸菜。吃再好的饭，有再好的菜，也要吃咸菜，喝酒时就更是了。他把榨菜嚼得咯嘣咯嘣响。
我们每次喝酒，都要说起小时候两人一个被窝睡觉，表嫂也知道我们关系，那是真正的好。
那次去了表哥家，他还没回来。表嫂正在洗头，家里满是香喷喷的洗头水儿的味道。表嫂问我有了吗?我说没有。她说那你不敢定还要找个啥条件的，我说，就像你这样的。她的脸红了，说你瞎说。我说是真的，像你这样我就真的满意。她说，那我有个妹妹，跟我一样，等哪时我给把她叫来，你们见见。
我说你先别让我妈知道，等我看完你妹妹再说。
后来见了。那天她让表哥把我叫到家，是她把她的妹妹跟齐夏营叫来了。可我一看，不如表嫂。我明跟表嫂说没看对，她问是咋了?我说，不如你。表嫂说，你瞎说，可比我好，你不愿意就算了。我说真的不如你。表嫂的脸又红了。
表哥单位的那个喜欢表哥的女孩，她的对象到皮鞋厂找表哥。那个人说表哥是第三者，打表哥，他女朋友给拉开了。表哥可不是那种让人白打的人，他服不下这口气，在厂外把那个人狠揍了一顿，眼睛出血。人家告了街道群专，把表哥给抓进去了。
街道群专就是“文革”前的派出所。他们问清是怎么回事后，说赔钱就放你走。表哥说那你们叫我姑姑来。街道群专直接通知我妈。我妈去交了钱，把我表哥给赎了出来。
这次我妈也没多骂表哥，只是说以后少给我“生死闯活”。应该是“生事闯祸”才对，我妈老是说些这一类的文明词。
星期六晚上我跟新平旺回来，我妈让我到皮鞋厂约上表哥，叫我们第二天到雨村。她一个人给了我们二十块，让给方悦送礼钱。
她说：“方悦结婚了，可不通知你们，是怕你们出礼钱。这也是穷人的一个穷心。”
方嫂说我一天介就听方悦说招人招人的，到底也是一看就灵。
表哥说，你们是不知道，他灵全凭着小时候我把他的脑瓜给磕开了窍，你问他有这事儿没。
我说有，六岁时候我站立在他的肩膀上，他问我站好了没，我说站好了，没等我话音落，他“冲啊——”撒开腿就跑，我一下子就后脑瓜先着地，狠狠地摔了个倒栽葱，当时眼睛发黑，半天才能看见人。
表哥说自那以后，他的脑子可灵呢，那是让我给他磕开了窍。
见人们笑，表哥说你们大概是不相信，可人们有啥事想不起来的话，都是拿手拍脑袋，拍两下就想起了，那为啥?因为一拍，脑瓜就有点开窍了。
看来，表哥他真的是认为我的脑瓜是他给磕得开了窍，要不，为啥经常要说起这个事。那次差点儿跟我妈要说，让我给打岔儿说开别的了。
夜里，我跟表哥方悦三个人在新房睡，方嫂在上房跟婆婆睡。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没起来，听的是有人进来了。可他们两个黑夜说话说得迟了，没听着有人进来。我听得有人进来了，抬头看，是小郝的妹妹，跟我笑。我低声问说，你来干啥了?她说我回老家呀，跟你告个别。说着，一低头，在我的嘴唇上碰了一下说，你好好睡吧。说完她就出去了，可我觉出嘴里甜甜的。我吓坏了，看看炕上的那两个，都还睡得死死的。
可是让我纳闷和不理解的是，那天的上午我跟雨村回到城里，听二虎说，小郝的妹妹出事了。她坐公共车回口泉时，遇到了小偷掏乘客钱包，她协助着售票员抓小偷时，让小偷拿刀给捅伤了，拉到医院后没有抢救过来。
我又想起小学时，我梦见郑老师，她把我叫到讲台说老师回老家呀，你以后要好好学习。早晨我到了学校，同学们说郑老师昨天夜里去世了。
小郝妹妹也跟我说的是回老家呀。
这么巧的事，怎么又让我给碰到。
4
新房
我妈说该给招娃问寻房子了。
五舅舅说，最难办的是房子。
我妈说，靠你这个担大粪不偷着吃的姐夫是不行，可你又刚给忠孝闹了房。
五舅舅说，那我也得言长些，再问别的人。
我妈说，要不我去问问下寺坡他舅姥姥。
舅舅说，都言长些，问寻的。
我爹说，我想起战友小师，就是给招人姨姨说过的那个小师，现在在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业部。
我妈说那还不赶快去问，借米借上借不上，又丢不了半升。
舅舅说去张上一口，碰碰，宁叫他碰了，也不要误了。
最后的结果是，我爹去了师战友家，人家到外地开会去了。倒是我妈问了舅姥姥后，有了结果。舅姥姥提醒说，听说刘生义街买过个房，她孩子还小，用不着呢，闲搁着。
刘生义街是我们应县人的说法，意思就是刘生义的女人。我叫她表姨，她大名叫个啥，我不知道，就连姓啥，我也不知道，就知道叫表姨。
表姨可厉害呢，在家里说了算，表姨夫刘生义在家里根本就主不了她，啥事也得听她的。可她再厉害再说了算，人们都不叫她的姓名，叫她刘生义街。
我妈找见她。她说表姐你急着用，那你先用哇么。我妈说那我得先看看房再说。
这是北小巷八号院一进门左手的一间小房，最多有十二平方米。原来是房东马中医放柴炭的小房。
这是私产房。一九六二年苦难时期，表姨用六斤鸡蛋跟马中医换的。
我妈看了说，这得拾掇。表姨说工不大。
商定的最后结果是，我妈用手里的新飞鸽车，跟表姨把这个房换了下来。两人都怕对方反悔，还请中间人写了约。
有了这个房，我妈心里不慌了。心想着，到时候拾掇拾掇，她住这里。圆通寺的房叫儿子结婚时当新房。
过了些时，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我妈又想着要在紧挨着我家的大殿台阶上的空地方弄个厨房。
慈法师父死了，大殿里面的佛像让红卫兵砸烂了。后来街道成立街办工厂，在后院另开了门，把大殿当成了印刷厂。台阶上挨我们家的那一半空地，我们家占着，放杂乱东西。
我妈步行到了雨村，找到方悦，让他进城帮着脱些泥基，说到蛋厂豁口的城墙那儿刨土，拉回院到炭仓前和泥，做泥基。方悦问您是做啥用。我妈说想在大殿圪台上搭挂间小厨房。
方悦说您这是给招人娶媳妇做准备呢，人家招人住圆通寺您那一间房呢?
我妈说不住也得住，要不住哪呢，靠你担大粪不偷着吃的姑夫，能给他闹上个好房?
方悦想想说，在大殿台阶上搭房房儿，能利用两堵墙不说，还有顶子。我妈说，我也就是说，省事。
方悦说姑姑您放心哇，小事一桩，咱们不到城墙挖土，村里头还愁点土吗?我妈说要好土，有筋气的。方悦说，姑姑您放心哇，过两天我就给您送去了。
我知道我妈这忙忙乱乱的，是为了给我做结婚的准备。可我不知道是出于个什么样的心理，非常的反对我妈要在寺院房檐下盖小房这件事。我妈说你有本事闹你的好房去，没本事你就甭管我。
我妈生气了，我不敢再说什么了。
有个时期因排练忙，我跟我妈打好招呼说两个星期不回来了。我妈她居然就在这个时间里，找了我的小朋友，让老王约了二虎、小彬、二虎仁、五虎、四蛋他们，把小厨房弄起来了。半个月后，我跟文工团回家时，已经是在盘炕洞。
小厨房盖好后，我妈又拧着我爹给我买自行车。我爹说，买哇么，那我再去找找小师。去找了，领导忙，人家又不在家。第二天师战友主动找到了我们家，看见箱顶上摆着的我的相片。
我也学着表哥和方悦哥，照过一张明星相，八寸大，装在木框儿里，在箱顶上摆着。人们都说照好了，我也觉得好。师战友也觉得好，说好英俊的小伙儿，我看咱们结亲家哇，我家的两个女子，看对哪个找哪个。又说有一个还跟你儿子一样，也是大同一中毕业的。
我听说有一个也是我的同学，但我想来想去，我认识的同学里面，没有姓师的。那一定是初中毕业的了。管他，去会会她。
第二天我跟新平旺提早回了会儿家，吃完晚饭就骑车去了。一见大女儿面，我就认出了，她是初中的学生。
她看见我，问说：“你是主义兵吧?”
我说：“噢，你是老保。”
大同一中的红卫兵分两派，先成立的是大同一中红卫兵，后成立的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参加的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先成立的红卫兵叫我们主义兵。我们叫他们老保，说他们是保皇派。
我俩就对了这么一句话，她跟她妹妹一招手，两人进里屋了。
回了家，我妈问好不好，我说不好，真丑。我爹说不能哇，我见过小师家的，两口子咋能生出丑女儿呢?我妈说孩子没看对就没看对哇，在找对象上头，听孩子的。又说我爹，那货你看是多会儿咱们拾掇仰尘。我爹看看顶棚说，下回回来就拾掇它。我妈说甭下回了，这就拾掇哇，拾掇完你再去做你那革命工作。
仰尘，就是字典书上说的顶棚。雁北地区的人们叫仰尘。
当时，老百姓家的仰尘都是用纸裱糊的，在木条条上先裱一层报纸，后再加一层麻纸。
每年过大年时，都是方悦来给我家刷房。看见仰尘有破绽的地方，他就给补上一条或者是一块。整个仰尘，大大小小少说有十几处补过的地方。这补过的地方因为不是一次补的，这一年跟那一年补过的地方颜色深浅不一样。每年刷房时方悦都说，姑姑您该打个新仰尘了，这破烂的，叫人一看这哪像是个公社书记住的家。我妈说，就那也住了十多年了。方悦说以后有人来给您招人说对象，人家一看仰尘，返身就走了。表哥说以后招人结婚莫非就住这烂房呀?不叫姑夫给找好房?我妈说这也挺洋气了，再说招人还小，不到时候呢。
那时候说的不到时候，这时候我妈认为是到时候了。
我妈决定，打新仰尘。
人们说揭炕撕仰尘，这是老百姓生活中最灰的两种营生。星期日上午，当我跟文工团回到家里，正好遇到了他们在做着这种又脏又累的营生。
我爹戴着个冬天的厚口罩，已经是把大面积的破旧的仰尘都撕下来。还有一大片在木框上垂吊着。当地放着两个高凳子。我爹站在凳子上，举着绑了一根竹竿的掸子。正在伸探着掸房上露出的椽檩，椽檩上丝丝缕缕地挂着长年的干网尘。
我妈脖子上挂着口罩，鼻疙瘩黑黑的，在下面张开着两臂在护着他。
他们都仰着头，集中着精力做营生，没有看见我进来。我说爹我给弄，他们才停下手。
我要替我爹，让他下来，我爹说啥也不下。他戴着个厚口罩，怕我听不清他的话，把口罩拉下点，露出嘴说，俺娃出去哇，爹一了儿是个灰了。
我妈也不让我上手，让我去说给舅舅，晚上来喝酒。
我进了南小房儿，锅里面炖着肉。
当我跟舅舅家回来，他们连炕板也揭开了，我爹正拿着吃饭的勺子，往干净刮炕洞里焦黑的炭渣。
我们挤在小南房的炕上吃晚饭时。我这才想起，我妈这都是有计划地在一步一步地做着她的这个大工程。第一步，以盖厨房的说法，盖了南小房。第二步，以让姥姥来住为由，给小房儿垒了炕。第三步，修整西房，揭炕打仰尘。这样，就能在南小房儿的炕上吃饭，睡觉。
我妈知道我爹没有能力为儿子解决得了房子这样的大事情，她也不骂他，她知道骂也没用。她就自己尽着能力，思谋着盘算着，给儿子准备结婚的新房。
又一个星期日我回来，见炕也打好了，新的仰尘打好了。是请本院儿的油匠刘叔叔给打的新仰尘，粉刷了白泥浆，还在仰尘的当顶安装了二十瓦灯管。
看着我妈那心满意足的笑模样，我心里却不知道是种什么滋味。
5
衣箱
房后头昝婶婶来家跟我妈说，曹大妈你这房子粉刷得白圪洞儿也似的，看样子这是给招人结婚呀。我妈说结不结先给人家准备上。昝婶婶说那三转一提溜二十四条腿你给招人准备上了吗?结婚时人家女方要求这呢。
我妈问说啥三转一提，二十啥啥啥?昝婶婶说手表转缝纫机转洋车转，这不是三转?一提溜是半导体收音机。我妈说那咋就叫个一提溜?昝婶婶说，半导体收音机走哪都能提溜着，人们就叫一提溜。我妈摇头说没听过。
昝婶婶说三转一提溜这是女方家里要的彩礼，那二十四条腿，是女方要求在新房里摆放的家具六大件。我妈问这又是啥?昝婶婶说三开门的大衣柜、双开门的小衣柜、明三层暗两层的大书柜、上头揭盖儿放米面，下头开门放碗筷的两用柜，还有带底座儿的衣箱要一对儿，你算算，加起来这不是六件?一件四条腿，六件不是四六二十四条腿吗?
我妈说这么多家具那得多大的房才能放下?昝婶婶说人家现在的女的都要求是二十四米的双倍房。我妈说这又是啥房?昝婶婶说一看你也是个啥也不懂的瞎文盲，每间房要求是宽四米长六米，对了，一米是多少我看你也保险不懂得。我妈摇头说不懂得。昝婶婶说一米是三尺，你算去吧，一间房宽是丈二，长是丈八，还得是两间这么大的房，里外套着，这就叫二十四米双倍房。我妈说把我杀了卖了肉也给他准备不了这么个齐全。
昝婶婶说，准备不出来那你就甭想着会有新媳妇坐你炕上。
我妈说你给昝贵准备上了?昝婶婶说我们昝贵那儿不愁，女的追的可多呢，白跟呢。
昝贵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一九六五年时他考住了山西中医学校，我考住了大同一中。一九六八年毕业后他分在了岢岚县医药公司上班。我到了九矿工作。昝婶婶说我妈，呀呀呀，你咋叫孩子到了矿上当窑黑子，井下四疙瘩石头夹着一疙瘩肉。我妈说我孩子在宣传队呢。昝婶婶说，宣传队那是个临时的，迟早也得下井。我妈叫她说得心里慌慌的，跟我说那会儿还不如插队当农民呢。我说您放心吧，我下不了井。后来我调到了矿务局文工团，我妈这才是真的放心了。可昝婶婶又说，馋当厨子懒出家，又馋又懒学吹打，当戏子可不是点正经的营生。我妈说孩子喜欢，管他呢。
昝婶婶说昝贵有女的白跟呢，我妈不想听她这话，好像是你的儿子有人白跟，我招人就没人白跟?
我妈说昝贵有人白跟，我们招人还有女的倒贴呢。昝婶婶撇嘴，说你就吹牛去哇。
我妈嘴里说着硬话，可自从忠孝表哥和方悦都结了婚后，她就跟我爹和五舅舅他们商量，给我着手做准备。我妈说：“啥三倍房两倍房，咱们就这个房。拾掇也拾掇好了，再换上几件新家具就行了。再有就是，不管人家女的张嘴不张嘴，都也得给人家女的准备个车子呀手表的，不能让人家白跟咱。”我妈这话，是表哥跟我说的。
大人不跟我明着说，我也假装不懂得他们忙忙乱乱的是在干啥。
结婚，这样的话咋好意思说呢?我觉得这两个字说起来就有点牙碜。
那年我是二十一岁。
三转一提溜，除了半导体收音机好买，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当时都是紧俏货，不好买。
我爹跟怀仁托着关系先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可让我妈跟表姨换了一间小房。我妈又让我爹给求人买回辆新自行车，家小又没地方放，我妈让五舅舅给寄放在他们缝纫社的库房了。
又过了一个月，我跟文工团回家一进门，我爹说我妈，给俺娃够出戴上哇。我妈跟衣箱够出个豆腐干儿大小的手绢包，我接住，沉甸甸的，展开看，是手表，上海牌。“上海”两个字设计得像是个大高楼。表还在走着。我爹说爹每天都给上呢，固定时间上，拧二十下，拧不动了不要硬拧，小心拧断发条。
我放在耳朵边听听，铮铮铮铮，真好听。我叫我妈听，我妈也听听，点头说，有钢音。我说那我就戴呀。我爹说买上就是为了俺娃戴。我妈说甭叫他戴，放那儿哇，以后有个用项啥的。我说快别用项了，我戴呀。
我妈说我：“招娃你不听说。”
我妈说话我就得听，不能让我妈说我不听说。我把手表用刚才的手绢包住，给了我妈。可我妈接住，没往箱里放，用手颠颠后，又给了我。
“俺娃想戴，要么戴去哇。”她说。
我爹说：“这不是个对?上海表我原来也是为给娃娃戴。”
我妈说：“那办事呢?”
我爹说：“办事那得以后再买好的。”
我妈说：“你能买上?”
我爹说：“慢慢的，慢慢的。”
表带儿是履带式的金属链儿，我戴在手腕上有点松。我说爹我戴有点松，我看您戴上吧。我爹说是给俺娃买的，爹不戴。我想起我爹从来也没戴过手表。五舅舅七舅舅都有手表，就连我表哥也有，可我爹没有。
我爹说爹不戴也知道时间，用不着，爹不戴那。我说您给说说这阵是几点。我爹说了个时间，我一看表，误差只有两分。
我当下就上街到修表店把表链给取了三截，正好了。
这下，我也有手表啦。
这下，我们家也就有了手表啦。
表哥说我妈，姑姑您当是小兰呢，给个上海表也高兴，招人要是有了媳妇儿，您得给人家准备进口货呢，给人家准备那英格儿呀罗马呀的才行。
我妈说：“这进口货保险是可贵呢。”
表哥说：“那作准的。上海表是一百二。英格就得三百六。是我一年的工资。”我妈说：“你爹说，贵贱不说，主要是这些东西不好买。”
表哥说：“姑姑您要是让招人找小兰妹妹的话。我敢保证，她白跟呢。啥三转一提溜，都不要。啥二十四条腿，无所谓，有个住处就行。”
我妈说：“找谁，东西我该给还要给，不能说因为找小兰妹妹，就叫人家白跟咱。可找谁不找谁，那得人家招人说了算。”
表哥说：“小兰问过招人，招人好像是不愿意。”
我妈说：“招人还没咋的个开这方面的心呢。他一个心眼儿就是吱吱吜吜地耍他那些耍活儿。”
表哥说：“对象有没有，您先给人家把那彩礼准备上。”
我妈说：“你爹跟你姑夫两个人正想法子着呢。”
当时政府给市民每人每年发着一张供应证，用来购买紧俏商品。买手表车子缝纫机这样的东西得要供应证。舅舅说买进口手表，最少得三十几张证。我爹户口在怀仁，他的供应证大同还不能用。我跟我妈五年才领着十张证，想买进口表，那得再攒七八年。
表哥结婚时，五舅舅已经把他家的证儿用了些，剩下的都给了我们，又跟人要了些，能给我买个进口表了。但证儿够数了，那也并不说就能买个好进口表，那还得在半夜里去排队抢号儿。百货商店每天进几块表发几个号，那号是在上班开门前发，可人们为了领号，半夜就在商店门前排上队了。
五舅舅给熬夜排队，抢了块瑞士百浪多的号。
为这个号儿，五舅舅还跟人打了一架。对方是两口子，人家那个女人很厉害，把舅舅的脸抓得尽是血道子，舅舅不打她，舅舅是打她的男人。
我妈说：“抓人家脸破人家相，不当呢。这样的女人歹毒。”
舅舅说：“管他，闹了块进口表也值。”
因为给我买表，舅舅让人把脸抓了，看着他脸上一道道的血痂，我觉得真对不起舅舅。
我妈给我爹布置任务说：“进口表五子给闹上了。家具这得你来给娃娃往回闹。”我爹说：“闹哇闹哇，为了我娃娃，我把这老脸豁出去了，磕头捣蒜求人去。”
我妈看看地说：“咱也甭二十四条腿。咱们家有上一个碗柜，再放上一对衣箱，也就把地摆满了，像是个新房了。”
我爹说：“年底我也就退休回家呀。退休前给娃娃闹他十二条腿。”
在我爹又回来送工资时，给买回来一个碗柜。上面是半揭盖儿的面柜，里面分着三个格格。可放各种面。下面是碗柜，分上下层。我妈高兴地说真好看，这个担大粪不偷着吃的真心保国也给办点大事。我妈夸我爹，还承认是大事。
我妈说我爹，有的那牛，你得用鞭子抽它它才用力。看样子得拧你。我还得跟你去，每天拧你，圪嚼你，圪嚼得你麻烦了，你就想办法呀。
我爹说，快别去了，我把我吃奶的劲儿都用上行不?
我妈说不行，得跟你去。
我妈跟我爹到了怀仁。这次，我爹给买了两个半揭盖儿衣箱。让拖拉机给送到大同，可在蛋厂城墙豁口让交警给拦住了，说这个时间段拖拉机不准进城。那只好是把两个衣箱卸在路边。
我妈求了两次过路的人，张了两次口，想让帮着往圆通寺送送这两个衣箱，可都让人们碰了。一气之下，我妈说：“求人不如求己。有牛还愁我赶不上山?”
我妈先是抱一个衣箱，往前走一截放下来，又返回头抱另一个，抱得超过头一个后又往前走一截，放下来，再返回身抱另一个。她就用这个方法，把两个衣箱，来回倒着，倒回了圆通寺。街巷人们看见了，都夸说曹大妈你可真有本事。我妈说，有牛还愁跟山上赶?
我提议买收音机，摆在衣箱上。我妈说想买你买哇。
当时的收音机不要供应证，可以随便买。我选了一个熊猫牌的，六个灯儿。拧开开关，里面六个灯都着了，再一转开关扭，动一下一个台，动一下一个台。听到了“美国之音”。想起五舅舅就是因为听美国之音让给打成了坏分子，我赶快把台拧过去了，找音乐。
听着收音机里的歌声，看着亮堂堂的房子亮堂堂的家具，我这心里也是亮堂堂的。
我这是不是也有点开心了?
6
读书
我们文工团没有好的独唱演员，下面基层的那些独唱的，按薛部长的说法是“充其量也只是个一般般的水平，不够一个专业文工团的标准”。我们认同他的这个说法。后来有人推荐说，新荣区插队生里有个北京女知青唱得好。薛部长说，叫她来，考核考核，行的话，把她闹上来。考核了一下后，果然是好。可人家新荣区的农村不归你矿务局管，你矿务局再财大气粗，可想随便地往上“闹”人家知青也不行。村里不白给，提出用三台大马力的电动机来换。矿务局不缺电动机，满足了村里的条件，把她换了上来。
北京女知青歌手叫郗洋洋。
郗洋洋不仅是唱得好，长得还好看。
全团上下，包括薛部长在内，人人都喜欢郗洋洋。
我也喜欢郗洋洋。我喜欢郗洋洋的主要原因是，她读过的外国文学真多，说起哪本书她都看过。还都能说说对这本书的评价，看法。这让我是很佩服的。我如果看过一本书又觉得好的话，也只能是简单地说出这本书好，却不能够深程度地说说为啥好来。人家能，说得头头是道。
巧的是，我说我读的最早的一本外国文学是《简·爱》，而郗洋洋说她也是。
更巧的是，我说自从看了这本书以后，就喜欢上了外国文学。她说她也是。她问我为什么喜欢《简·爱》，我说因为这本书里有对生活细节的描写，比如书里写瞎眼眼罗切斯特伸出手掌，想看看是不是下着雨。我以前看过的书，可不这样地写人的动作。又比如写老狗派洛特“先是竖起耳朵，接着就吠叫着，呜咽着，跳起身朝简·爱蹦过来”。我以前看过的书，也从来不会这么细致又真实地写到一只狗的行为。她说她也因为跟我有同样的理由而喜欢上了《简·爱》。她又说了些别的喜欢《简·爱》理由，我都赞同，可我就是说不出。尤其是她说夏绿蒂·勃朗特并没有把简·爱写成一个漂亮美丽的仙女，相反，简·爱的外表形象还有点丑陋瘦小。我说就是就是，你说的真对。
郗洋洋说：“你能不能跟我说普通话。”
我说：“我不会说普通话。”
她说：“普通话又不难学。我教你。”
我说：“我不学。”
吴福有正在旁边，说我：“乃谦，赶快学。洋洋教你你还不赶快学。”
我说：“你想学你学。”
吴福有说：“人家又没说教我。”
郗洋洋笑。人们都笑。
能让我佩服的女孩没几个。
除了郗洋洋，我还佩服过一个女孩，那就是我的初中高中同学，后来又一起到了红九矿宣传队的周慕娅。我佩服周慕娅是因为，那次在九矿宣传队说起了各自家里的姐妹们，尽都叫什么名字时，我说我姨妹叫玉玉，表妹叫妙妙，还有表妹叫平平。她问这是谁给取的名字，都是些《红楼梦》里的女孩。于是我们就说起了《红楼梦》的名字。让我没想到的是，周慕娅能把怡红院里十多个小厮们的名字都一一说出来，我可不能，我只记得茗烟锄药三两个人。她还说，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姐妹四人的大丫环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正好是“琴棋书画”，我想想，可不是吗?抱琴、司棋、侍书、入画。我以前可没想到这一层。她还说，这四姐妹的名字也有含意，那就是，曹雪芹让她们第一个字的谐音排成了“原应叹惜”四字。呀呀呀，了不得。我不敢跟人家继续谈论下去了。
了不得了不得。
从那以后，我对周慕娅另眼相看。
郗洋洋借给了我一本《错误的教育》，作者是印尼的阿布杜尔·慕依斯，看了这本书后，我学习书里的做法，在心里暗暗地也用摸扣子打卦，算算郗洋洋会是我的女朋友吗?算了几次，都不是。这让我失望，但也让我有点觉得无所谓。因为我发现，郗洋洋的骨子里，有点瞧不起我们本地土著民。
郗洋洋知道我家里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印度的《五卷书》后，觉得很是惊奇。我看出了她的意思，好像是只有他们这些北京的高贵人儿才会有这样的书，而我们本地的土豹子家里只配有几本《艳阳天》之类的书，甚至是《半夜鸡叫》这样的连环画小人儿书。
她问我怎么会有了《波斯人信札》和《五卷书》，我没跟她说这是在高中时，跟朋友老王他们到造纸厂去“抢救”回来的。我说是高中梅竹松老师让萧融把我叫到她家，给我的，给了一军用帆布袋，有二百本。
她提出想跟我交换《波斯人信札》，说除了《错误的教育》，再给我两本别的，让我自己说书名。我说我想想。
星期日，郗洋洋突然就来到我家。我不在。老王搬家呢，我跟着忙去了。晚上我回了家，我妈说哪的个侉女女，不进眼货，以后少叫她来家。
我妈说：“你看看人家萧融多好。你看看她，进了门没说两句话就问，你们就这一间房?夜里一家人怎么睡?你管我咋睡，我又没让你来睡。”
我妈又冲着我说：“你是把她引逗来做啥?一看就是个不懂得仁恭礼法，没家教的野地捉来的……”我没等她说完，赶快分辩说：“我又没引逗她，是她自己来的。咱们家住圆通寺，一进西门路南第一个巷子，好找。”我妈说：“往后不跟她来往。听着没?”我说：“噢。”
不管怎么说，是郗洋洋引起了我再次读书的兴趣。
但她不喜欢中国文学，就连《红楼梦》她也不喜欢。这让我觉得有点太不应该，要知道，我认为《红楼梦》比起外国文学来说，第一。我认为，再好的外国文学名著，都只能是排在《红楼梦》的后边。她居然说，没有可比性。
郗洋洋不喜欢《红楼梦》，不仅是影响了我对她的佩服程度。慢慢地，我不跟她说书了，我还跟她说我找不到《波斯人信札》了，以后找到再说。
我给周慕娅打电话，说想跟她借借《石头记》。她说过，只有看过《石头记》，而且是一遍又一遍地看，细细地琢磨、领会，才能知道《红楼梦》一书是怎么回事。
她在电话里说，你去找我二姐借去吧。我说人家认也不认得我，能借给我?她教给我说：“你跟二姐就说‘我乃应县下马峪村人氏，姓曹名乃谦是也’，她就会借给你的。”我听了哈哈笑。她说：“不捉哄你。你这样说准行。”她还告诉我她二姐家的地址是，花园里二楼一门一号。
我找到了花园里二楼一门一号，敲门进去了。当然没按她教给我的说法来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周慕娅同学，初中高中都是同学，我说我想看看《石头记》，她说你去跟我二姐借去吧。
二姐三十多岁。一看外表，就是个有文化而且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她自我介绍说，是在团市委工作，“文革”开始后，因为身体有病，在家休养。
她问我说你喜欢《红楼梦》，你看过几遍《红楼梦》了?我说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看，断断续续地看过三遍。她说那该看出点味道了，你说说《红楼梦》主要讲的是什么吗?我说过我最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可我急中生智地说出句连我也没想到的答案。
我说：“这本书主要是讲‘玉石之缘’和‘金玉之缘’。”
二姐说：“玉石之缘讲的是啥?金玉之缘讲的又是啥?”
我说：“玉石之缘讲的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金玉之缘讲的是宝玉和宝钗的婚姻。”
我对我的这个回答很满意，觉得还算是精彩。
二姐笑着说：“你可知道《红楼梦》里还有金金之缘?”
“金金之缘?”我摇头说，“不知道，也没听说过。还有金金之缘?是不是《石头记》里写的?”
二姐说：“我说的金金之缘，就在你看过的《红楼梦》里就写到了，大概是你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有点脸红，自己号称读过三回《红楼梦》，可连半点金金之缘也没有印象。
我说：“我回去好好儿地再把《红楼梦》看两遍，一定要把金金之缘这个谜底找出来。”
二姐说：“金金之缘是我的说法，别的人可没有这样说过。要不我给你大概地提示一下。”
我打断她的话说：“二姐，别提示。”
二姐说：“好好好。记住，不要看后四十回，只在前八十回里。”
我们不提金金之缘了，我们又说别的。
二姐对《红楼梦》的认识，直听得我目瞪口呆，大张着嘴而合不回来。
我来二姐家原本是想借借《石头记》，听了二姐的讲，我决定不借了。空手走了。
7
二妹妹
跟老王他们耍回来，准备吃晚饭，我妈让我打开收音机。她说想听段耍孩儿，让我给找找。我说这里面没耍孩儿，我妈说花了好几百连个耍孩儿也听不上。我说要是“文革”前可能能听到，“文革”开始后耍孩儿这样的小剧种剧团都解散了，您想听我给找段晋剧听。我妈说就晋剧就晋剧。
我就给找台就告诉我妈说，平时我不在家，您想听拧着收音机找吧，晋剧肯定是能找见。我妈说贵巴巴的我怕拧坏。我说拧不坏。正说着，一种美妙的音乐跟收音机里传出来。
我把频道对对正，把音色调清晰，听听，是一个男高音在唱我最喜欢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样的歌曲在当时认为是黄色的，是不能唱的。这是什么台?敢播放这个歌?
管他什么台，先听吧。
听着听着，我陶醉了。
“我愿变作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那细细的皮鞭，轻轻地抽打在我身上。”
真美真美真美!
听着听着，歌声结束了。这时，电台里用标准的普通话说：
“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我吓了一跳，赶快把声音拧灭。
“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在当时都是敌台。
我妈说：“唱得好好儿的咋不唱了?”我不敢跟我妈说刚才那是敌台，要说了的话，她以后不让我听收音机可糟了。我说：“唱完了。”
她说：“后生的嗓子亮堂堂的，调如存金唱的好。”
我妈的意思是说，刚才的歌唱家唱得跟存金差不多。她的这个评说，让我也想到，存金他要是唱这个歌，真的也能够唱这么好。
我妈问我，你们文工团里也有人能唱这么好吗?我说没有，我说我们文工团啥也不错，就是缺个像样子的男歌手。
我妈说：“那叫存金来给你们唱哇么。”
我正要说他是个农民，可一下子想起，郗洋洋不也是个农村的插队生吗?不也是跟村里调上来了?
我一拍手，说：“妈您真伟大。”想想后我又接着说，“真的，要是让我们团领导听听存金唱的话，那没准儿真的能够看得上他。”
我妈说：“那还不赶快去说说。存金要是真能给你们唱的话，那他也就有了工作了，也就不愁找个对象了。”
我又连声地说“您真伟大真伟大”。
我盼着赶快就是第二天，我赶快去跟团领导说这个事。
拉灭灯睡觉时，我跟我妈说存金没文化，领导别不要他。我妈说他会唱就行了，要文化做咋，又不是叫他去写字。我说他没文化，可他真的会写字，听七舅舅说，他过大年时，已经是自己写对子了。
正月时，七舅舅领着妙妙回晋中时，说存金过大年的对子是自己写的。妙妙说，存金不懂得大年的对子是应该写对仗的句子，他是把他认得的字，一条红纸上写七个，另一条红纸上也写七个，贴到了街门框上。左边贴的是“天地人山川大小”右边贴的是“人有两手两只脚”，横批是“二妹妹好”。我听了直想笑，但也真高兴。七舅舅说他字写得好看，根本就看不出是个文盲写的字。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车到了新平旺，团指导员李健壮同意我把存金叫来，她说先让大家听听，大家说行，再跟薛部长打招呼。
我当下就又骑车返回了圆通寺。
我妈说正好也回村看看姥姥去，我们娘儿俩乘坐着长途车回了应县城，又乘坐着短途公交车回了南泉村。步行二里到了姥姥家。
一路上，我跟我妈设想着这件美好的事，我妈说先引存金到圆通寺，再让我引着他到大众洗个澡理个发，再给他穿上我爹替下的衣裳，这然后再去见文工团领导。我还设想着要抓紧时间教他个适合他唱的歌，我已经想好，就教他唱《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这个歌是“文革”前的《走头头的骡子三盏盏灯》改编的，只是换了换词，调儿没变，很适合存金唱。
在应县城到南泉村的小公共车上，我还想到了二妹妹。我说妈，存金要是跟咱们来了，二妹妹该咋办?
我妈睁大眼问说：“啥二妹妹?他多会儿有个二妹妹?搞上对象了?”
我忍不住地哈哈笑起来，惹得车上的人看我。我放低声音说，二妹妹是他的那条狗。
我妈问说咋叫狗叫二妹妹，我跟我妈解释了原因，还说我吹箫的时候，二妹妹能跟着箫声呜呜地唱。紧挨着我的后边座位，有个大爷听了我的话，问说：“你们这是不是说钗锂村存金呢。他那条狗可是出了名的灵。”
大爷是小山门村的，距离着我姥姥村七里地。
我妈说：“这有啥难，它还留在村里帮着放羊。”
小山门大爷说：“那条狗，你是不知道它。怕得是不好好儿地留在村里。”
我妈说：“不好好儿留也得留，总不能是也把它引到大同矿务局哇。文工团要也不会要。”
小山门大爷说：“要叫我看，如果存金真的到了大同矿务局。那条狗非要跟着存金往那儿跑不可。”
听了我们的对话，旁边又有人说起了灵狗，说灵狗想找主人的话，几百里也能找得到。
这时候我想起了莫泊桑的小说《窑姐儿》，心里滋生出一种后果很不好的预兆。
怎么办呢?我喜欢二妹妹，可也盼着存金能到了我们文工团去唱歌。
我妈说：“总不能是为了一条狗，耽误了存金的好前程。”
小山门大爷说：“咱们现在谁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可要叫我看的话，存金也不舍得离开他的狗，他宁愿不当矿工，也不会跟他的狗分开。”
到了姥姥家才知道，这话可真的让小山门大爷说准了。二妹妹跟存金最终也没有分开。
每到夏季数伏天，怕羊中暑热死，存金就背着行李和干粮，把羊群顺着峪沟赶进山里。进山十多里的地方，有两处没人住的破院子。大概是院子的主人嫌这里冬天太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搬迁到别处去住了。每年的暑季最热的那一个多月，存金就把羊群赶到这里避暑。破房子没门窗，还有点漏雨，但总比睡大野地好。峪沟有泉水，人和羊都能喝。隔个十多天，存金就安顿二妹妹给看着羊，他回村取点干粮装点咸菜，再进山。
妗妗说今年的这次进山后，人们没见存金回来，却是在一天的晚饭后，听得二妹妹在羊圈门口发了疯地汪汪叫。二妹妹从来不这样汪汪地瞎叫，这是咋啦?
人们这才想到，该不是出了问题?村干部叫了几个民兵，打着手电，跟着跑在前面的二妹妹进了山。
存金面朝天躺在破房的土炕上，早死了。
平平说：“村里的赤脚医生说，存金身上没外伤，就是脸面发了黑。是中毒死的。”
我问：“中了啥毒?”
平平说：“中啥毒，就连公社的医生也说不清。一会儿说是吃了有毒野菜，一会又说可能是让毒蛇咬了。”
姥姥说：“也说不准是心上麻烦了，装上点耗子药，自寻了无常。”
我问：“县里没来人?”
妗妗说：“他们大概是说也没跟县里说。一个放羊的，死就死了，死了就埋了。”
我妈回想说那两处院子在解放前就有，住着的两户人家是山南边繁峙县的人，他们还一小片一小片地在坡梁上种着地，姥姥说院里还栽着棵杏树。我说我想去看看，平平说表哥我跟你去。姥姥不让去，妗妗也说看蛇的。我妈说按存金的性格不会是身上装了药，跑那里去自寻无常，说不定真是叫毒蛇给咬的。
我怕蛇，一说蛇我就不敢去了。
姥姥说：“招娃子给他找了这么好个做项，他却是死去啦。人们信神呀信鬼呀信这呀信那呀，我看是信命哇。”
妗妗说：“可说了个对。谁也争不过命去。”
“二妹妹呢?”我问平平。
平平说：“自存金死了，尔娃二妹妹就不吃不喝了，一股劲儿刨坟，把四个爪爪刨得血乎乎的，后来刨不动，趴在坟上不起来，过了几天死了。人们把它也埋进了坟里。”
第二天我到南泉供销社，给存金买了十本小学生用的语文格格本儿，又买了十支铅笔十块橡皮。我没点着烧，我是给他埋在了坟里。
8
饺子
上次，我妈提出了一个我认为是最伟大的建议。那就是，让存金到我们文工团来唱歌。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建议，我们文工团缺歌唱演员，而存金又唱得真好。我们信心足足地，回到了姥姥家，来办这个事，而且是信心满满地认为能够把这个事做成。可谁能想到，存金他，唉，不说了，不说了。
我和我妈从姥姥家往大同返的时候，我妈说咱们到清水河下车，去眊眊你爹去，说是退休呀退休呀他咋还上班。可我们到了公社，门房大爷说曹书记退休了，回了大同。“文革”开始没多长时间，造反派把我爹撵下了台，只给他在最后的一排房留了个宿舍，平素就让他下到大队搞农业学大寨运动。我妈问行李也背回去了?门房大爷说没注意。我到后排房看了看我爹的那间宿舍，炕上空空的。
我们赶快步行十里，到怀仁乘坐晚上的火车往大同返。可进了圆通寺，我爹不在家，家里也没见我爹的行李。问隔壁柳姐姐，她说我爹见家里没人，又听说我和我妈是去了应县姥姥家，他就又回了怀仁。
唉，真是的。出门不顺，办事不成，寻人不遇。按黄历书上说，这是下下卦。
过了些日，我爹空手跟怀仁返回家了，我妈问说咋没背行李，还去?我爹说，还让去。
原来是县革委领导跟我爹说，老曹你的身体也还行，再给坚持个一两年再回家。我爹说，好说。领导又说，照顾你个轻闲营生，回城到缝纫社给带带新同志，把新同志带起来，您就回家休息。我父亲说，好说。
就这样，从一九四四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一个老同志，退休后又在领导的照顾下，从行政部门到了小手工业作坊。
我爹说，管他，工资一分没少，每月还拿我的八十三元就行了。
我妈问缝纫社有食堂没?我爹说没有。我妈说那你到哪吃饭?我爹说在公社吃了十来年食堂，下乡后又吃了几年派饭，我早吃得麻烦了，我早就想自己做了，这下可好了，我想吃啥就做啥。
我爹总能把坏事归结成好事。
“唉，说你是真心保国，你也真是真心保国。”我妈只说了这么一句，再没说别的。
我们文工团要到怀仁县去慰问演出，先在城里演一场，后再到焦煤矿演出一场。我妈说，那你正好去眊眊你爹，去看看他咋糊弄着吃饭呢。
那天的下午四点多我们到了怀仁，我跟团指导员李健壮请了个假，先去缝纫社看我爹。
缝纫社在大街的路南，是相连着的三个小四合院儿。
我爹他根本就没想到我会来，当人们喊说“曹书记有人找”，他从一个车间出来了，带着个老花镜。我好像是看见他在那里帮着剪线头。他把花镜摘下来，看看是谁找他。一看是个我，“呀!招子。招子。俺娃咋就给爹来了。”
突然地看见了儿子，他的那个惊喜的样子，让我至今难忘。
“快，快给爹入家。”他把我领到一间屋，给我撩开布门帘。我正要进，他又说“你来你来”，把我拉到又一个屋，“贾主任，你看这是我娃娃。”一会儿又把我拉到另一个屋，“梁会计，你看我娃娃。”
他见我有点不情愿的样子，就没再往别的屋拉，要不，他可能还会把我拉到所有的车间，让全缝纫社的人都知道他有这么个宝贝儿子。
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就是一间小西房，最多有十五平方米。一进门的对面是一条土炕。炕上铺着高粱席，他的行李卷起在炕脚底。
地下有两件木制家具，一个是办公桌，另一个是碗柜。
他也不问问我来做啥，就说：“爹给俺娃割肉去。”
我跟他说是来慰问演出，这就得到礼堂去装台。他说你演完来爹这儿吃饺子，我说噢。他说你黑夜就跟爹在这儿睡，我说噢。
他把我送出大门又说，爹给俺娃割肉去。
在礼堂正装台，有个人喊我，一看，是高中时的老同学郭振元。我俩当时都是大同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乐队的主力，他拉板胡，我拉二胡。他现在在怀仁县剧团，是乐队的负责人。他早就听人说我在大同矿务局文工团，这是领着他们乐队的人来听我拉二胡了。
我没客气，给他们拉了一曲《红军哥哥回来了》，这一曲，把他们都给震住了。我看出他们的赞叹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出自礼貌。当我在他们的请求下又拉了一曲《草原上》后，郭振元吩咐他的一个队员，回剧团去搬录音机，要录我的音，好留着给他们的队员学习。我说我们快开演呀，再说这里乱哄哄的，效果也不会好。他问我什么时间离开怀仁，我说明儿早晨。他就求我演出完到他们剧团去给拉上几首曲子。我想想说，也行。我想着用上半个钟头就录完了，然后再到缝纫社跟我爹去吃饺子。
我爹割回肉，工人们还没下班。他先跟一个家离缝纫社近的工人借了一套被褥，工人送来他一看没有护里，就又掏出钱让梁会计给上街买了被套、褥单儿。把护里套好，褥单铺好，把他的枕头给我准备着，又从衣服包够出块新洗过的枕巾给换上。他没跟那个工人借枕头，他自己打算就枕着衣服包睡觉。
他买的是带骨猪肉，把猪皮和骨头先炖在锅里，然后就慢慢地做饺子。工人们下班走了，他又想起我在家好吃炖肉烩粉条，就又麻烦门房孙大爷给上街买了一趟粉条。
饺子捏好了，锅里的水也开了，就等儿子回来往锅里煮了。猪皮也炖软了骨头也炖烂了，就等儿子回来下粉条。
左等儿子不回，右等儿子不回。
我跟他说的是差不多在十点半就回来了，可他看看办公桌上的马蹄表，都十一点了，还不见儿子回来。
他就站在大门外朝着大礼堂的方向瞭。街上黑洞洞的，很少有个人。好不容易瞭着有个人过来了，可到跟前一看不是。好不容易远远地又有一个人影子走来了，可走走走的却不见了，人影子拐了弯。
他一直没吃东西，可也不觉得饿，他就想等着儿子回来，一块儿吃。
他不饿，可他想起了儿子。娃娃一定是已经饿坏了，可娃娃他这是去了哪里了呢?
我爹那里饿着，可这个时候他的娃娃我，却正在大吃大喝。
演出完，我没有跟着大伙到县招待所食堂吃饭，尽管那里给摆着大鱼大肉在等着我们。可我没去，我说好是到我爹那儿去吃饺子。
我跟着郭振元到了县剧团。录完音，他们却给摆上了酒和菜。酒是玻璃瓶高粱白酒。没有热的菜，全是罐头。我说不能，我说我爹还等着我吃饺子。他说，老同学老也不见，喝一杯再走，再去吃饺子。我这个人耳朵软，吃不住人硬劝。就说，一杯，就一杯。他说一杯一杯。可他却给倒了喝水杯那么大的一杯。别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我这样的杯，倒得满满的。我以前没喝过这么多酒，可既然答应了，再说人家们也是那么多，喝就喝。
我心想着我爹那里一定是等急了，为了快快喝完好回我爹那里。我就大口大口地喝，进度很快。他们的杯子还是半杯的时候，我的杯子已经空了。他们说，闹了半天你能喝呢。又要给我倒，我按住杯子硬不要，说该走了该走了。他们说，一点儿，就一点。我就放开了手。他们倒是真的给倒了不多点，但也有五分之一杯。我把这一口干了后就走了。郭振元把我送到大门外问我没事吧。我说没事，他就回去了。
我永远忘不了我记忆中的这件荒唐的事。
我永远忘不了我爹和传达室孙大爷在半夜的两点多打着手电找见我，我爹抱着我就哭就“招子招子”地呼喊我，我被呼喊醒后，才知道自己是睡在了大街上。
我也永远忘不了第二天早晨，父亲把饺子煮在锅里，叫醒我时，文工团的人来找我了，说马上就要出发。
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可我望见，我爹还站在缝纫社的门口，举着戴有蓝袖套的两臂，冲着我们的车摆动。一下子，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9
苏武牧羊
一九七一年“五一”节过后，薛部长指示，排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这就又开始招人了，招专业唱戏的，武打的，还派灯光舞美去外地学习。
排样板戏，不能是用民乐了，给我发了小提琴。我又开始狠死地练习这种新的乐器，也开始学习五线谱了。
我很高兴，很认真，把我拼劲儿又拿了出来。
以前没拉过小提，好多的曲子用二胡是拉不出味道，只有小提才能演奏出那种应有的效果。如《梦幻曲》、《西班牙小夜曲》。我拉着《西班牙小夜曲》，常常是拉着拉着，就忘了自我，进入到里面，眼前出现了皎洁的月光，照在银色的沙滩上。
“嗨!嗨!”薛部长在我背后“嗨!嗨”，把我从西班牙嗨回到新平旺文工团的院里。他说：“有你那样拉小提琴的吗?摇头摆尾的，你是爵士乐队的吗?”
以后我拉小提琴时尽量把身子弄得直直的，怕让薛部长说我是爵士乐队的。
三个月后，我就能拉《新疆之春》了。又专门练习了一个月，我的快弓已经能够拉《智取威虎山》里的圆号独奏那一段《打虎上山》了。至于《红灯记》，照着给我的配器分谱，就能很顺溜地演奏下来。刘玉文很满意，夸我说小曹在这方面有天才。
排《红灯记》，主要演员必须得有B角，也叫备角。铁梅的备角是十一矿宣传队招来的，叫郭秀英。年龄还小着呢，才十七岁。向仁喜欢她，她也跟向仁好。像只依人的小鸟，走哪跟着向仁。
国庆节过后，我们文工团由薛部长带队，代表着大同矿务局三十万煤海儿女，到省内的各大部队去慰问。
我们是乘坐着火车出发的，先直接到了山西南边的运城，到那里的部队慰问。然后是侯马、曲沃、临汾、太原，往回返着去慰问下一个部队。回的时候就不是坐火车了，是由部队派车送，演员们坐大轿车，薛部长由部队的政委陪同着坐小卧车。
在侯马时，我们逛大街，我买了一把孔明的羽毛扇，又给我妈买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郭秀英见我买的是女式的，用手指头点厾着衬衣，悄悄问我“给谁买的”，我哈哈笑，她红着脸跑开了。在车上——往往是老王和向仁坐一起，而我跟她坐一起。我悄悄跟她说“给我妈买的”。她缩着脖子捂着嘴，不出声地笑呀笑。
在临汾的部队时，我中暑了，身上发烧。郭秀英给买了橘子汁，让向仁给我，还让向仁跟我说不是她买的，是向仁给买的。
后来我们四个人走哪都相跟着。形影不离。逛大街走开一会儿，她就大声喊：“小曹哥——”怕我丢了。
到了太原，我们又往东捩，拐向了大寨。
我在大寨买了个草帽，上面印着“农业学大寨”几个红字。我跟拉手风琴的麻有才还在写有“大寨”二字的山墙下，拍了照。返回大寨招待所宿舍，我拿起二胡随手拉着《苏武牧羊》，就拉就想起了慈法师父唱《苏武牧羊》的样子，我好像是又听到了他那山羊在咩咩叫的味道。
李健壮指导员进来，笑笑地跟我说薛部长找你。
薛部长找我?他找我干什么?
薛部长只要是到了文工团，要求人们都是点头哈腰的。我从来没有跟他那样过，哪怕是一次，也没有。一是我不会那样，二是我觉得那没必要。你当你的领导，我好好地拉我的小提琴，你非得让我跟你点头哈腰有个啥意思。你如果问我正事，我会跟你说的，而且也是很有礼貌地跟你说，你来是看大家排《红灯记》，看进展如何，又不是专门来看我了。再说，有那么多的人跟你点头哈腰还不够吗?还非得加上我?
我不理睬他可又不是对他有了什么意见，没有。人家是大领导，我一个小小的团员能对人家有什么意见呢?如果是他进了我们屋，而且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那，我肯定会跟他打招呼的。可没有这样的场面发生过。
其实我也叫过他薛部长。那次我跟家里来了，在文工团大门碰到他，我主动地跟打过招呼，叫了一声薛部长。大概是我的声音有些低，也可能是我脸上笑得不太厉害。他没理我。从那以后，我一见他，心里就觉得害怕，觉得吓得慌，就想尿尿。
我悄悄问李指导，薛部长叫干啥?李指导笑笑地说，没啥大事儿。
我放下二胡，去找薛部长。
他的宿舍门开着，坐在圈椅上，跟部队的政委聊天说话。薛部长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要这么说，老人家并没有意思要往下打。”部队政委说：“老人家的心胸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薛部长说：“都写进党纲了。你已经是法定的接班人了，就等不及了。”部队政委说：“就是叫那个瞎指挥给坏了事。”薛部长说：“历史上好多的大事都坏在了女……”薛部长看见了我，停下了要说的话。
我叫了声“薛部长”，进了屋里。他们没说让我坐，我就站在一进门的地方。
“是你拉《苏武牧羊》?”薛部长问我。
我说：“噢。是我拉。”
他说：“你知道苏武是个什么人?”
“什么人?”他把我问住了，我低声地说了句“什么人”就再不会继续说什么了。
他说：“年轻人应该学点历史，要不的话，就会糊里糊涂地犯错误。”
“犯错误?”我又低声地说了句“犯错误”，我觉得有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脸对着部队政委说：“我以后得给他们多讲点历史。”又把脸转向我，“好了，你先出去吧。以后别再拉《苏武牧羊》了。”
我糊涂了。没走开，看他。
他说：“告诉你，《苏武牧羊》是投敌叛国的曲子。苏武和林彪逃跑的是一个路线。”
我更糊涂了。
“去吧去吧。我们这里有工作要谈。”他呼扇着右手撵我。
我糊里糊涂地出去了，糊里糊涂地回到我的宿舍，糊里糊涂地拿起二胡，又糊里糊涂地继续拉起来，拉的还是《苏武牧羊》。吴福有不知道刚才的事，还跟着我唱。
老王和刘玉文也进来了，一起跟着合唱：
……
转眼北风吹，
雁群汉关飞。
白发娘，
望儿归。
红妆守空帏，
三更同入梦，
两地谁梦谁。
任海枯石烂，
大节定不亏。
能使匈奴，
心惊胆战，
恭服汉德威。
苏武留胡节不辱，
雪地又冰天，
苦忍十九年，
渴饮雪，
饥吞毡，
……
“集合集合，装台装台。别唱了别唱了。”李健壮指导员进来了，大声地招呼人们去装台，看着我，就笑就把我的二胡按住说：“别拉啦别拉啦，装台装台。”大伙儿都去了礼堂。
大寨的礼堂比我们矿务局的礼堂要好，台前下面还有乐池，一看就很现代化。我们这次带的是小节目，乐队还是在台上的左侧的位置。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现象，那就是，演出前观众进场时，谁来得早，谁就自觉地坐在后排，来的迟的，后面都坐满人了，反而得往前坐。这个以前从没见过也想象不到的现象，让我们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不由得从心底佩服大寨人这种共产主义的精神文明。
演出中，郗洋洋的独唱“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唱到一半时，台下有个老汉给放声哭。随后，就有人站起，举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牵记血泪仇——”我看吴福有，他也看我，我们都想起了在大同红九矿彩排时，有过的这个场面。可眼前的这个一呼千应的气氛，更浓烈，使得我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大寨是我们这次慰问演出的最后一站。
李健壮指导员宣布，放假一个星期。我们都拍手高呼。
一个星期后，我来到文工团，向仁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郭秀英再也来不了了，她让驻运城的部队紧急招去，当了文艺兵去主演李铁梅。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没说什么，闷闷不乐地，坐在乐队室，扶起吴福有的大提，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没完没了地，拨着一个曲子，“快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去参加游击队……”下午下班时，向仁按按我的肩膀，说：“走哇，到我家吃饭去。”我摇摇头，继续一下一下地拨着，拨着。
第二日，李健壮指导员把我叫到她办公室，让我坐下。她转告了薛部长的决定：我被开除出文工团。
理由是，说我不听劝阻，多次拉奏投敌叛国的曲调：《苏武牧羊》。
让我在三天之内，到企业处橡胶厂去报到，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